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20世纪日本昭和时代的中国学家，在日本中国学界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广泛声誉。在近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吉川幸次郎上承狩野直喜（1868—1947）、铃木虎雄（1878—1963）等“京都学派”早期开创性学者之流风余韵，下启战后中国文学研究新生面。
吉川幸次郎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典籍有着很深的造诣，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元曲研究和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上，在其全集中便收录有《元杂剧研究》《新唐诗选》《陶渊明传》《诗经·国风》等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撰著。吉川幸次郎以其深刻的学养与厚重的著述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表彰世界性东洋学者的儒莲奖，同获此奖的日本学者还有曾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藤枝晃、宫崎市定、京都国立博物馆长神田喜一郎。他们都是东洋史方面的专家，而吉川幸次郎则是其中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唯一学者。因此可以确认，在日本学术界，吉川幸次郎称得上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
这样一位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大学问家，这样一位自称不是哲学家而是文献学者、语言学者[1]的日本中国学家，在中国古代思想研究领域也开创了一片天地。细致梳理其学术脉络则不难发现，对于《论语》的整理研究，亦为其学术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川幸次郎的《论语》研究，在方法论上秉承实证主义的治经传统，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完成了《论语》的现代日本语译注；在对《论语》思想性的阐释上则对前辈学者既有继承亦有所发明，以“文化主义”加以指称；对《论语》的文学性的解读，更凸显出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
第一节 “诚实地理解中国”——关于《论语》的文献整理
早在对《论语》的文献研究开始之前，吉川幸次郎就曾参与过一项中国古代经学文献的整理项目，即关于《尚书正义》的日本语译注。[2]“诚实地理解中国”一语，即为出自此一时期的言说。此后，这一立场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贯穿于吉川幸次郎对于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之中，同时，更成为吉川幸次郎终其一生考量中国的出发点。
1926年吉川幸次郎以本科论文《倚声通论》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1928年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拟选题从事唐诗研究，直至1947年终以论文《元杂剧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毫无疑问，吉川幸次郎的学问中心在于“中国文学”，然而通览其学术生涯之全貌，却不难发现，其“前半生最重要的工作”[3]，竟是194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尚书正义》日本语译注，而其后完成于1959年的《论语》译注，固然可以纳入其对于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加以考量，但更可以将其视为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古典经学文献整理研究延长线上的劳作。
1928年，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吉川幸次郎，跟随导师狩野直喜初度访华，翌年得到京都大学“上野奖学金”再度留学中国。1931年，结束了前后三年的留学生活后归国的吉川，办理了研究生院的退学手续，旋即进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前身），此间并同时兼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自1935年4月开始，吉川幸次郎作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主持参与了该所对《尚书正义》定本进行的修订翻译工作，这项长达六年（1935—1941）的文献整理工作被吉川视为“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也因此而成为其学术生涯最初的演练。
在这部日本语译本的序言中，吉川幸次郎首次明确表达了“诚实地理解中国”的必要：
说到注释，似乎总被当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读物，但事实绝非如此。这部译注称得上是研究中国精神史的重要资料。首先，把它当作《尚书》的注释之作时，对于准备阅读《尚书》的人来说，这部书籍无疑是一部必读书，抑或可以说是是注释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当脱离开仅仅是阅读《尚书》的立场，即同时把《尚书正义》当作精神史资料来审视时，这部著作则具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无可比拟的价值。
……将此一翻译作品当作《尚书》的注释来阅读，固然很令人高兴；但倘若出于从《尚书正义》的烦琐论证中汲取中国人的精神旨归之目的而阅读此书，则无疑令人更感欣慰。论证方面的烦琐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为了诚实地理解中国，我认为，就必须克服这一烦琐。[4]
吉川幸次郎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成果的“诚实地理解”和重视，无疑深受其师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影响。[5]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史上，以十分尊重清代考据学的狩野直喜为代表，为纠正江户汉学奉“朱子学”为圭臬之偏颇，倡言以“古典解释学”立场对待中国古典，也即主张应将训诂之学置于与义理之学并重的位置。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主张文献考订，推行原典研究，成为“京都学派”的基本学术特征。吉川幸次郎所言之“诚实地理解中国”，恰好表达了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所倡言的这一实证主义传统。[6]秉承这一学风，吉川幸次郎将其运用于对于《论语》的研究中。
在《尚书正义译注》之后二十年，吉川幸次郎开始了关于《论语》的日本语译注工作。收入朝日新闻社“中国古典选”中的《论语》（译注），分上、下两卷刊行，初刊于1959年，其后作为“新订中国古典选”，于1965年再版刊行，后又屡次被收入“朝日选书”“朝日文库”等系列刊本中。从开本大小到装订样式，都不断有所变化，前后出版七八次之多，共发行三四十万部。与收入“中国古典选”中的其他经典所不同的是，这部《论语》（译注）并非一般性通俗解读之作，而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在广泛的受众群中，既有普通读书人，也有专业人士，其影响颇为卓著。著名的日本中国学家井波律子（曾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就曾这样写道：
