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不是现实，因此具有理想的品质，特别是系于道义的志向，理想色泽更重，因为道义也具有理想性。故事中有些人不愿意出山，不是鄙夷官吏这个角色，而是时逢乱世，无法实现“安百姓”的理想，只好躲起来“修己”。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理想。现在都在谈“中国梦”，梦就是一种理想。对于官员群体来说，这个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国家强大，人民幸福。这是大理想，每个人还有自己的小理想，比如业务、事业、升迁等。小理想服从大理想，只有在为大理想奋斗这个前提下和过程中，小理想才能实现。脱离这个轨道，你很难跑到别人前面。
贯通于道义的志向是快乐和幸福的一个源泉，这方面最著名的论断是孔子赞叹颜回的话：“颜回的德行真好啊，一竹篮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颜回的德行真让人称道呀！”（《论语·雍也》）世事艰辛，只要志向不灭，您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份不像物质性享受那样需要成本支撑的慰藉。
（二）气节
要义
气节与志向一样，也是一种意志品质。所不同的是，志向在于选择，气节在于坚守。这种坚守具有信仰的意义，道义、原则、志向、观念、理想、感情、尊严等都是它的对象，总之凡是被视为最终价值的一切均包含在内。
这种坚守往往伴随着牺牲，所谓的“死守”（《论语·泰伯》），至死不改初衷。就是孟子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子上》）意思是，鱼，是我希望得到的；熊掌，也是我希望得到的。如果这两样不可以同时获得，我就放弃鱼而留下熊掌。生命是我希望拥有的，道义是我希望坚守的。如果这两样不可以同时做到，那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道义。生命本来是我所追求的，但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中还有比生命更贵重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
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气节高于一切，是人的第一生命。
故事
杀身成仁
商朝的纣王无道，沉溺酒色，宠爱妲（dá）己，对她言听计从。商纣王命令乐师创作淫乱的音调、放荡的舞曲以及颓废的乐歌。为了满足享乐，他加重赋税，收敛的钱财堆满了游乐场所，强征的粮食填满了仓库，收集的奇珍异兽充满了宫室。他还用酒来做池水，悬肉成树的形状，让男人和女人赤身裸体地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戏。
纣王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百官和诸侯的不满，他就运用残酷的刑罚来封堵大家的嘴。
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微子多次劝谏，纣王就是不听。微子与辅佐朝政的两个大臣太师和少师一起商量，觉得没有指望了，便出走他方。
纣王有个叔叔叫比干，说：“身为人臣，不能不以死来诤谏。”于是挺身而出，竭力劝说纣王。纣王大怒，道：“听说贤人的心脏有7个孔窍。”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腔，挖出心脏来亲眼瞧一瞧。
纣王的另一个叔叔叫箕（jī ）子，害怕灾难降到自己头上，便装出癫狂的样子，跑去给人家当奴隶。纣王把他关了起来。
商朝的残暴统治终于引发了周武王的革命，纣王兵败，投火自焚而亡。（《史记·殷本纪》）
关于这几个人，《论语》这样议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殷即商。孔子说，商朝有微子、箕子、比干这3位仁人。为什么说他们是仁人？因为他们爱人、爱国、爱家，富于献身精神，为了道义不惜牺牲富贵，乃至舍弃生命。
伯夷和叔齐
商朝时，有个诸侯国叫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中有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
叔齐被立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不接受，因为这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于是就跑掉了。叔齐也不肯当国君，也跟着逃跑了。国人只好另立国君。
伯夷和叔齐听说周国的国君姬昌（后来的周文王）尊重并赡养老人，就去投奔他。兄弟俩走了很长时间，到达周国的时候姬昌已经去世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姬发（后来的周武王）。姬发用车子载着父亲的神主牌，率领军队向东行进，前去讨伐商纣王。
