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是1893年，这一年是中国的癸巳年。
这一年，一个胸怀伟大的理想、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生命降临到人间，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率领共产党人，率领各民族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有了尊严的角色，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上有了话语权。中国在世界上不再是一个地理符号，中国不再是一个任世界列强瓜分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
60年前，是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癸巳年。这一年也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病逝。他的病逝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另一件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了历史上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打击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多国部队侵略者，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第一次以失败者的身份签字，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重大胜利，这一重大胜利鼓舞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013年又是一个癸巳年，这一年60岁的习近平率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追求富强、民主的“中国梦”。中国已经让世界刮目相看，东方的睡狮醒了！21世纪的中国在扬眉吐气地发展，在智慧踏实地创造财富，中国成为世界上不能被忽视的国家。
1953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伴随着深夜十二点的钟声，一个小生命降临世界，这个小生命就是我——马瑞祥。我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枣强县王均乡。枣强县是中国的大儒之县，也是革命老区。小说《平原枪声》就是根据发生在枣强县的人民抗日故事编写而成的。
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讲尊师重教的故事，讲文化名人董仲舒怎样读书的传说，更多的是听母亲讲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因为母亲在那个时候担任过妇救会长，她会唱许多许多的抗日歌曲。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唱的一首歌：“打虎要用枪，打狼要用棒，对付侵略者，人民一定要武装，全民团结、全民团结，军队一定打胜仗，军队一定打胜仗。”
母亲为人热情，敢于担当、无私地为村里父老乡亲做事，在村里威望很高。她对小说《平原枪声》里的故事原型人物如数家珍，每每说起来都滔滔不绝，教育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我的儿童时代就是在母亲的故事和歌声中长大的。
记得20世纪90年代，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村里党支部书记用广播反复向全村父老乡亲喊话，他说：“父老乡亲们！六大娘是我们村的抗日英雄，她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今天六大娘叶落归根回到家乡。我们全村能喘气的都应该来为六大娘送行，送六大娘最后一程……。”
我们兄弟五个跪在母亲的骨灰前，跪在这块英雄洒过热血的土地上，跪在全村父老乡亲面前，跪在马家祖坟面前，泪水模糊了双眼，哽咽着说不出话。吾心自问：“母亲啊，您不仅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好妈妈，您还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榜样！”
我家兄弟五个成长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在商店买的新衣、新鞋、新袜子。我们穿的都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我穿的衣服都是两个哥哥不穿的，经过母亲修补后又传给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戴干净迎新年。”“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好要受穷。”生活中要注意勤俭节约，省一点是一点。
她经常告诉我们吃完饭以后不要东跑西颠到处去玩，那样容易磨损衣服又浪费粮食。不如在家好好做做功课，看看课外书，要求我们去居委会的小书屋学习。那个时候，小书屋叫向阳院，许许多多的孩子在这里呼吸书本的空气，感受书本的阳光普照，感受书中人物带给我们思想的方向，领会知识就是力量。
