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聪明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子夏接着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勇敢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子夏继续问：“子张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庄重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子夏很是不解，起身离开席位，问：“既然如此，他们四个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侍奉夫子您呢？”
“坐下，我来告诉你。”孔子说，“颜回很诚信，但却不能灵活变通；子贡很聪明，但却不能保持平静；子路很勇敢，但却不能适时退让；子张很庄重，但却不能与人相合。现在就是把他们四个人的长处加在一起跟我一个人交换，我也不会答应的。这就是他们一心一意侍奉我的原因啊。”（《孔子家语·六本》）
中正平和之乐
子路弹瑟，有北方荒远地区的音调。孔子听到后叫着子路的名字道：“大家说得对，仲由就是缺少见识啊！”
这时冉有随侍在侧。孔子叫他近前，说：“你为什么不对仲由讲一下先王制定音乐的精神？这就是贯彻中正平和的声音和节奏。这样的音乐发源于南方的中原之地而不是北方。因为南方主生，是生育之乡，北方主亡，是杀伐之域。君子以把握中庸为根本，以维护生命为基础，因此君子的音乐温和而不偏激，充满生发之气。弹奏这样的音乐，忧愁悲苦的感情不会出现在心头，粗暴荒淫的举动也不会表现在身上，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这种音乐是治世的音乐，而治世的音乐带给人的是安详和乐。小人的音乐则不同，把偏激作为根本，把强力作为基础，因此小人的音乐高亢尖利却又细微，充斥着杀伐之气。弹奏这样的音乐，平和中正的情感不会出现在心头，温良恭敬的举动也不会表现在身上，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这种音乐是乱世的音乐，而乱世的音乐带给人的是暴戾杀戮。从前虞舜制作《南风》乐章，很快兴盛起来，直到现在天子和诸侯们还在演奏和效法；商纣王制作北方荒远地区的音乐，很快便灭亡了，直到今天仍传为笑柄。仲由不过一介匹夫，不搞清楚先王制作音乐的精神，奏乐流露亡国之音，怎么能够保住七尺身躯？”
冉有把这番话转告给子路，子路醒悟，不再弹奏这类曲子。（《说苑卷十九·修文》）
晏婴的做法
齐国君主齐庄公喜欢拈花惹草，与权臣崔杼（zhù）的妻子姜氏私通，被崔杼围困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大夫晏婴匆匆赶到，齐庄公已经被害。崔杼家大门紧闭，晏婴孤身一人站在门外。随从问：“为国君去死吗？”
晏婴说：“难道国君是我晏婴一个人的吗？我跟大家一样，别人不去死，我为什么要去死？”
随从又问：“那我们逃跑吧？”
晏婴说：“难道我有什么罪过吗？我既没有参与国君的私事又没有参与谋杀国君，为什么要跑？”
随从接着问：“那我们回家吧？”
晏婴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国君难道仅仅是居于高位的人吗？不，他是统治国家的人。臣子难道仅仅是拿取俸禄的人吗？不，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人。如果国君为国家而死，为国家而逃亡，臣子去死、去逃亡，就是为国家做事；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而逃亡，臣子去死、去逃亡，就不是为了国家。所以，我不能死，也不能逃亡。然而，国君死了，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这时，崔杼家大门打开了。晏婴走了进去，头枕在齐庄公尸体的大腿上号哭，然后站起身，接着又躺倒号哭，连续三次。哭罢，走出大门。
崔杼的手下说：“杀了他！”
崔杼说：“他人气很旺，放了他，可以收揽人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两点论
在萧何的力荐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
授任仪式结束后，刘邦问韩信：“将军用什么计谋指教我？”
韩信问：“大王如今向东面去打天下，对手是项羽吧？”
刘邦说：“是的，”
韩信又问：“在大王看来，自己在勇敢、强悍、仁慈和实力几个方面与项羽相比，如何？”
刘邦沉默许久，说：“我不如他。”
韩信拜了两拜，说：“我也这么看。不过，我在项羽手下干过，仔细观察过他的为人，请允许我谈谈他吧。项羽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跌倒在地，然而他却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所以不过是个人勇武罢了。项羽待人仁慈，平时说话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流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病人，然而当部下立了功劳应该加封爵位时，他却把印章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抚摸，直到印章的棱角都磨圆了，还是舍不得给人家，所以他的仁慈是妇人之仁。项羽称霸天下，实力强大，诸侯都臣服于他，然而他却不占据关中这个关键地区，而是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失去了地利；又违背约言，把自己从前拥立的义帝驱逐到南方，失去了信用；还危害地方，他的军队所过之处，没有不遭受摧残的，失去了人心，所以他的强大很容易变为弱小。如果大王您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勇士，什么样的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邑封赏给有功劳的人，什么样的人能不心服！用正义的战争进行讨伐，顺从希望东归战士的心意，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听了韩信的一番分析，刘邦信心大增，出兵汉中，与项羽争夺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
