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在复王懿荣信中说：
“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知圣人所作之字所言之文，而非可以浅识圣人，如童蒙而自予今也，有所则谨而识之，而无可以自是也……通形象，非通古文字不可。通古文字，非多见钟鼎古器文字不可。今日而欲求秦以前古圣人文字之真，敬进一解曰，通真古器文字，非多读古人书，而深研圣人所求天地自然之理，有得于圣人义理之心不可，人虽作不到，而理自不可易也。后人所不知圣人之事有二，古文字其一，道理其一也。
古人作字之始，止是圣人之心，有学问道理，彻上彻下，包举远遗。于一事则以一指明之，于一意则以一字领会之，于一形则以一字象取之，于一声则加一字以谐合之，四者用所不足，则转注假借而引伸以通足之。虽一字无非圣人之心德处……”
王懿荣则致陈介祺信中说道：
“来未所谓古人之，一事不可及，已于此然其所以，能如此者，则圣人之学，先王之政，因有以贯乎？一事之中者，博者事物约者，义理因古人之器，以求古人之心。此语诚然，侄尝思古人造器寓款识于其中，真神妙不可思议，真是古人用心之精真。
秦诏所谓其于久远之意，盖器不过祭器养器，二事其曰养器，即食器用物之日与人相习者，古人象形指事，某器之宜作某事某物之用，皆有款识志之，使人临时自知望文知义忌之既久，而家人妇孺见某器即知当为某时，某事所须有条不紊，久而不忘。且为某物所宜自然，知文字自然知义理，而文字义理，亦自然久远。人之者见物，知事明理，且能习惯久远，自然解文义而不忘者，皆莫如此合器也……
侄因故人之器以求故人之心者，所见如是古人之一事，而春用心之精深，已知是又尝谓，最初文字只是象形，从古人身上说起有义理而后有文字，从今人看古人，从今人求古学，则有形象而后有文字；欲求义理，则非通训诂不可；通训诂非通声音不可，通声音非通文字不可，通文字非通形象不可；欲通其有形象文字则非钟鼎古文不可，通钟鼎古文则非见真古器文字不可。舍古器固无他属，自有天地日月山川而外物之古者，亦莫如此，一片残铜也。故又尝谓古器之文，皆当时贵贱，妇孺日习惯不求识而自识者，而今之通才博学及不能识者，其时理使然也。释古器文字有一字之确者，则从声入心通，可以证古之一义，亦复人人自然无异议，若一人稍有疑问是其释必有未确切处，不然人因此心。一语道破，虽夷狄仇口不能异词也。若必执一器而逐字，字字释之，则其势必有所不能其理，必有所不通，势必至于穿凿附会，强古人之文，以就我之心，曲硬为古人造言生事，如巫姑扶战乱一般。真可大笑！故执一器，而欲字字释之，真大惑也……”（以上陈、王二人手札，陈：《秦前文字之语》、王札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藏部，吕伟达手抄）。
勃兴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发展到了清末，已经冲破了单纯收藏、研究钟鼎彝器、碑碣、石刻的狭小范围，还拓展到了兵器、钱币、玺印、封泥、陶文、砖瓦等各个方面。总之，凡是具有文字、图像、花纹的一切古老器物，均成为广大收藏家们研究和收藏的对象。开这个先河的人，就是陈介祺。而王懿荣是继陈之后的又一泰斗级的人物。他们一脉相承，为我国的考古学和古文明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他们二人在探讨金石文字考释上，见解一致，才有王懿荣与陈通信十几年，独具慧眼，发现了甲骨文。
王懿荣在研究金石文字学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例如，他研究和收藏商周青铜器就有：辅伯鼎、匽侯旨鼎、叔向簠等30多种。其中他考释“手执中阳文觚”、铭文“手执中”即“史”字，为商周铜器中常见的族徽。王懿荣在考释金文方面也深得陈介祺的赏识。例如，王懿荣说《尚书·大诰》中的“宁王”、“宁武”、“宁文”之“宁”字，应是“文”字之。这一说法，深得陈介祺的赞同和高度评价。
陈在给潘祖荫的信中说：“《尚书》至今日无从考据以定之……其文之古者，则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金古文亦唯《尚书》可以通之。福山王廉生农部懿荣书来，谓《大诰》‘宁王’、‘宁武’皆古文作‘’作‘’之。余谓‘文人’说极为有见。”
原来，在西周金文中，“文”字写法往往是从“心”的，这种写法到春秋战国以后就渐渐不用了。因此，后人在隶中，传抄西周文献《尚书·大诰》时，由于不识从“心”的“文”字，于是就误作与“文字”形相似的“宁”字。
所以陈介祺称赞王懿荣，对“宁”与“文”字的勘误，是功力非凡的，《尚书·大诰》中的“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宁人”等自此变为“文”，便是西周金文的“文王、文考、前文人”，这就显得通了。从此，王懿荣在金石文字考释上的地位由原来的一般，一跃而成为与陈齐名的领军人物了。