回忆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幸福、温暖、快乐，心中充满美好。
1957年在我4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降临这个世界，父母及亲朋好友高兴无比。这个女孩是父母所盼望的，他们特别想要一个女孩儿。当年为了能生个女孩儿，在我出生后，曾经找当地算命先生给我算过一次命。先生说如果给你们家三儿子起个女孩儿名字，你们家第四个孩子一定会是个女孩儿。所以，我出生以后，父母给我起的乳名，叫“三妮儿”。后来村里父老乡亲都管我叫“三妮儿”，说大家这样一叫我“三妮儿”，我母亲一定会生个女孩儿。
四年后，母亲果然生了个女孩儿。当时我太小不懂事，看到家里人来人往，就在大人面前跑来跑去、蹦蹦跳跳跟着高兴。
姑姑端着给母亲做的一锅小米粥进屋来，没有注意到我，把刚做的一锅小米粥全浇在了我身上。我的哭声、妹妹的啼哭、母亲的哭喊声、姑姑的哭泣声、街坊四邻的忙碌声交错在一起。
有人提议赶紧从井里打一桶水浇在我身上，把身上的粥洗干净，姑姑用水一冲洗我身上的粥，一层红肉露了出来。这身上的水泡，这身上的伤痕，遇到冰凉的井水后，使我昏厥过去，只有呼吸的存在。
有的乡亲说，这个孩子活不过今年啊，想想以后吧。他们又把当地的算命先生请来了，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里有这一劫，这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会逃过这一劫的。
那个年代农村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只能按照土办法处理烫伤。大家帮助了我，一连三个月我都是趴在枕头上，不能躺着睡觉，因为身上全是烫伤，全是水泡，有的地方是浓水、血水、汗水相融在一起，但没有更好的办法。
姑姑怕我的伤口一次次感染会有生命危险，天天给我扇扇子驱散蚊蝇，给我喂饭吃、喂水喝、接屎接尿。口中还不断地说：“三妮儿，你受苦啦，苦命的孩子啊……。”同时，还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我。情况稍有好转，最后村里父老乡亲动员家人，让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到北京和父亲团聚。
妹妹不知何种原因，到北京不久，就发高烧不退造成肺部感染，医治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妹妹死了以后母亲大病一场，女儿没保住，三儿子还弄得遍体烫伤，父亲天天唉声叹气、借酒浇愁，家里的气氛好长时间比较沉闷。
此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小男孩儿，我又有了两个弟弟。但父母仍然想念逝去的妹妹。母亲总感觉对不起我，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乐观的母亲经常自责，后来弄得身体一直不好。
父亲是个手艺人，读过私塾三年级，认识点字，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他略知一二，对《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能背诵下来。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七级工，在当时是个高工资的手艺人。他12岁就来到北京跟师傅学做珐琅工艺品。在北京生活工作了72年。2000年，在他84岁的时候，还拿出解放前做的珐琅工艺品给我们看，介绍他的得意作品，从他的笑声中我们感受到他的自豪与骄傲。
父亲勤快、俭朴、手巧、为人正派，从来都不和别人发生矛盾，在家很少和母亲发生争吵。对儿子的教育小错不管，大错绝不轻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父亲说了，我们兄弟五个坚决服从，不敢有半点反抗的意思。
父亲管教我们都是在临睡觉前，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父亲就从屋里出来了，问今天谁惹祸了，没有儿子回答。父亲走到二哥面前，掀开被子就是一顿打。打得二哥第二天屁股坐不了椅子。有了这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做事格外小心，不敢外出淘气，学习也不敢落后。
父亲说，小时候在村里读书，周先生一边诵读一边拿着竹板，谁要是在课上讨人嫌不读书，文章背不下来，就用竹板打谁的手，打得学生有了记性，直到改正为止。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说：“你们的父亲不容易，12岁就跟着哥哥闯天下来到北京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孤苦伶仃、挨打受气，才能养活自己。后来挣了钱就寄回老家，解放初在全村盖了最好的房。你们几个要听话，不要惹他生气，要好好读书为他争点气。”
来到北京后，两个哥哥去上学，母亲去打短工，每天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后来在朝阳区三里屯地区找了一个幼儿园过了一段集体生活。1960年我快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给我办了退幼儿园手续，来到东城区二里庄小学报名上学。
