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诤友可遇不可求
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采天下之善，矿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敬其有裨于吾，示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
——引自《曾国藩语录》
在众多的朋友之中，诤友是最难能可贵的。诤友能够促使人们不断地进步。曾国藩身居高位，如果没有诤友不断地提醒他，也难免会得意忘形。曾国藩虚怀若谷，总是虚心地聆听朋友的建议，因此避免了很多的错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邵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率真、直截了当，锋芒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诤友不会整天给你戴高帽子，而是会不断地指出自己的朋友的不足，这对于自己的朋友的进步具有很大作用。在人生的路途中，如果没有诤友，人们就会多做很多错事，会多摔很多跟头。面对朋友的指责，曾国藩没有大发雷霆，而是虚心地接受。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有时，朋友的建议也不见得都是对的。面对朋友指出的错误意见，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对待，不能因为朋友提出错误的建议而将他划出朋友之列。在曾国藩的众多朋友之中，李鸿章算是一个真正的诤友。面对李鸿章的指责，曾国藩有时也会生气，但绝没有因此而疏远李鸿章。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军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人，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10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即攻克傲州。李元度兵败后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后来，李元度回到祁门大营，不但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还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湖南。曾国藩对之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后来，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祁门，几经辗转波折，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有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这种诚恳对待朋友的态度，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他的朋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曾国藩的朋友之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吴竹如。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自己平生的经历，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话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重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放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我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呢？这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曾国藩身份显赫，因此他的朋友很多，每天给他歌功颂德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他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被阿谀奉承之声熏得飘飘然，其重要的原因这一就是他的身边有很多诤友，他们在曾国藩飘飘然的时候会给他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过来。
诤友可遇而不可求，有了诤友，一定不能因为意气之争而抛弃，否则将会遗憾终身。
5．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便宜。
——引自《曾国藩语录》
明代出了名的谏臣杨继盛，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是这样写的：“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生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丟过。”这既是箴言，也是一味苦药，更是一个将死之人对人性的大悟彻悟，期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奥义。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深刻。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发卷所走各家，一半系余旧友，惟屡次扰人，心殊不安，我自从己亥年（1839）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1840）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曾国潢）在京年余，亦得略见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曾国藩认为，从前那些喜欢施恩于自己的人，都是另有所图的，无论银两多少，都不过是钓鱼的诱饵。将来万一自己做了总督或者学政时，就不得不回敬他们，然而这时的回敬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你施一报十也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8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
那些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容易出现两种毛病：一是容易骄傲，二是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做，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曾国藩就遇到过。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
还有一次，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他很震动，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我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间此心，尚觉无，隗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子不食言。”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二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不可以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身处官场的人，可能没有不同意曾国藩关于不占便宜的说法的，可能也曾有过这种亲身体会。虽然曾国藩有一种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
俗语说人情是笔债。若是你占了别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别人半分人情。而这人情是必须要有所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危害自己的利益，到头来往往得不偿失！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与人交际时就不能占人半点便宜，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样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拒绝诱惑，头脑时刻清醒，保持住好的名声，而不会轻易失足。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曾国藩看透了其中的奥秘。正是依据“不占人半点便宜”的处世哲学，他才能做到无欲则刚，处处拒绝利的诱惑，而最终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6．患难与共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引自《曾国藩家书》
圆滑与真挚在曾国藩身上可以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他在处世为官上可说滑出了水平，在对待朋友上却又是至诚相待。他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的交往都体现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则。
道光二十四年（1844），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弟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授业，非常高兴。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在《致诸弟》信中曾国藩说：“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罗泽南）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门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刘蓉）、欧晓岑（欧阳小岑）所推服，有杨生（杨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在给其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占领建昌府，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把西征军事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时，曾国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断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骆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这时翼王石达开不是奉命急于回师天京参加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斗争，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
罗泽南在武昌外围，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也欲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军水陆两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于是，罗泽南心急如焚，频频发令攻打太平军，但是，当时据守武昌的太平军却百计防御，越来越难攻打。
到了三月八日，武昌太平守军开始转入反攻，从望山门发出一支兵队大约三千人；另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八步街抄袭保安门外的胡林翼大营；还有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正面进攻胡林翼军营。从武胜门、忠孝门冲出的约五千兵队则出击分居于小龟山、紫金山、双凤山的官军。又有一支太平军从鹰嘴角出击，直奔唐训方军营方向。此时，只有武昌城的宾阳门没有出兵。
然而，罗泽南有所不知，宾阳城门虽虚掩，寂然无声，但其门后却隐伏着精兵上万余人。
这时，罗泽南正驻军洪山，他得知武昌守军分路出击，便陆续派出李续宾、蒋益澧等分兵接战。乘各路鏖战不休时，罗泽南亲自督军从洪山出击。而此时，太平军却佯装败退，罗泽南乘“胜”穷追，直抵宾阳门，充满着攻占武昌的喜悦。刹那间，宾阳门忽然大开，数万的精兵拥出，直冲罗泽南的军队。此时的罗泽南军队退则无路，进则不能，陷入了太平军的夹击之中。
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乱的猛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太平军几经溃散。不幸的是，这时火枪打中他的左额，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战衣。但罗泽南仍然踞坐指挥。
四月初，罗泽南终于死于洪山军营。曾国藩在江西得到罗泽南的死讯后，不敢透露，害怕瓦解军心士气。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悔恨万分，认为是自己五次写信督战，才至于此。两人结识早，又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并一起创制湘军，故交情很深。曾国藩常常怀念这位良师益友。据他在同治二年（1863）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记载：
“夜阅罗罗山（罗泽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
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特意为他写了碑铭，称赞他为“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指罗泽南）弟子也”。
还有一位与曾国藩患难与共的朋友，此人就是刘蓉。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后来天各一方，但书信往来不断，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早在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回籍，与刘蓉曾多次交谈。刘蓉对曾国藩之父及其儿媳贺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于对这位老友的情谊和对曾纪泽的厚爱，竟主动将自己的闺女许给其继配儿媳。对此，曾国藩十分满意。
这样，与曾国藩订交最早、友谊最笃的刘蓉，又成了曾国藩的亲家。
后来，刘蓉被革职回籍后，曾国藩闻讯忧喜参半。他在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刘蓉）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万幸。”
曾国藩的挚友还有一位，就是郭嵩焘。
道光十五年（1835），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后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然而，郭嵩焘正在考中举人、踌躇满志时，一同赴京会试的曾国藩高中第三十八名进士，而他却名落孙山。第二年，他再一次进京赴考，而且大有破釜沉舟之概，离别时对两弟说：“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可惜的是，他这一次又是不中。恰在这时，曾国藩因暑热难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病势“危剧，几不救”。作为好友，郭嵩焘虽然已一贫如洗，但还是四处奔波，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并亲自熬药护理。曾国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再次住在好友曾国藩家中。当时，曾国藩正在文渊阁任职。对郭嵩焘的到来，他十分高兴，并作了一首诗《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对老友的同情。
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冯卓怀）在曾国藩的公馆共同制定了一个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
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他的弟弟郭昆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
在曾国藩的众多朋友中，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讲研《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曾国藩与刘蓉的交往可概以一个“挚”字，有真情，吐真言；与罗泽南的友谊在战场上历经了生与死的验证；与郭嵩焘更是有过生死至交的情谊。这些朋友在学问上是良师，私情上为益友，行军中为良谋，战斗中为股肱猛将。所以，曾国藩一生的丰功伟业，与这样一群具真才实学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他贫寒和落魄。只要有这样的朋友患难与共，人生就不会留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