恩威并用
汉武帝喜欢使用酷吏，其中一人叫暴胜之，许多二千石以下官员都是他处死的，各州郡的官吏很怕他。
暴胜之来到渤海郡， 听说当地人隽不疑贤明练达，便请来相见。隽不疑容貌庄重严肃，衣冠华丽整齐。暴胜之听说隽不疑到了，鞋都没顾上穿好便急忙起身相迎，让进客厅。坐定后，隽不疑以手按地，欠身说：“我虽生活在偏僻的海滨，但也久闻暴公子大名，想不到今天有幸蒙公子接见指教。我认为，作为官吏，过于刚强容易折断，过于柔弱则办不成事（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应该在行使威势的同时，施以恩惠，如此才能建立功业，名声远扬，永远保持上天的眷顾。”
暴胜之对他的告诫深为赞同，回到京城后，上书推荐隽不疑。武帝任命隽不疑为青州刺史。（《资治通鉴》卷21）
过速必危
东汉光武帝时，天现日食。执金吾朱浮上书说：“我以为，开创涵盖天地万物的功业不可能在仓促之间完成，艰难的事业只有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方能成就。然而，地方的州牧和太守换任过勤，忙于交接，奔走于上任的路途上疲惫不堪。由于他们治政时间很短，在尚未明确表现出政绩之前便遭到严厉责备，难以自保，迫于被检举、弹劾，又害怕遭到讥讽、嘲笑，所以争相粉饰自己，弄虚作假，以谋取虚名，这正是导致日月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日食的原因。突然暴长的生命必然夭折，功业骤然成功的人一定惨败（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果以摧毁长久的基业来追求速成的功效，这绝不是陛下的福分。希望陛下高瞻远瞩，从长计议，能够看到一代人之后，那么天下幸甚！”光武帝采纳朱浮的建议，州牧和太守更换的频率大为降低。（《资治通鉴》卷42）
东汉安帝宠幸嫡母耿氏家族、祖母宋氏家族、皇后阎氏家族。尚书翟酺（pú）上疏说：“我朝从前的外戚窦家、邓家受到宠幸，曾使四方震动。他们身兼数职，家里的黄金、财物多得装不下，乃至于干涉皇权，企图改变社稷，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的势力过于尊贵、威望过于广大，才招致了祸患吗！等到他们败亡，人头落地，即便愿意做一只猪仔，难道能够办得到吗！高贵的身份如果不是逐步达到，必定突然丧失；领受的爵位如果不是通过正道获得，必定迅速败亡（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如今外戚得到宠幸的程度，自汉初以来是无法比拟的。陛下诚然是仁爱恩宠备至，达到亲近九族，然而由此朝廷失去了对官爵俸禄的掌握，政权转移到了私家，重蹈覆辙，能够保全他们吗！”（《资治通鉴》卷50）
既不做伯夷也不做柳下惠
东汉顺帝时，朝廷征召黄琼入朝。黄琼将要抵达京师洛阳时，李固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信中说：“正人君子认为伯夷心胸太狭隘，而柳下惠则又太傲慢，既不效法伯夷，又不效法柳下惠，而是选择两者之间，这才是圣贤做人的准则。如果真正愿意头枕山峰，身卧峡谷，步巢父、许由的后尘，那就罢了；如果打定主意出来辅佐朝廷，拯救黎民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资治通鉴》卷51）
中庸是为政的原则
东汉献帝时，丞相掾和洽建议曹操说：“天下人，才能品德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过于节俭朴素，用在自己身上是可以的，但用它去要求别人，出现的偏差或许就很严重。而今朝廷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官吏中凡是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被说成是不清廉；而不修边幅、身着破衣烂衫的人，则被说成是廉洁。结果弄得士大夫们故意弄脏自己的衣裳，收藏起车子和服饰；朝廷部门的大官，有人还自己提着饭罐到官府问事。倡导教化以正风俗，最可贵的是中庸，只有不偏不倚，才可能保持下去。现在是一以概之，用难以实行的标准来检验不同的习性，实属勉为其难，一定有疲劳的时候。古人实施教化，务求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怪异的行为，都包藏着虚伪。”曹操认为他说得对。（《资治通鉴》卷66）
小结
中庸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方法，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诸多表现，两点论、渐变论、全面地看问题，等等，都是它的衍生。佛家把这种思维方式叫“中道”，即不执著于两边而选择中间。道家也不喜欢走极端，《庄子》中讲了一只名叫意怠的鸟儿，它既不冲在前头也不落在后面，而是挤在群鸟中间，活得虽然不是最好，但很安稳。
去边取中是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主张，表达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譬如选择伙伴，孔子曾分出三种人——“中行”“狂者”“狷（juàn）者”。第一种是行为适中的人，这种人符合中庸标准，分寸把握得很好，四平八稳；第二种是喜欢过头的人，做什么都很生猛，有股狠劲，进取心极强；第三种是停止不前的人，过于自爱，喜欢挑挑拣拣，做事总是舍不得出手。第一种人最理想，但非常难得，不经过长期的修养是打造不出来的；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比较容易找到。孔子认为，要是结交不到第一种人，就结交第二种人，实在不行才找第三种人。（见《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