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版论语》传本概要
《天文版论语》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天文二年（1533年）由阿佐井野据清原家《论语》古写本刊行的《论语集解》单经本，之所以单经刊刻，据称概因经费不足之故。[12]其后的四百年间，该版版木一直代代相传。进入江户时代后移至南宗寺，又经过多次印刷刊行，故该本亦有“南宗论语”之称。据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川濑一马在《正平版论语考》中所示，初刻本的《天文版论语》由三部分构成，它们是：何晏论语序、论语本文、清原宣贤跋。
清原宣贤（1475—1550）的跋文交代了《天文版论语》的产生始末：
泉南有佳士，厥名曰阿佐井野，一日谓余云：东京鲁论之板者，天下宝也，虽离丙丁厄而灰烬矣，是可忍乎！今要得家本以重镂梓若何！余云：善！按应神天皇御宇，典经始来，继体天皇御宇，五经重来。自尔以降，吾朝儒家所讲习之本藏诸秘府，传于叔世也。盖唐本有古今之异乎，家本有损益之失乎，年代寖远不可获而测，遂撰累叶的本以付与，庶几博雅君子纠焉。
天文癸巳八月乙亥
金紫光禄大夫拾遗清原朝臣宣贤法名宗尤。[13]
由此跋文可知，泉南人士阿佐井野以“东京鲁论之板为天下之宝”，然此板因罹战乱而毁于战火[14]，故欲请得清原宣贤的“家本”“以重镂”之。此处的“东京鲁论”，据日本学者考证，当指平安京之左京。[15]
所谓清原“家本”及清原宣贤其人，则需稍作回顾和进一步地加以说明。第一节里曾经谈到，日本历史上开始抄写汉籍，始自飞鸟奈良时代。在日本古代王朝的大学里，分设有明经道院、都道院、明法道院等。所谓道院就是讲习学问的道场。明经道院讲习经学，因位于庙堂之南，又称南堂；都道院讲习纪传，位于庙堂之北，故又称北堂，二者共同构成了王朝文化的核心。南北二堂皆广招才俊，举而掌之，后渐为世袭，南堂明经之学渐渐为清原、中原两家明经博士所独占。作为经学文本的《论语》，其古写本亦随之分为同属明经道的清原家本和中原家本两大系统，两家各自保留了独特的家法，即使传讲同部经书，比如同为传讲何晏《论语集解》本，也会表现出种种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的产生，就在于两家所据经本不同，训读也不相同，从而显示出了其家法的差异。进一步地，在清原家内部，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经本的变迁与训读的更改也时有发生，故而写本的面貌也多有变换，正所谓“年代寖远不可获而测”。当此之际，作为室町时代的儒学大宗，清原家的一代传人，清原宣贤“遂撰”家传之“累叶的本”，并交付阿佐井野镂梓刊行，此即天文版《论语》初刻本产生的经纬由来。
今天传世的《天文版论语》皆为江户时代（1603—1867）以降的产物，因此在内容构成、册数、封面、题签、装订等方面都与初版本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近人久保尾俊郎依据所用版木之不同，将《天文版论语》现存诸本大致划分为两种——
A：据江户时代传存至堺市南宗寺的版木刊刻之本；
B：据文化八年（1811年）仙石政和（1766—1824）翻刻本所刊之本。
从内容构成看，概分为六类：
第一类，何晏序、本文、宣贤跋。
第二类，宣贤序、何晏序、本文、五畿之地方云云之跋。
第三类，宣贤序、何晏序、本文。
第四类，仙石政和翻刻本。
第五类，有“欧阳修真书无点论语”题签。
第六类，大正五年八月印本。[16]
现撮其要概述如下：
第一种一般被认为完全同于天文二年的初刻本形态，即由何晏《论语序》《论语》本文、清原宣贤跋三部分构成，室町时代的印本多呈此结构。
第二种在第一种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首先将第一种的跋文移至卷首改为
“宣贤序”，又于末处新增《五畿之地方云云之跋》。同时题签书有“东京鲁论唐欧阳询书”，上钤“界府龙兴山南宗寺藏什”朱印一枚。此本的新跋不见于此后各本，但其内容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特全文录下：
五畿之地方，有沿海之利者，泉摄二州。而胜国之时，泉人之商舶资勘合以交易西土诸蕃，不独财货缣帛，而文墨遗爱亦有其余波也。南宗禅刹东京鲁论镂板八十七面，传云唐人欧阳率更榻本之文，先辈得以模临，其字画明整，最可奇观，思其或然。且清博士宣贤朝臣所记阿佐井野者，名宗瑞，当时府人之巨，曾大永中所家刻医书大全等，近尚存世矣。如其贯裔，则邈邈年纪不可复知也。如此板之存在于南刹，其起由亦无明据，大抵庆元之际为寺什云者，山侣及府人之口碑可以认焉。[17]
