书城童书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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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克里米亚战争(5)

她的个性以及深远的思虑是她坚持不肯回国的主要原因,在她一生中从没有半途而废的事,而且她也不愿意因自己的离去,使得护士、士兵以及在战场上所有需要她的人,失去依靠或开始散漫、无组织而前功尽弃。

士兵们或许会因为她不在身旁而失去生存的意义,以及痊愈的希望;护士们也可能会因为她的离去,而生思乡之情,使信念动摇;这些都是弗罗伦丝不能接受的。

“除非战乱平息,除非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伤病员,否则我绝不离开这里。”这就是弗罗伦丝拒绝所有关心她健康的人的最大理由。

当她这种决心和毅力在各报发表时,人们的喜忧开始随着她的病情的好坏起伏不定,人们对她的关怀已达极点,绝不是一年前的情景可以比拟的。

在里哈斯特的住宅里,赞扬和勉励她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客厅里访客云集,使姐姐芭莎忙得一刻也不得安宁。

市场上开始大量销售各种版本的南丁格尔传,新闻杂志上时常可以看到弗罗伦丝的大名,以及歌颂她的诗篇,连大学诗歌征文比赛也以弗罗伦丝为主题,有时还配上乐谱,诸如此类的歌曲处处可闻,盛况空前。

也有的人把她的肖像作为信纸的画面,或者用它来作为瓷器上的花纹,也有以南丁格尔位于里哈斯特的宅邸风景作为图案印在各种用品上面。

今天,人们喜欢把自己的女儿命名为弗罗伦丝。

至于把道路、轮船、赛马和狗命名为弗罗伦丝或南丁格尔,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她,假想她时时在身边的心理吧。

这种狂热的现象,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发生过,他们因崇拜某一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有如迎神赛会般热闹非凡。

弗罗伦丝对后方人民的轰动,真有点不知所措,当姐姐把人们表达情感的东西——画像、信纸、剪贴、杂志——寄到乌斯库台时,弗罗伦丝写了下面的回信:

“谢谢你寄来的士兵补给品,但对于那些画像和颂扬功绩的报道,我实在不敢苟同。一个人肯付出真诚的爱心,绝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赞美。当我看见每一篇对远征护士队大肆渲染的报道时,心中非常不愉快!

“任何一项计划都必须先扎稳根基后,才有茁壮的可能;也就是凡事都应该由小事默默地耕耘,并且不断地灌溉才能有成功的一日。对于别人的奉承和赞美,绝不是使事情向前推展的动力。

“我担心后方这些过分的夸耀,会使护士们得意忘形或变得虚荣,破坏了医院里的规则。

“我们的工作,本是全国最有发展的计划之一,因此在一切还没有踏上轨道的实验过程中,如果受到太多的赞美,势必成为这项计划的阻碍。”

这就是弗罗伦丝的心意,只要是有益于工作的批评或赞美,她都会乐意接受,但对于这些变质的、能影响工作进行的言词,却不由得感到失望和不悦。

所幸的,并不是全英国都陷于这种浮躁、随俗的狂潮中。

女王的褒奖

维多利亚女王赐给弗罗伦丝一件礼物,并写了下面这封信,表达她至高的感谢和赞美:

1855年11月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在充满血腥的战争里,你表现了基督教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内心的敬佩之情无以言表,我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很容易了解。

你的功劳比起勇敢的将士们,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以慈祥的双手,抚平了他们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对于这些伟大的贡献,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来致意。我以一枚胸针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征,请你配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针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你崇高的事业。

将来,如果能和你这位为我们女性争光的人成为好友,必定是我最高兴的事。

我祈盼你身体健康,并接受我真诚的祝福。

维多利亚女王

这一枚御赐的胸针,是由亲王殿下亲手设计的,不但富有创意,别致精巧,而且对弗罗伦丝而言独具特殊意义。

胸针的表面是红色的珐琅,上面有圣乔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又镀有一个钻石王冠,王冠内用金字雕刻着:“怜恤剐人的人有福了!”背面则是金色丝带,上面有女王亲笔题的字:“对献身服务、效忠女王的南丁格尔,致最高的敬意与谢忱。”

这是一个长8公分,宽6公分的胸针。当作饰物似乎稍嫌太大一点,但它是荣耀的象征。弗罗伦丝在战地时曾佩戴过几次,但回国以后就不曾使用。现在,这枚胸针已被陈列在伦敦的博物馆里了!

募集“弗罗伦丝基金”

伦敦的上流社会,正计划各种活动来褒扬弗罗伦丝。

但对无意于物质又无心于名位的弗罗伦丝,要以什么方式才能使她欢乐呢?

以赫伯特夫妇为首的上流社会,经过磋商的结果一致认为,向弗罗伦丝表示敬意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设法使她的工作持久,并能充分发挥她的各项才能。

他们决定建立一所以弗罗伦丝的理想为宗旨的护士学校,造就她心目中的白衣天使,于是筹款的工作积极展开,大家都相信,这一种方法,她绝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这一项正确而完美的提案,由赫伯特担任名誉秘书,各部的委员也相继产生,他们开始募集筹备资金。

为了使全国人民都能向弗罗伦丝表示敬意,募款的方式不以上流社会为范围,而是以全英国人民为对象。

1855年11月29日,终于在曼彻斯特召开演讲会,阐明“弗罗伦丝基金”的宗旨。参加这次演说的,有不少皇族成员,其中包括了沙布利基侯爵。

赫伯特和朝野名士都分别发表了意见,赞扬弗罗伦丝的伟大,这些言论引起台下的共鸣,博得热烈的掌声与一致的认同。那天晚上母亲写给弗罗伦丝的信上说:

“11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天……在我们家族里,最不关心自己的荣誉与名位的就是你!可今天,对南丁格尔家来说.却是一个最值得骄傲的日子……在英国,从来没有为了一名女子召开过这么盛大的演说会,你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将使更多的母亲感到骄傲。”

在世界上,能对自己的女儿感到如此满意的母亲实在不多。可是,就是这个母亲,曾把女儿禁锢在家中10年,不准她从事极有前途的护士职业。后来实在拗不过了,才让她到凯撒维斯学习三个月的护理。弗罗伦丝从凯撒维斯写信给母亲说:“请您相信并帮助我。有一天,您为我付出的一切必能得到报偿与喜悦!”

