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政权的一个争权夺利的悲剧
上海的虹桥机场。
在国民党委员们的注目礼下，“美龄号”专机正滑入跑道，加速升空，霎时间，机身脱离跑道，向空中飞去，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消失，那飞机化作一个黑点，钻入远方的蓝天白云之中。
机身渐渐拉平。从舷窗射过来的一束光柱，正好映出宋美龄那半明半暗的脸。
这是一张新闻报，宋美龄从身后机座上取过来捧读着。那未干的油墨的清香不时扑鼻而来。那经过一番努力而变成铅字的消息使她心旷神怡：
蒋经国特派员被父亲召回免职。孔令侃总经理宣布无罪释放。上海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由特刑庭转解高院，念其初犯，轻判八个月，以观后效……
在报刊右下角又刊出了一幅照片。这是小蒋被老蒋召回南京时的照片。照片中，老蒋神采奕奕，把一摞线装的《曾文正公全集》交到小蒋手里。小蒋春风满面，向老蒋叩谢。
照片下面有一组对话极为精彩：
老蒋：上海之行，初露锋芒，干得不错。为父争了光。
小蒋：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蒋：锋芒不可不露，但不可毕露。这是套玄书，多读读，日后你会明白天机。
小蒋莫名其妙。
宋美龄耐着性子把它读下来，本来惬意而又轻松的感觉转眼间又变得沉重起来。
她做了一件蠢事。
她开始反省自己。
这是20世纪40年代蒋政权的一个悲剧、一个争权夺利的悲剧！
失败的绝非是“打虎队长”蒋经国一人，而是丈夫的整个新金融政策以及它所代表的政府。它的后果一时还显现不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显现出来，以至将全面动摇它的政府。
宋美龄并不糊涂。她以超越自我的目光看出来了。她把头伏在报纸上深深地忏悔了……飞机一直飞到北平，从北平转机飞长春，一路上她都没说一句话。
后院起火
在蒋介石政权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显赫的位置。实际上说蒋的政权也是四大家族的政权。人们往往把蒋姓放在首位，宋姓放在其后，其实宋姓才真正是实权派。宋氏两姊妹由于其卓越的才干，征服了男性世界，控制了蒋、孔两姓。她们能像捏面团一样地使男人围着她们转，使她们的男人在实践上也深感女人的厉害，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宋美龄是中国当代的“慈禧”。
虽然“慈禧”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大中听，但是她与平庸之辈决不能等同。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宋美龄放下手中的报纸走了过去，操起听筒。电话是上海打来的，对方不愿告诉自己的名字，只是告诉她孔令侃被捕，让她设法营救，不然命就没了。宋美龄欲要问话，对方已放下了电话。
神秘的电话，突发的事件，使宋美龄火上心头。
孩子是老人的希望。许多老人在知天命之年，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大概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
宋美龄和蒋介石婚后二十余年，一直未生育。因此，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大姐宋霭龄的四个儿女身上，四个小辈姨娘姨娘地叫得好亲热。平心而论，宋美龄最喜欢的又是戴维（孔令侃）和珍妮特（孔令俊）。
然而今天事情的发展却令人不能置信。“令侃儿啊！你到底惹了哪家阎王，让你这样过不去！”宋美龄凭借她手中的特权，她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
事情却是这样的。说白了，它源于政府的“黄金案事件”，说深刻些，它又是蒋政权后期综合征引起并发症的必然结果。
内战时期的中国政府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问题——饥荒、通货膨胀、封锁、对外关系……
蒋介石政府雇佣的人员极多，有中国人以外的欧洲人、美国人，他们专门从事维护形象、公共关系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是防止丑闻见报。但是事情总是两方面的，偶尔也有失误。例如1945年5月在美国新闻界传出一件丑闻，当时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篇报道把宋子文弄得非常狼狈。
1943年以来，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敦促下，美国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从理论上说，这些黄金应当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各银行出售，帮助稳定通货膨胀的局面，就像给贫血病人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埋怨美国迟迟没有运送答应提供的黄金。尽管美国迟迟没有这样做，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仍然宣布，银行将出售“黄金证券”，在黄金实际运到之后可把证券兑换成黄金。换句话说，这种黄金本来是打算用于制止中国市场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的（这种通货膨胀主要是孔滥发货币和宋霭龄从中牟取暴利造成的），现在却提供了一种可能被用来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新的期货市场。
在旧金山，在记者们追问下，宋子文说，他“自己揣测”是黄金市场的反常现象引起来的。他解释说，3月28日（星期五）政府决定从3月30日（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价，当时商定严格保密。但是，在谈到成交的数字时，宋子文指出，星期五出售的黄金是最近每日平均销售量的两倍。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就是接近掌权人物的人向同伙泄露金价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这样他们可以在星期五以廉价买进，在星期一以高价卖出。宋子文也许认为，他已使孔家一名成员处于困境，而孔家当时正处在得势时期。他说，他带着疑惑匆忙去找蒋介石。
按照蒋的命令，迅速地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真正的“罪魁”是中央信托银行的两名小职员。这家银行的董事既包括孔祥熙也包括宋子良。在孔祥熙经营的交通银行或中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显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不过十分奇怪的是，这两家银行在那个星期五都把正常的停止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9点，以应付购买黄金的人“突然要求购货”。
两名不幸的职员被判死刑，匆匆忙忙被押赴刑场。在行刑前，其中一人大喊：“我们是替罪羊，拿我们开刀实在是冤枉啊！”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宋子文认为，处决是必要的。“因为政府哪怕有丝毫的贪污怀疑，就应该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并予以惩处。这只能更好地巩固政府的权力，增强人民的信心。”