初次通读孔子言行录《论语》（吉川幸次郎著，“朝日选书”上下），是在大学三年级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的时候。在缜密而富于气势的注解引导下，一旦读起来，就立刻会被其魅力所吸引。从那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每当重读此书，都会体味到那种无以言表的阅读快感。[7]
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论语》译注之作，是吉川幸次郎在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在对中国儒学思想也包括对日本儒学的深入比较中完成的。一方面，他充分继承了前辈学者既有的阐释成果，另一方面，也以长期不辍的热情，展开了堪称细致周密的文本解析与迻译，使之成为体现其扎实严谨的文献学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其具体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博采众家之说，古注、新注并重
为了“诚实地理解中国”，吉川幸次郎十分留意广泛吸纳中日两国历来的注释成果，兼采众家诸说。他明确表达了完成这部《论语》译注的“宗旨”：
我此番要对《论语》进行的逐条解读，并无意以新说而超越历来诸家之说。《论语》是我们的祖先，更广阔意义上说是东方各国的祖先们所广泛阅读过来的文献，正因如此，就要基于祖先们普遍接受下来的阐释来阅读此书。
我们要以此为宗旨，至少要将之作为原则性的宗旨。[8]
在对《论语》进行日本语译注之前，作为行将展开的文献整理之先行研究，吉川幸次郎首先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经学史以及日本汉学史上中日两国历代学者有关《论语》的注释之作，对历来流行的各家注本，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表明了其基本的取舍立场。如，在论及“古注”魏何晏《论语集解》时，吉川幸次郎充分肯定了该注释文本的重要价值。他说：
何晏对汉代以来既已盛行的各家注释加以选择取舍，汇集汉学者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魏学者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各记其姓名，列举引用。一般认为，作为思想家，何晏醉心于老庄之学，故在阐述自家之言时，不免有据老庄之说加以歪曲之嫌。但是，作为现存的注释，《集解》年代最古，中国至唐，日本经奈良、平安两朝至镰仓末期，读《论语》者皆非以此为据莫甚。[9]
《论语集解》之外，吉川幸次郎用相当的笔墨述及皇侃的《论语义疏》。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论语义疏》不出南宋即已亡佚，但在日本却一直得以保存、流传不废之故。1750年，荻生徂徕弟子根本逊志据足利学校所藏旧钞本出版印本，“后传至中国，学界震惊”。乾隆开四库馆时，鲍廷博据此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并收入《四库全书》，“中国学者才得以再睹真颜”。吉川幸次郎不无自豪地称此为“过去的日本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最大业绩之一”[10]。当然，吉川同时也分析指出了利用《论语义疏》时需加以留意之处。在征引何晏之后至梁诸说时，《论语义疏》在阐述自家之言时，也与何晏《集解》相类，即所谓援道释儒，亦以道家思想阐解《论语》，故吉川幸次郎指出，“作为《论语》注释，（《论语义疏》）略呈奇矫之论”[11]。
对于邢昺的《论语注疏》，吉川幸次郎将其与《论语义疏》同样归类为“古注”，视为“古注的再注释”。对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这部《论语注疏》，吉川幸次郎认为，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其注释可谓“稳健妥帖的再注释”，虽“缺乏新意”，但仍然“称得上是《论语》古注的权威详本”。[12]
在对《论语》的古注诸本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吉川幸次郎也对《论语》“新注”，即南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并作出了辩证的分析。
宋代理学的兴起，昭示着中国古代学术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儒家经典开始作为文本资料而被加以形而上的建构，这场重读经典、重新诠释古典的文化风潮无疑由朱熹而总其成。在朱子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显然是将“四书”放置于超过了“五经”之上的位置的，而其中尤以对《论语》最为重视。因此，吉川幸次郎高度评价朱熹为“近千年间中国最伟大的学者”，称其所撰著之《论语集注》是“极其优秀的注本”，“不仅在中国的元明清时代，甚至于日本的江户时代，都是作为国定教科书而获得极大普及的”。[13]同时，吉川幸次郎也指出，由于朱熹的努力，实现了从之前“以孔子所规范之种种为圭臬”向着“以孔子其人为楷模”的转变。[14]也正因如此，吉川分析了朱子《论语集注》的问题所在。他说：
尊奉《论语》而以之为人间规范，这种意识时而会造成逼仄死板的解释；因为拘泥于其所持有的形而上的体系，阅读时就不免产生出牵强附会的解读；又由于对古代语言学知识的欠缺，误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凡此种种皆为其不足。[15]
在吉川幸次郎看来，其所指出的《论语集注》的上述缺陷，后来不仅为清代考据学家也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所排斥并予以克服。
《论语集注》随禅僧的频繁往来，于镰仓末期传入日本，至室町时代（1390—1595），在以古传经的清原家后继学者的著作中，也折中地吸收了朱子的主张。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德川家康开始更进一步地起用以藤元惺窝弟子林罗山（1583—1658）为首的朱子派学人来振兴文教，朱子学遂一跃成为幕府时期的官方御用之学。其后，以倡导古学、排斥宋学而著称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论语》注释又日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可以说，至江户时代后期，《论语》的读者群甚至延及一般的江户庶民，他们所面对的《论语》注释文本，则既有长于训诂的“古注”，亦有重在义理阐释的“新注”。
关于日本的《论语》古注，吉川幸次郎深深服膺于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和荻生徂徕的《论语徵》，在其《论语》译注中，对此二注本多有征引。此外，有关日本的训点本方面，吉川幸次郎参照最多的是江户后期的儒者後藤芝山（1721—1782）本于朱
子《论语集注》所作的训点，对林道春（罗山）以及山崎闇斋（1618—1682）、佐藤一斋（1772—1859）等人的汉文训解，亦间有参考。至于本自何晏古注《论语集解》的日本训点本，则参照了依据江户末期北野宫寺学堂古写本翻刻的覆刻本之训点。总之，对于上述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的《论语》“古注”与“新注”，吉川幸次郎亦皆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然，也并不墨守成说，其译注中兼下己意处亦多有之。
二、尊重清代考据学家注释成果
作为日本中国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学者，吉川幸次郎对其前辈学者诸如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最直接的学术传承，莫过于对中国清代考据学家的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