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用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他也没有再请倭仁藏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是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备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论史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从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的励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励志方法，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认为：“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他告诫他的弟弟们择友需慎之又慎，因为一生的成败，都要看所结交的朋友贤与不贤，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国藩认为何人可以为师呢？他所推崇的人是范仲淹、韩愈、司马迁、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曾国藩的大志由此可见。
曾国藩把自己考评过的那些认为学问、人品较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思是说此等人千万不可为友，这些人虽贵为官宦，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人。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愈多愈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长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最终会成功还是失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治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3．容人以恕，宽和为上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
——引自《曾国藩家书》“书赠仲弟六则·恕”
俗话说的好，“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胸怀与他的事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身在高位者，如果斤斤计较一些小事，为小事所困扰，断然不会有大的作为。古今凡成大事者，无不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目光，他们这种豪迈的气概也为自己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一般有两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实；一是责人而不责己。“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几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可以说在用人上，曾国藩高诸葛亮一筹。诸葛亮是事无巨细全由自己掌握，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也就是在用人上过于苛刻了。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兄弟和幕僚，“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求全责备往往还是对人怀有偏见。求全其实是求缺，这也是“恕”所忌的。
北宋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召试抚州人晏殊和大名府人姜盖。姜盖试诗六首，曼殊试诗赋各一首。宋真宗欣赏晏殊所作又好又快；宰相寇准却因为晏殊是南方人，并认为南方人一向很鬼，所以他力主取北方人姜盖，以压晏殊。宋真宗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当不计较地域，唐代张九龄出身偏远也做了宰相。事实证明，宋真宗是对的。晏殊后来官至宰相，培养和举荐了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贤能人才。寇准关于南人北人的见解就是他的偏见。
古人认为：应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是宽以待人的道德要求。“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这种提倡与人为善的行为，反映出一个人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
曾国藩在教导四弟要以“恕”立身时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强特别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此，曾国藩向来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左宗棠已41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意即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一番话说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左宗棠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让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曾国藩的大度待人还表现在他对左宗棠的保举上。尽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与曾意见不合，但他认为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甚至说左“深明将略，度越时贤”，终使左能够一展抱负，成为近代著名人物之一。
曾国藩待人以诚恳的例子还有很多：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按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
曾国藩求才心切，难免也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接待，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这个人言词伶俐，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时，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他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间是“何人？”此人说涂宗瀛及郭远堂。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若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与他人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的举止，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显得极为大度。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取得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更重要的是使他少树了许多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