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大气一些，在用人的时候不能畏首畏尾，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行动权，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最大化施展，这样才能充分地利用人才。若是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则会使下属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另谋他就，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选才需独具慧眼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引自《冰鉴》
大到治理国家，小到成就个人事业，选拔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真正能够广泛选拔人才，就能为成功奠定基石。在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能干的人才辅助自己，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就很难在帮派林立的官场上取得成功。曾国藩深知，人才的选拔关系到吏治世风，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他说：“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末期，那个时候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要在那样的官场中有所作为着实不易。曾国藩说：“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人才也并非是那么容易选择的，很多时候贤愚莫辨。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而曾国藩的成功则是因为“善识人才”。
在《曾国藩的识人之术》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3个年轻人，3人一起到了曾国藩的府邸。傍晚的时候，曾国藩才回到家里。家人跑来告诉他，李大人推荐的3个人已经等侯多时了。曾国藩示意家人不要作声，自己悄悄地去观察那3个人。
曾国藩看到其中的一个人不停地观察房间里的东西，似乎在想些什么事情；另外的一个则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什么也不做；而第三个年轻人虽相貌平庸，但却器宇轩昂，他背着双手抬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过了一会，曾国藩再次去观察，他发现那个看天的年轻人依然在气定神闲地观赏风景，而另外的那两个则显得非常焦躁。看到这里，曾国藩心里已经大概有个谱了。
很快，曾国藩就召见了他们3个人。从和他们的谈话中，曾国藩发现那个一直打量房间里摆设的年轻人显然是花了一番工夫的，他对于自己的爱好习惯都了如指掌，他和自己侃侃而谈，非常投机。而那个一直规规矩矩的年轻人则显得相对木讷。第三个年轻人虽然话不多，但是语出惊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相当高明。
后来，曾国藩给3个人安排了职位，但是却出人意料。他对那个谈话最投机的人并没有委以重任，只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那个比较木讷的年轻人被曾国藩派去管理钱粮马草；第三个年轻人被他派去军前听用，并且他还特别叮嘱要重点培养。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安排很不理解，就去向他询问。曾国藩向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年轻人从开始等的时候就四处打量，而且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这样的人只会狗苟蝇营、求取功名，德行有亏，所以不能重用。第二个年轻人比较木讷，不善言谈，可以看出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沉稳有余，而灵活不足，没有魄力，也不能做大事。第三个年轻人则不一样，他在庭院中等待那么久，始终平静如水，这说明他是一个从容淡定的人，具有大将风度。再者，他面对问询的时候能够不卑不亢，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曾国藩的这番论断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第三个年轻人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曾国藩用人看中的是德才兼备，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曾国藩说：“德”和“才”之间，“德”是主，“才”是次；“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好比木之本，“才”好比枝叶。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曾国藩总结出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他认为，考察一个人首先要“考言”，一个人是否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至关重要。同时，还要考察一个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在“志趣”方面，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腊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至于“品行”“思想”方面，曾国藩认为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同时曾国藩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
善于“识才”是选拔人才最重要的基础。能够在众人当中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予以重用，才能提高自己队伍的整体实力。若是忠奸不分、贤愚不辨，将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选拔上来，终将会坏大事。
2．知其特点，用其之长
惟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孰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引自《曾国藩语录》
在识别人才之后，还需要有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观点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能力和功效。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以称得上楷模。
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刘邦问众臣：“诸位爱卿，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虽然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陛下能够赏罚分明，不论谁有功，都会论功行赏，所以将士都愿意为陛下卖力。而项羽则不同。他虽然表面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赏，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后，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稳固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队，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今的豪杰奇才，我都能够悉心任用，所以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得不到重用，这就是他败亡的原因。”
曾国藩并不是“天才论者”，他认为天下并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下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谓的“人才”，大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因此他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在这里，曾国藩提出了培养人才的方法：“人才以陶冶而成”，“由勉强磨砺而出”，有用的人才必须由培养、陶冶、磨炼而成。这就好比一块玉石，要想使之成为像和氏璧那样的瑰宝，就必须经过琢磨。
与这一思想相对应的，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为了论证自己的人才观，曾国藩还从古人那里寻找到了依据。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引用《中庸》的话说“别人花一分工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工夫；别人花十分的工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工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从曾国藩引证的这些的话来看，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勤勉”，以勤致名，即通过后天的勤奋刻苦学以成才，最终获取功名。曾国藩的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炼，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受李鸿章，只不过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将不利于他的成长。既然李鸿章诚心想来，曾国藩当然十分乐意。
李鸿章进了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又借机对他进行了各种磨炼，使李鸿章消磨了部分锐气和傲气，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他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人的短处，李鸿章的长处在于聪明，有才华；短处在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他，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曾国藩在指出其优点和短处，加以告诫。
曾国藩在评价淮军名将郭松林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心腹，后带兵打仗，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曾国藩评价刘铭传时，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在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说他“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李昭庆随曾国藩围剿捻军，一直也无太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
曾国藩不仅了解手下的长处和短处，对敌人也了如指掌。太平军中，他最怕李秀成和陈玉成。他认为陈玉成最为凶悍，惯用“回马枪”，令清军防不胜防，但为人严酷，因此其他部将多不亲附，并且“性情轻躁，不能耐久”，所以可以 “坚忍胜之”；李秀成智谋最深，但他打仗不是很凶，手下人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杨辅清也是太平军名将，外号“杨七麻子”。曾国藩说他“七麻所最擅长芬，在不先扑人，上半日不交仗，直至日暮人倦之际，该逆率悍贼二千余人，多摇龙旗，始出酣战”。还尊称他为“七麻先生”，并告诫左宗棠，要遍告营哨，晚上收兵之时，要格外小心。林绍璋是洪秀全倚信之人，曾国藩却说他“资格老而好摆架子，不足畏也”。
对于捻军，曾国藩也是熟知。在奉命镇压捻军时，他首先分析了捻军的长处：一是步兵善用长竿枪，于枪林弹雨中猛冲直进；二是善用骑兵迅速严密合围；三是善战而不轻战，不主动求战；四是行走迅疾，数日千里。捻军也有短处：一是没有火器，不善攻坚；二是夜不扎营，散住村庄，难于应敌；三是辎重太多。针对捻军的优缺点，曾国藩制定了以“河防”为中心的围攻之法，终奏功效。
对捻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藩也知之甚详。他说：“赖文光乃发逆余党，百战悍寇，殊有智计。任柱亦最称善战。”因此告诫部下，要谨慎对待，不可轻视。
3．宝剑锋自苦寒来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人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萎然自馁也。
——引自《曾胡治兵语录》
一个人能否经受住磨砺，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成才。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多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曾国藩特别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他们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