伯夷和叔齐上前拉住姬发的马，说：“您的父亲刚刚去世，您不办理丧事，却去发动战争，这么做孝顺吗？商纣王是君主，您是臣子，作臣子的去杀害君主，这么做仁义吗？”
姬发的部下想杀掉伯夷和叔齐，姜太公说：“这是两位义人。”下令把他们扶到一边。
姬发推翻了商朝，建立周朝，天下纷纷归顺。但伯夷和叔齐不服，他们认为归顺是可耻的变节行径。他们坚守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躲进了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大山中。
死前，他们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野菜。用强暴来制服强暴，等于错上加错。圣王时代早已消失，哪里是我们的归宿？唉，死了算了，谁让我们赶上了这样的时候！”（《史记·伯夷列传》）
熊宜僚之勇
楚国有位名叫建的太子，逃亡郑国，因为残暴被郑国人杀死，他的儿子流落在吴国。令尹子西把他召了回来，封为白城公，简称白公。这时，楚国政务主要由两个大臣处理，一个是令尹子西，另一个是司马子期。
白公要求讨伐郑国，没有得逞，怨恨执政大臣。怒火无处发泄，便在家中磨剑。恰好被子期的儿子子平看见了，子平问他为什么自己动手磨剑？白公说：“我向来坦率，说假话不是我的做派，明告诉你，我打算杀掉你的父亲。”
子平赶紧去报告子西。子西说：“白公好比一只鸟蛋，是靠着我翅膀的孵化才变成鸟儿慢慢长大的。按照楚国的惯例，我死了以后，令尹、司马的职位都由白公担任，他怎么会造反呢？”
子西的话传到白公耳朵里，没起丝毫作用，他早就迫不及待了。白公对家臣石乞说：“消灭楚王与子西、子期的势力，用500名精兵就可以办到。”
石乞说：“上哪里去找500名精兵呢？”
白公说：“市场南面住着一位勇士叫熊宜僚，他一个人能顶500名精兵。”
石乞陪同白公去见熊宜僚，3个人谈得非常投机。白公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请熊宜僚入伙。熊宜僚断然拒绝。白公拔出利剑架在他的脖子上，熊宜僚面不改色。
白公收剑入鞘，说：“此人不为利禄所动，不为威武所屈，当然也不会为了讨好谁而去告密，我们放过他吧。”说罢，白公带着石乞回去了。（《左传·哀公十六年》）
孔子不改志
孔子周游列国，被围困在陈和蔡两地之间，7天吃不上粮食，以野菜充饥。
孔子在屋里弹琴唱歌。屋外，宰予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颜回闷头择野菜，子路与子贡发牢骚。他俩对颜回说：“夫子被鲁国君主驱逐，被卫国君主罢黜，在宋国遭到追杀，如今又被围困在这个鬼地方。可以说，谋杀夫子不算犯罪，欺辱夫子不算犯法。然而夫子却浑然不觉，弹琴唱歌，自享其乐。难道君子不知羞耻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吗？”颜回无法回答，进屋去问孔子。
孔子很不高兴，推开琴，叹息着说：“子路和子贡真是小人啊！把他们叫进来，我有话说。”
他们进屋后，子贡说：“像现在这样子，可以说是穷困了。”
孔子说：“什么话？通达和穷困是对‘道’而言的，君子坚守着‘道’叫通达，离弃‘道’叫做穷困（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如今我抱定仁义宗旨，没有一点疑惑，却遇上了乱世，受到阻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怎么叫穷困？所以说，经常内省就不会愧疚于道，直面困难就不会有损于德。寒风骤起，霜雪降临，我由此知道松柏的风骨（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从前，齐桓公受困于莒（jǔ）国，晋文公受辱于曹国，越王勾践受制于会稽，他们都因此而志向愈坚，陈蔡之难对我来说，也可能是幸运吧！”
说到这儿，孔子威严地重新拿起琴，奏起乐曲，子路雄赳赳地挥动盾牌跳起舞来。子贡惭愧地说：“我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低啊。”
古时候那些得道之人，失意的时候也快乐，得意的时候也快乐。他们的快乐不在于得失，而在于志向系于道义，所以失意与得意并没有什么区别，就跟寒暑风雨轮流交替差不多。（《吕氏春秋·慎人》）
贫贱不能移
曾参穿着破旧衣服在田地里耕作。鲁国君主实在看不下去了，派人送给他一块土地，并带话说：“请您用这块封地的收入做几件像样的衣服吧。”曾参没有接受。国君不死心，又派人来，曾参还是不肯接受。如此往返几次，使者都无功而返。最后一次，使者问曾参：“土地不是您向别人索要的，而是人家主动送给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参答：“我听说，接受别人的东西，就会畏惧人家；给予别人东西，就会傲视人家。国君送我土地，即使他不傲视我，但我能不因此而畏惧他吗？”曾参终于没有接受馈赠。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曾参说的这番话，足以保全他的节操了。”（《孔子集语·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