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特殊时候，只有甘于“守弱”，才能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用自己的“弱”降住对方的“强”，从而保全自己。这时的弱，就比真正的“强”还要强了。
可以说，刻意营造的弱是一种全身之策，在强者面前示弱是自我保全的高超策略。反之，如果偏偏要与强者争风头，抢功劳，那么就难逃恶运了。
历史上著名的韩非就是因为没有以示“弱”的手段去降服对手的“强”，才做了冤死鬼。
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李斯是秦王谋划国事的重臣，他提出了对现存的其他六国进行各个击破的方针，深得秦王的赞赏。李斯分析了各国形势后，认为韩国是秦国的近邻，而且国势最弱，建议应先灭掉韩国。秦王认可了李斯的主张，并委派他具体谋划灭韩之策。就在这时，韩非来到秦国，欲说服秦王不要攻打韩国。
韩非本来和李斯曾同在荀子的门下求学，韩非是韩国贵族，非常眷恋故国，学成归国后，渴望力挽狂澜，重振韩国。然而，韩非在韩国并不得志，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私门势力等，但韩王一心只图享乐，根本听不进韩非的进谏，所以韩国并没有强大起来。当韩王得知秦国打算灭韩的消息后，就派韩非出使秦国去说服秦王。
韩非到秦国后，一见秦国国富民安，一派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就明白秦国国君定是英明的国君，又联想到韩王的昏庸，不仅起了留在秦国的想法。而秦王读过不少韩非的著作，早已对韩非起了爱才之心，便极力挽留韩非，韩非便留在了秦国。
如今，李斯与韩非相遇，当时的局面可谓“一山难容二虎”，李斯非常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危胁，痛恨韩非与他争宠。李斯深知，韩非的才学远远地超过了自己，如果他受到秦王的重用，自己就会失宠了。
对于李斯的嫉恨，韩非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恃才自傲，不懂得审时度势臣服于李斯，这就更使得李斯害怕韩非夺走自己受宠的地位，破坏自己“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战略计划，因此下定决心要除掉韩非。
李斯为了除掉韩非不择手段。他找了种种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利用韩非是韩国贵族这一点做文章，说韩非一心为韩，是绝不会为秦国进忠的。而放他回国就等于增加了对付韩国的难度，最终秦王下令韩非饮毒酒自尽。
韩非虽然颇有才学，被后世尊称为“韩非子”，但在当时，他的处世方式确实有缺稳妥。只知进不知退，面对强手不懂得退让，毫不示弱地与之争锋，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适当的示弱以麻痹对手，是处于弱势者保全自身的好方法，在某些特殊时候，弱者只有尽可能地示其“弱”，才能在强敌面前安然无羔，这就叫做胜利了。
而懂得利用“守弱”以“胜强”的行事哲学，则能够事事处处都保全自身。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也就是大成功了，笑到最后的才是胜者。
南北朝时，刘宋王朝的大臣宋爰十分精通于谄媚，因而颇得太祖刘义隆的宠信。有嫉恨宋爰的人就向皇帝揭发他的劣迹，太祖刘义隆听了，便亲自责问徐爰，没想到徐爰竟然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丝毫不为自己的过错辩解。
对此，太祖刘义隆不禁感到十分的意外，便问道：“你为人机敏，善于言辞，现在却为什么不为自己开脱罪名呢？”
徐爰回答说：“我的确做过一些错事，如果对于自己的错误还拒不承认，那么就是欺君，就是更大的错误了。只要皇上高兴，我死不足惜！”
刘义隆见他这么乖顺，反而赦免了他，并且再也不猜疑他了。
刘子业在皇位时，为人凶残恶毒，杀害了许多官员。徐爰为了保命，再次使出了“守弱”之计。他不仅绝不当面和刘子业对抗，还时常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曾哭着对刘子业说：“我本来手无缚鸡之力，没有被别人欺负全都靠皇上的保护。我没有能力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心中实在愧疚万分，还是请皇上赐我一死吧，省得皇上替我操心。”
由此刘子业对徐爰起了怜悯之意，即使有过错的时候，也一次次的放过了他，因此徐爰始终没有受到刘子业的迫害。
徐爰为了讨好刘子业，对囚禁中的刘彧曾经大加迫害。等到刘彧登上皇位后，自然对徐爰准备伺机报复。
徐爰的心腹劝他赶紧逃跑：“皇上和你有仇，无论如何也不会饶你了的，趁现在他还没有动手，你快点逃走吧。”
徐爰虽然也非常害怕，但他说：“皇上如果要抓我，我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所以说还是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吧。”