无奈，由于我是阳历11月出生，学校不能接受我上学，只接受8月31日以前出生的。这下父母犯了难，因为幼儿园已经退园回不去了，小学又不收年龄小一点的学生入学，把我这么大的孩子再锁在家里也不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经过商量，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老三送回老家吧，正好我哥哥没有孩子。如果条件不允许，明年再接回来上学也不迟。”1960年8月父亲把我送回了河北老家。
当时，父亲对我大伯千恩万谢，感谢他收留了我，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并商量好每月给他们寄五元钱，作为我的生活费用。伯父伯母当时高兴地答应了。我总算有了一个容身之处。父母可以安心去工作了。父亲在回北京之前，反复教育我要听大人的话，在家多干活，别出去玩，别惹大伯大妈生气，明年这个时候接我回北京上学。
我大伯大妈由于没有孩子，在农村叫“绝户头”。他们老两口儿，平时过日子非常节省，舍不得花一分钱，对人比较刻薄，与乡亲很少往来。他的本意是希望父母能把大哥过继给他，大哥年龄大一点，又能给他们干活儿。
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对伯父伯母就有不好印象，见到他们没有亲切感。由于他们俩不能生养孩子，见到我们哥儿三个不是责骂就是唠叨。我们哥儿三个没有在他家吃过一口粮。
这次把我送回家，他们欢迎吗？但是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忍受他们的白眼、要忍受他们的责骂、一定要忍受他们的吝啬……只要我听他俩的话，父母会把我接回北京去读书的。
没想到父亲把我送回老家，大伯带有一丝抵触情绪。表面答应，实际上不欢迎我。家里突然来个小孩儿吃闲饭，自然不太乐意，待父亲回北京以后，他们平时让我在家吃剩菜剩饭，晚上睡在麦秸堆的小房子里。
因为在回老家前，父亲已经有言在先，要听话、要勤快，不许惹你伯父伯母生气，不然你就不要回北京啦。耳边响起父亲的话，心里就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听伯父伯母的话，要帮他们多干活儿，明年就能回北京上学。
来到老家后，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让我每天早上，天刚刚蒙蒙亮时，听到鸡鸣狗叫声后，就背着小筐赶着羊去拾柴捡粪，小筐没有捡满柴，回家就听到老两口儿唠唠叨叨没完，说什么家里养闲人啦，你娘跟下猪一样下了你们几个，不好好养送到我们这儿，给我们添麻烦啦。听完唠叨训斥，我还经常要到三里地之外的于胜屯村，给大妈姐姐家的孩子去送大饼和馒头。
伯父伯母认为，他们老了就只能靠伯母的家人照顾，所以有点好吃好喝的就赶紧让我给他们家送去。那段时间我没有在伯父伯母家吃过一粒麦子，每天都是吃红薯和红薯叶做的粥，或者是和野菜一起做成的窝窝头。直到现在，一看到红薯就胃酸，形成了条件反射。
在那一年多寂寞如昼的夜里：
我只是看到“萤火虫”闪烁的亮光让我充满回北京的希望，
蚊虫的叮咬让我感觉到全身难以忍受的瘙痒，
我只是听到老鼠的牙齿声，让我心惊肉跳想起爹和娘。
黄鼠狼的奔跑让我把衣服紧紧裹住告诉自己不要惊慌，
只盼着来个亲人给我一床被子抵挡秋天的寒凉。
我只有把思念北京的泪水在心中珍藏。无处诉说，也不敢诉说，诉说只能带来家庭矛盾，回北京的希望会更加渺茫。
记得多少次，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我穿的是大妈穿破的旧衣服，脚上穿的是大妈穿破的旧鞋，也不管大小穿戴在身上，是否合适都得穿，不穿就只能赤裸身体。七岁的男孩已经懂得害羞了，衣服虽破旧但能遮羞就凑合着穿了。
村里人知道伯父伯母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就经常偷着给我块干粮吃，有的还托人给我母亲往北京带话，说你们家老三在徐庄受苦了，赶紧接回北京上学吧。
我表哥回老家探亲，回到北京后对我父母讲了我在老家过的日子，希望父母把我接回北京来，不然会影响学业和前途。
父亲还是没有说话，母亲气急了，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没有经过父亲同意，抱着我一岁多的四弟，乘火车回到老家来接我回北京。这是我所知道的父母唯一的一次吵架而且还是因为我。
母亲看到我穿了一身老太太衣服，面黄肌瘦的样子，就哭成了泪人儿，说道：“三妮儿，你受苦啦，跟妈回家，跟妈回家……”母亲一连说了好几遍。50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然历历在目让我终生不忘。
因为我母亲在村里威望非常高，父老乡亲们热情地迎接了我的母亲，许多人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腊肉招待我的母亲，我和过年一样兴奋无比，当时忘掉了所有的苦难和委屈，跟着母亲串亲戚会朋友，那几天还吃上了村里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吃上了有肉的饺子。
离开村子的时候，父老乡亲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给了一包又一包的土特产。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家乡，直至她90年代去世，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