从黄金丑闻中捞到的好处听起来非常可观。新闻报道承认是450亿元，但这是膨胀过的中国货币。对黄金丑闻负有实际责任的未指名的“高级官员”只赚了大约两万美元。
官方获利，人民遭难。在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至少在纸面上拥有600万盎司黄金和9亿多美元的储备，这都出自美国纳税人的腰包。尽管储备这么多的硬通货和黄金，国外援华集团还是在大力游说，因而外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从1945年至1947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往中国685亿多美元的物资、食品、衣服和设备。除此以外，宋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老朋友还为他提供8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提供6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为了像宋子文说的那样“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他坚决主张在法律上由中国人完全控制这些外国援助。1944年蒋介石曾使用过这种策略，所以提出这种要求没有什么害处。莫名其妙的是，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表示同意，尽管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上层人士中间谣传，到战争结束时，宋子文已是地球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在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拥有大量股份，他已找到好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援引宋子文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到1944年，他存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了4700万美元。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195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宋子文拥有你们通用汽车公司的起支配作用的股权，不是吗？”当记者说美国官员们普遍认为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而是在杜邦公司时，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这个，难道没有办法掩饰所有权吗？”
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之后，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来监督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分配工作。他同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定，这些物资在中国码头刚一卸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始终照管这些物资，以保证进行适当的分配）。卸下绝大部分物资的码头、储存这些物资的仓库和运输这些物资的运输公司，其中包括招商局都是为杜月笙所有。这为贪污盗窃提供了方便。
由于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中国银元与美元不久达到1100万比1的惊人汇率，蒋政府秘密地准备发行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钞票，即所谓“金圆券”。这个计划要求所有中国人交出他们所有的失去信誉的旧货币和个人拥有的所有白银和黄金，以兑换这种新钞票。黄金和白银将按照政府确定的人为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骗局之一。这意味着那些设法在整个战争期间拿出黄金或白银的人将不得不以荒谬的兑换率接受价值可疑的新钞票。在中国，即便小店主都能识破这种骗局，但是任何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凡是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实行“货币改革”的人都有从中牟利的机会。对这场大骗局来说，有名的黄金丑闻只是小小的准备动作而已。这次泄露秘密情报的是宋子文本人。
宋子文显然已经提醒他喜欢的一些国民党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名——在实行货币改革之前从上海各银行取出黄金。讨厌的是，那伙人中有一个人把这一消息传出去了。上海出现恐慌，数百名重要的存户匆匆忙忙从银行取出黄金。合法的黄金所有者从政府手中取出价值数百万元的私人黄金。这场恐慌蔓延到其他城市。委员长大发雷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次，他对宋子文感到彻底地厌烦了。
宋子文被正式指控为引起“抢兑黄金”的罪人。蒋勒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还解除他的所有其他政府职务，并吩咐陈家兄弟秘密调查宋子文的所有金融活动。在调查结束之前，蒋硬要宋子文担任广东省省长和“绥靖专员”的“安慰”职务。这使宋子文有时间通过他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分行把他的巨额财富全部转移出境和变卖他的绝大部分财产。
1947年秋，陈家兄弟结束了他们奉命进行的调查，提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宋子文“对外国……资金管理不当”。报告说，某个享有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资金和使用供应品的“目的并非进口用于建设的物资”。这个享有特权的集团包括宋博士和他的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公司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宋子文刚被解除职务动身前往广东省，调查人员就发现，中国储备的外国硬通货和金条大约丢失一半，其中包括宋子文掌管财政大权期间被认为放在中国国库的9亿美元的一半和600万盎司黄金的一半。
这些货币和黄金都到哪里去了呢？
得梅因《记事报》的直言不讳的发言人加德纳·考尔斯战后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回国时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在1947年9月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