第三种则与第二种在构成、顺序上基本相同，只是删去了《五畿之地方云云之跋》。据其所钤印章之“南宗寺藏什”可知，此二种皆为江户时期印本。
第四种为翻刻本，由仙石政和于文化八年（1811年）五月刊行，上下两卷两册。题签书有“翻刻南宗论语”。上卷：“大藏让与序（文化八年九月）、何晏序、本文卷一—五”；下卷：本文卷六—十、宣贤跋、南宗论语考异、仙石政和跋（文化八年五月）。
第五种题签书有“欧阳修真书无点论语泉堺南宗寺藏版”，其他则同于第一种。对此“欧阳修真书”之说，有日本近代学者斥之为“毫不足信”。[18]
第六种为大正五年（1916年）八月由当时的南宗寺住持梅山玄秀刊行的上下两册十卷本，另有附录一册，是为天文版《论语》的最终印本。
二、《天文版论语》终结本
《天文版论语》自天文二年初刻而成，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400年间数度刊行，其版木自江户时代便一直存于南宗寺。大正五年八月再行刊印时，南宗寺执事特发布《天文版论语刊行趣旨》一文，其“天文版论语赠呈略则”中的一条记录向世人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印刷结束后，版木委托大阪图书馆保管，故此次印刷为最终出版。”[19]按此条款所示，原计划印刷后版木将移交大阪图书馆（今大阪府立图书馆）保管，但事实上并未实行，直到昭和（1925—1989）初年，仍藏于南宗寺，据当时编纂的《南宗寺主要什物目录》，仍有“天文版论语版23枚”的记载。[20]此版于1945年7月10日的空袭中，不幸毁于战火，令人不胜唏嘘。
以此计之，前述第六种即大正五年八月印本，作为《天文版论语》的终结本，实在具有莫大的价值。笔者于拓殖大学任职期间所见其图书馆馆藏之本即属此本中的一部。[21]
其版本情况兹略述如下。
（一）《天文版论语》版本特征与构成
《天文版论语》，大正五年八月刊，上下两册十卷，另《附录》一册。
上册内题“天文版论语堺南宗寺藏版”，背面上钤“龙兴开山国师三百五十年大德讳纪念”朱印一枚，下钤“南宗禅寺章”朱印一枚，中间墨书“第百八十号”[22]。
每半叶七行，行十四字。细黑口，四周单边，单鱼尾。
上册包括：内藤虎序（大正五年七月）、何晏序、本文卷一至五。
下册包括：本文卷六至十、宣贤跋、土屋弘跋（大正五年三月）。
另有《天文版论语附录》一册，内题“南宗论语考异”，背面书“清原宣贤传本 仙石政和考异附 泉南南宗论语”。内容包括：大藏让与翻刻古本论语序（文化八年九月）、南宗论语考异、仙石政和跋（文化八年五月）、细川润次郎天文版论语考（大正五年五月）。
（二）《天文版论语》的文献价值
大正五年八月刊行的《天文版论语》，既是南宗寺藏版的终结本，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总结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1.古籍版本学价值
首先，该印本的刊行完整保全了南宗寺藏版的初刻本形态，使这一不可复得之版本面貌能够长留世间，令今人可一睹室町时代和刻汉籍的风采，实在具有特别的版本学意义。
仙石政和在《翻刻南宗论语》“跋文”中称“古本论语泉南南宗寺所藏版本‘笔画奇古’”，前述第二种印本的“五畿之地方云云之跋”中更有如下所言：
南宗禅刹东京鲁论镂板八十七面，传云唐人欧阳率更榻本之文，先辈得以模临，其字画明整，最可奇观，思其或然。[23]
这段文字意指《天文版论语》在版式字体上乃临摹欧阳询拓本之字而来，虽为传闻，但其“字画明整，最可奇观”，抑或不失欧体之风。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亦称“日本天文二年所刻论语单经本”，“不独字体古雅与正平本伯仲也”。
《天文版论语》以一单经之本而获世人嘉誉，不仅在日本书志学史上可与《正平版论语》相提并论，在《论语》的版本学史上也堪称奇葩。
2.典籍传播学意义
在古代典籍向近世乃至近代流传的历史上，此印本的刊行方式与特点亦凸显其文献传播学意义。
如前所述，大正五年刊印此本时，同时发布了《天文版论语刊行趣旨》一文，其中“天文版论语赠呈略则”就刊行数量、发行方式作了明确说明：
天文版论语印行一千部。
谨向为本寺捐资十元以上之热心慈善之士各寄赠一部。
本寺另备寄赠登记册，记明捐赠金额及捐资者高名，并填写寄赠本序号，加盖骑缝章，以示永久纪念。[24]