王懿荣在有关陶文的题跋中，也使陈介祺钦佩。例如，他在给鲍康（子年）观古阁藏陶拓本上的题跋中说：陶文“款识间有若今存玺印者，可证古玺印口口（原文字模糊不清）之一。字体在彝器、玺印之间，亦秦前文字也。”“古玺印”后两字残缺，从残存字画看，似为“施用”二字。意思是说，古玺印用途之一即印制陶文。著名画家黄宾虹于1930年出版《陶玺文字合证》一书，举出古玺与陶文内容相同或相近数例，结论是：“古玺文字，前人莫名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古玺文字，前人莫名其所用”的说法不正确。黄氏显然不知道，在他之前王懿荣早在63年前，已经窥破了这一秘密。
王懿荣上述题跋的落款是“丁丑五月”。丁丑应为光绪三年（1877）。而陈介祺收藏陶文则是光绪二年（1876）的事了。
关于陶文发现年代，以往多根据陈介祺的如下一则陶文题跋：“瓦器残片，出潍之东。甚古，有印文曰陈口，当是陈氏之族，口字不可识。同治壬申五月六日己丑，得之于姓。”壬申是同治十一年（1872），以此作为发现陶文的最早记录。
但王懿荣在上述“丁丑五月”的题跋中还说道：“长安所出瓦鼎，器盖完具有文字者，海丰吴子苾阁学藏其一。则汉器也，是其遗制。”这件有铭文完整陶鼎，器盖对铭，铭作：“咸亭完里丹器”，徐世襄藏有全形拓。值得注意的是收藏者“海丰吴子苾”即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他与王懿荣有儿女亲家关系。这就是说，根据王懿荣的这则题跋，至少可以把陶文发现年代比陈介祺所说提前了17年以上。由此可见，王懿荣对金石文字考释的功力了。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新科进士王懿荣回乡探亲、祭祖。但王懿荣并没有急于赶到家中，而是沿途探寻金石古物，到家后仍然四处寻访。新年过后，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开始从里返京，同样也是访友问古，散资购藏，经黄县在族兄王守训家小住后，来到潍县，住在了亦师亦友的陈介祺家中，这是王懿荣首次来到潍县拜访陈介祺，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会晤。王懿荣在其《天壤阁杂记》中曾记载曰：“二月间北上……过潍县，住四日，遍访赏鉴家。在陈寿丈（王懿荣对陈介祺的尊称，笔者注）处三日，书画古器不具数……”这次会面，是在二人往来书函八年，心仪已久的情况下进行的。
王懿荣在陈介祺家，遍观陈氏所藏，大饱眼福。与此同时，二人还对一些金石文字进行讨论探究。例如，在谈到所见的齐刀范时，王说：“齐刀范亦陶成者，范正面凡列三刀，其范首尾或有字，作‘’，作‘田’，作‘齐’字。又纪数年，斋所得将千余，无一完者，皆临淄出。完者乃以两残范配合作成。荣归里询知前十年福山小望（王）家村亦出百余种，群掷于海叉小溪中。荣觅人网出一完者，惜水冲出字迹，然全形具在也。又所见东武所出，燕庭丈所得齐刀铜范，即范母生意者。以新出陶范一面皆三刀，又别具一背文范，可以此证之也。”可见王懿荣在金石收藏探研方面，不但领域广阔，而且有独到见解，至大且深。所以陈介祺在诸多金石学家中与他交往最深，通信最多，欣赏之词最甚。
关于王懿荣与陈介祺的联姻关系是这样的：王懿荣之女王崇煐自少女时许配给海丰（今无棣）吴重熹（仲饴）次子吴崶。而吴重熹（官河南巡抚）乃陈介祺之佳婿也。
关于王懿荣在致陈介祺书信中多次提到的子年，乃是鲍康。
鲍康（1810——1881），字子年，号观古阁主人。道光举人，安徽歙县人。咸丰二年（1852）晋京，开始与陈介祺、李佐贤等人交往。同治八年（1869）任四川夔州知府，同治十一年（1872）退官居京后“息影臆园，自号臆园野人”，“思念旧交，求其友声，遂复与隐居海滨之簠斋通尺素焉。”他为王懿荣与陈介祺牵线搭桥，使王、陈在金石文字学上探讨出许多重要成果。
关于王懿荣在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到的郑庵、郑龛，即潘祖荫。
关于王懿荣在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到的清卿，即金石学家吴大澂。
关于王懿荣在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到的仲饴，即吴式芬之子吴重熹。
关于王懿荣在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到胡石查，即胡义赞。