两三年后,弗罗伦丝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率领38名护士离开伦敦,赴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在乌斯库台展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战地救护工作,创造出无比辉煌的业迹,因而南丁格尔的名字传遍了前线和后方,并得到女王的褒奖,也给父母和家庭带来莫大的荣誉和喜悦。

一个得不到父母谅解而性情孤僻的孩子,并没有像别人所预料的那样走人无法为常人所接受的歧路上去,却走上了一条无比荣耀的康庄大道,成为一名扬名千古的战地巾帼英豪,也许这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天才的特殊命运吧。

对于母亲这一次的来信,弗罗伦丝的回答如下:

“我一味埋头地工作,从不渴求社会的声望与地位,但如果这些东西能使您觉得快乐,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次大会展开了序幕,“弗罗伦丝基金”募款的演说会开始在各地召开,短期内,在国内募得基金高达上万英镑,在战地和军队募集的基金则有9000英镑之多。这笔庞大的基金,代表着人们对弗罗伦丝的敬意,大家都希望她的爱心与力量,能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遭到嫉妒与打击

1855年9月11日,俄国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终于被英法联军攻陷,历时11个月的苦战,也就告一段落。但不论是守备或攻击的一方,都受到严重的损失,并丧失了无数的生命。

战争的胜负虽已成定局,但还没有到达和平的阶段。

小规模的战争,‘仍在各处不断地发生,因此弗罗伦丝的工作仍然无法停息。

她再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并做为期五个月的逗留,她虽然尽心地从事这种艰苦的工作,却遭到战地的官员们的种种刁难和打击。

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创造出光辉的业绩并得到社会广泛赞扬的时候,必将受到一些心胸狭隘的人的嫉妒。嫉妒,这是人类自私、卑鄙的天性。敢作敢为,不愿媚俗的弗罗伦丝也难免不遭这样的厄运。她的表现愈是卓越,人们的嫉妒也就越深。

克里米亚的英军大本营中有许多心怀妒意、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们害怕受到全国支持的弗罗伦丝到克里米亚来会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

军营中还有一些憎恨弗罗伦丝的人,这些人包括曾挨过骂的护士、迂腐颟顸的官员,曾受过她嘲笑的大使以及其他心胸狭小的人,在他们心中,弗罗伦丝不但不是仁慈的天使,反而是一个可憎的自大狂。他们对弗罗伦丝的工作处处吹毛求疵,说她“不遵从命令,不服从规则,总是自以为是地武断行事。”还批评她“非常苛刻,几乎不近人情。”

克里米亚英军大本营的某些军官反对弗罗伦丝来克里米亚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在委任书上只授命弗罗伦丝为“土耳其战地医院护士总监督”。由于克里米亚岛隶属俄国,不在土耳其境内,所以克里米亚各医院不在她管辖的范围内,她无权来此地视察。这些军官认为:如果她坚持要来,那么她只不过是一个僭越权责、爱管闲事的侵入者。他们说:“乌斯库台在海的那一端,也就算了!现在她竟然敢插手干涉克里米亚的事,嘿嘿!我们可不能让她轻松愉快地回去!”

克里米亚的军医总督霍尔博士一向与弗罗伦丝有隙,弗罗伦丝曾嘲笑他为“克里米亚墓地爵士”,意指他玩忽职守,造成许多伤病员无辜牺牲。现在,霍尔博士与其他文武官员联名向政府请愿说:“请下令撤回弗罗伦丝·南丁格尔。”

弗罗伦丝也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要求陆军部对委任书的用词加以修正,以免妨碍她在克里米亚的工作。

虽然,霍尔博士的势力非常庞大,但是陆军部首长认为弗罗伦丝的理由充分,因此在1856年2月20日,重新修改派令,确定她的职权。

表面上,弗罗伦丝获得胜利,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平息,官员们的反感和嫉妒与日俱增。当弗罗伦丝率领着24名护士第三度来到克里米亚时,竟以拒绝发配粮饷为手段,想困绝她们的生机,使她们知难而退。

但却万万没料到,弗罗伦丝自备粮食,使护士们免于饥饿而能顺利行事。

她在克里米亚的工作由于失去了人和,的确困难重重。造成这种局面也与她的个性有关。她待人处世的方法,不是律己宽人,而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能力,这一种作风从不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工作中,她不能容忍别人有细微的差错,或是分秒的怠慢。这种作风往往会得罪人,结果给自己带来不利。

她在克里米亚这段时期,由于遭人忌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她回国后的大半生涯,一直被病魔所纠缠,无法再站出来工作。

1856年7月上旬,当任务已告一段落,护士队伍正准备回乌斯库台的时候,弗罗伦丝突然感到身体虚弱无比,立刻立下遗嘱,以备万一。从此以后,病根深埋在她体内,使她不能过正常人的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