大正五年印本的刊行，与南宗寺的重建有关，当时的住持梅山玄秀确定了“千部之数”的“大制作”以“非卖品”的方式寄赠散发，客观上使中世时期的典籍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得到了有效的传布。[25]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百万塔陀罗尼经》，是称德天皇（765—770）为报佛恩刊刻而成的产物，它反映了佛教事业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大正五年印本的刊行，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这一历史传统，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典籍在日本的刊刻传播提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3.文献史料学价值
《天文版论语》历时400年，数次刊行，除传播《论语集解》单经本文以外，历次印本在内容构成上或增或削，这本身使其具备了丰富的史料价值。
大正五年的终印本几乎保留了前述五种印本中的全部序、跋[26]，其撰写时间或逾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大藏让与翻刻古本论语序（1811年）、内藤虎序（1916年）；清原宣贤跋（1533年）、仙石政和跋（1811年）、土屋弘跋（1916年三月）。这对于了解《天文版论语》的刊行、嬗递实在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以《论语》为核心的汉籍和刻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附录》一册收录和刊出的同样相距百年的两篇考证文章——仙石政和的《南宗论语考异》（1811年）和细川润次郎的《天文版论语考》（1916年），它们记录了近世以来关于《天文版论语》重要的校勘成果，对于考察《天文版论语》的研究史，亦有着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
仙石政和（1766—1824）“考异”的目的主要在于究明底本，这首先与“版木”问题有关。前述六种形态刊本中，除第四种之外，各本的“何晏论语序”“论语本文”“清原宣贤跋”三部分，均据南宗寺旧藏版木刊出。最初的版木或存于京都或存于堺市，并无明确记载，大约至江户时代才传至南宗寺。关于这一过程，从前述第二种江户时期印本“五畿之地方云云之跋”所记之文字，可略见端倪：
南宗禅刹东京鲁论镂板八十七面……此板之存在于南刹，其起由亦无明据，大抵庆元之际为寺什云者，山侣及府人之口碑可以认焉。[27]
“庆元之际”为江户时代“庆长年”与“元和年”之际，即西元1615年。那么1533年初刻之后至1615年之间，版木存于何处呢？仙石政和在《翻刻南宗论语·跋语》中道明其版“清原宣贤所附细川幽斋，幽斋附南宗也”。也就是说，《天文版论语》在天文二年初刻之后至元和元年（1615年），一直存于清原宣贤或细川幽斋处，之后传至南宗寺收藏。但接下来的疑问便是“清原宣贤所附阿佐井野今何本乎？”于是仙石政和以众本考之，写下校勘记，这一过程被记录在其“跋语”中：
所谓累叶的本虽不可悉得，然据之讲求既得思过半矣。吾以为书库中一珍珠也，遂取校雠，旁及世所行集解、根伯修足利钞本、其余若干本，颇互有出入，与皇本大同小异也。为作考异一篇，翻刻本经及序跋以附之，以藏于家。[28]
细川润次郎（1834—1923）《天文版论语考》写于1916年最终版刊行之时。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细川润次郎初见南宗寺版木时，确认其为《天文版论语》，后因“近人多得见此书，然鲜有问及其来历”，故“辑录与此书相关之人，以示天下”。[29]在《天文版论语考》中，细川润次郎梳理了自吉田篁墩（汉宦）[30]以来《天文版论语》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与文献，也特别记述了清原宣贤、阿佐井野的刻书事迹，为后世进一步考察有关《天文版论语》的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极大的便利。
三、结语
传入日本的汉籍，以《论语》为最早，自285年始传日本，迄今已逾一千七百余年，其间钞本、刻本难以计数。以集解本而言，《正平版论语》时代最古，然其版木今已残缺，而《天文版论语》虽为单经本，但在其四百年生涯中，却一直被完好收藏，其存在感不能不令人称奇。如果让我们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去回望这似一叶扁舟般驶过的文本，则不难发现，它的出现、存在和延续实在是占尽天时地利，兼得众人之手襄助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