王懿荣与陈介祺书信主要内容，除了对时政（如对中法战争、中俄边境勘界等）有所涉及外，主要是围绕金石学研究进行互赠金石拓片，考释金石文字，探讨治学方法，谈论辨伪心得，交流拓印技法等，并不断相互传递收藏信息。这种“识古字论古文”的学术讨论与交流，积极推进了金石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二人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都在书信中进行统一和阐述。无论是对王懿荣日后发现甲骨文，还是陈介祺研究陶文，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坚实的基础。
王懿荣致陈介祺的书信内容及特点是：
1、互赠拓片。王懿荣与陈介祺的书函往来，始于寄赠金石拓片，也终于寄赠金石拓片。同治十二年（1873）王懿荣致陈介祺第一封通信，就是先赠金石拓片，然后再恳请陈介祺赠寄他所研究的金石拓片。
2、讨论治学心得。讨论治学方法与途径是王懿荣与陈介祺往来书信的重要内容，他们或长篇宏论，或纵横古今，涉及面极广。他们极其注重将金石学放在整个古代文化背景下去审视和把握，从中探索金石领域的规律，所谓义理，摒弃主观臆断和猜想的学术观点，反复考释每一个金石文字的真实性及其文字理义。
3、相互交流辨伪经验。他们二人高水平的辨伪奠定王懿荣在金石学上的突出地位和主导风气。使王懿荣潜心治学，一生精于金石文字的考证及器物辨伪，工墨拓，著述甚丰。青年时代就被众家赞许，正如吴士鉴在《王文敏公遗集》序言中说道：“鉴别宋之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
我们从王懿荣致陈介祺的往来书信中同时也看出王懿荣高尚的人品和做人的准则，如：“遂使壮不如人，饮食男女生性守约，誓不御妾，而一妻动辄垂危……”
又如，“侄不酒、不烟、不二女，不解为利……”
王懿荣在致陈介祺信中，还记载了他在乞假赴四川探视父母途中，所见到河南、陕西受灾情况：“连年饥旱，十室九空。率五六村，绝无人烟，道殣相望，鸢吞狗噬……”对灾区人民给予极大关注和同情。
他还在信中责问朝廷和当地官吏：“佛家所言善劫更惨于兵火矣。岂人力耶？然追究数十年来，太平疆吏，抑谁之咎耶？……”将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和地方的贪官污吏，他们谁管过老百姓的死活？而是地方欺骗中央，中央糊弄地方。造成腐败的恶果，谁来承担职责？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这种忠君报国、爱国爱民之心还在致陈介祺信中多次流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立志要做清官能臣的典型形象。
王懿荣在京城当时交厚的还有缪荃孙。两人是从金石文字学收藏研究切蹉相识，后交往甚厚，后来在光绪五年（1879）已卯科乡试时，缪荃孙恰是王懿荣的同考官，他推荐了王懿荣，王懿荣尊他为房师，他对王懿荣有知遇之恩。这样他们俩有特殊关系，在王懿荣还未中进士前，王懿荣在户部任候选主事，而缪荃孙已是翰林院编修了，二人在金石学、文字学、考古学方面探讨切蹉，情同手足，传为美谈。
缪荃孙（1844-1919），字筱山，又字炎之，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幼年随父在四川，中举人后，被四川总督吴棠聘为幕宾，张之洞当时在四川任学政，他曾协助张之洞编写《书目问答》。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赴京参加丙子科会试，缪荃孙考中进士，初以庶吉士用，授编修。后任史馆纂修、总纂、提调。负责《清史》中列传撰写，并参与《顺天府志》的编纂。辛亥革命前，曾创建江南书馆与京师图书馆，为近代公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开创者。著有《续碑传集》、《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艺风堂图书记》等。
光绪三年（1876），缪荃孙赴京赶考时，他在四川拜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为师。张之洞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内兄王懿荣。缪荃孙长王懿荣一岁，缪荃孙一到京师，便耳闻王懿荣虽未考取功名，但在金石文学方面已经造诣很深。王懿荣与他研训诂、考金石、探古文，二人来往密切，有师友之谊，特别在缪任职江苏、湖北时，二人书信不断，王懿荣曾寄书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