徐爰苦想了一夜后决定给刘彧上书自责，他对家人说：“我从前以柔弱惹人怜悯，以此为法宝而度过了不少难关。现在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求得皇上的饶恕了，希望能够有效啊。”
徐爰在奏疏中大骂自己是个混蛋，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自己所犯的过错罄竹难书，他还说自己什么能耐都没有，只会靠打击别人来邀功请赏。
最后，他故作诚恳地说：“皇上如果要杀死我，我绝对没有半点怨言，我只求皇上把我当一个反面教材吧，好让以后的臣子们都引以为戒，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完徐爰的奏书后，刘彧对他刻骨的仇恨就消了一大半，最后，他放了徐爰一条性命，只是将他贬到外地做官了事。
徐爰能够官场不倒，并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全在于他懂得向强敌示弱，让自己表现得极度软弱，使得强敌有已经胜战他的快感，由此就会失去继续和他争斗的兴趣，自己也就能幸存下来了。
官场之中的险恶自不必说，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无论朝代如何更换、无论处境多么复杂，总是能够遇难不死、逢凶化吉，好像有永生不死的法宝一样。
其实，他们不过是懂得做人处事的奥妙而已，示“弱”胜“强”就是一个很高超的办法之一。
[实例应用与分析]
承受屈辱与灾难——忍辱负重者能成大事
《道德经》中的“是以圣人云：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原意为：因此圣人说：承受得起国家屈辱的人，才能够做国家的君主；承受得起国家灾难的人，才配做天下的君王。合乎“道”的话，往往和世俗人情截然相反。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忍辱负重者能成大事”。
老子说，承受得起国家屈辱的人，才能够做国家的君主；承受得起国家灾难的人，才配做天下的君王。
古圣贤豪杰所以立大德而树立业者，莫不成于忍，而败于不能忍，看古今中外，许多成大事的大人物，都是经历了常人克服不了的困难与屈辱，突破重重阻碍，最终走向成功的。在成大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遭到屈辱，一个人是否可以成大事，全在于能不能克服困难、忍受一时的屈辱。在成大事者的眼中，任何困难与屈辱都不足以让人心灰意冷，相反更能鼓舞土气，激发起一定要做成事情的欲望。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尤其在成就大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挫折和屈辱，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全在于能不能忍受屈辱、克服困难。
纵观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物，都是在经历了常人所克服不了的困难与屈辱，突破了重重阻碍与荆棘之后，最终才获得胜利、走向成功的。
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忍辱负重”的典范：任何大的磨砺他都能承受得了，坚强地渡过危机。
1929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与张云逸、韦拔群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命令红七军攻打大城市。邓小平不赞成，因而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邓小平没有因此消极、抱怨。他泰然自若，不放弃自己的主张。结果，攻打大城市失败，部队伤亡惨重。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他被恢复职务。
1966年，他成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到1973年3月10日恢复副总理职务，相隔8年的时间。这8年，是忍辱负重的8年。
1969年10月，他曾被发配到江西，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当钳工。工人们称赞他是“最好的钳工”。他平易近人，最讲礼貌，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每天定时读书，读二十四史、马列著作，每天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是他集中思考的时间。三年的时间，一切大的问题，他都深思熟虑了。他忍耐、等待而不消极，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