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系统为例，作为光复区（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收复区，即原沦陷区），台湾的司法系统已经跟随日本的制度50年之久，并且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根据一份资料统计①，1943年，台湾总督府法院的66位判官（法官）中，日本人占了九成，33位检察官则全部是日本人。一旦政权交接，则所有的日本人都必须停职，就连担任日据政府司法高官的中国人（包括台籍）也必须一并停职、永不叙用，当时只有中下层官员没有受到牵连。
为了让台湾司法系统保持运转，不至于出现混乱，从大陆的江浙闽粤地区抽调司法人员前去支援成了政府主要的选择。
戴民贵此时恰好得到机会前往台湾，成为台北市的一名法官。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轮调制度，戴民贵前往新竹继续担任法官工作。此时的他并没有带家眷，而是单身一人。他在那儿工作一直持续到“二二八事件”爆发。
到1947年，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没有做好治理台湾的准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台湾民众的舆情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的热烈期盼变成了后来的全盘失望。
在日本统治时期，东京当局从经济上对台湾的资源进行榨取，以维持自己的战争需要，但在政治上则给予台湾一定的自由度，除了半数官派的议员之外，另一半议员被允许从民选中产生。日本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台湾民众，在发展和掠夺之间寻找平衡。
到日本统治结束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台湾经济大不如战前，其农业生产总值只有1937年时的49%，工业产值更不到33%。当国民政府接手之后，台湾民众期待本国政府能够快速发展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
陈仪政府的表现显然远远背离了台湾人民的期望。
经济上，为了支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台湾省行政官署把大量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供南京政府支配，并对烟、酒、糖、樟脑等实行严格的官卖制度，不允许民众染指这些行业，同时在台湾发行大量钞票，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当时对于全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大陆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比台湾的更高，并在后期出现了法币和金圆券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事件。但是，台湾的金融环境不同于大陆，在日据时期，台湾银行拥有着相当独立的货币发行权，与大陆的币制是隔离的，一旦独立性遭到破坏，台湾对于通货膨胀的忍耐程度要比大陆低得多。
政治上，台湾本土民众也没有得到好处。陈仪政府主要由从大陆过去的人员组成，且官僚作风极端严重，驻军军纪败坏。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国民党的统治就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于是，在1947年2月28日，当台北的几名警察和查缉员（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城管）试图查禁一位当地妇女贩卖的私烟时，台湾爆发了一次全岛性的暴动。这次暴动后来被称为“二二八事件”，是民国政府光复台湾后最大的一次当地居民抗议行动。
在人们惊诧于一次小小的稽查事件会引起全岛骚动时，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政治腐败、脱离民众、官僚骄奢这几点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了，他们的爆发需要的只是一个微小的火星。
这次行动的死难人数已经无法准确地统计了，统计结果有1000人的也有达到上万人的，大部分死难者是被国民政府抓获枪决的当地居民。但是，由于这次事件是台湾当地居民针对外来人员的，因此，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二二八事件”导致20多位外省籍法官遭到民众殴打，引发了一波外省籍司法人员出走潮。
此次事件爆发时戴民贵仍在新竹做法官，也受到了新竹当地人的围攻，被困在了官署内。更为严峻的是，台湾接受日本统治50年来，在生活中讲闽南话、公文用日语的台湾人颇多，大部分台湾人对于日语的熟悉程度比汉语官话更甚，像戴民贵这样的大陆法官过去，由于只会官话不会闽南语，竟然无法和当地民众交流，当地人一旦起事，连最起码的沟通他都无法做到。
这时，一个通译救了他。所谓通译是当地人，负责法庭上两造和法官间的语言翻译工作。由于戴民贵在新竹的口碑不错，许多人不想看到他受迫害，于是，本来应该支持当地民众的通译放弃了自己的地域立场，转而帮助起戴民贵来，将他藏在了家中，让他躲在榻榻米的下面。
两天后，通译把戴民贵叫了出来，忧心忡忡地说，事情越来越不对了，随着事件的升级，躲在家里也很难保证安全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机场。新竹的机场那时仍然由国民政府的军队控制着，只有到了机场才安全。
通译找来一套和服给戴民贵穿上，甚至让他穿上了日本人的木屐，把他伪装成日本人带到了机场。暴动平定后，戴民贵立即坐飞机回到了大陆，接受了新的任命。后来他又在淮安做了一年多的法官。
戴民贵在台湾的时候，戴立宁和母亲仍然停留在大陆。那时的胡京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她那时又怀孕了。戴立宁和母亲本应该回宝应县外婆家去，在坐月子时好有人照顾，然而当他们走到扬州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宝应县，只有更大一级的城市扬州还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戴立宁和母亲被迫停留在了扬州。在扬州，胡京英生下了一个女儿戴立扬。
戴家的6个子女大都以出生地入名，戴立宁生在阜宁，所以叫戴立宁，他的大弟弟和大妹妹生在宝应（古称安宜），于是两人分别叫戴立安和戴立宜，在扬州（维扬），胡京英又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分别叫戴立扬和戴立维。到台湾后，戴立宁最小的妹妹出生在高雄，本来应该叫戴立雄，但戴立宁认为这个名字对于女孩子而言实在不好听，建议改成戴立容，容和雄谐音，又有女子立容立德之意，这个妹妹的名字算是唯一一个没有包含出生地名的。
虽然戴民贵在台湾遇险，但台湾之行却让他念念不忘。一是出于对台湾的喜爱；二是学法律的他对于人性的了解，相信暴动只是人性一时的宣泄，宣泄完毕后人们日常表现的仍然是那醇厚的民风；三是随着内战的进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越来越岌岌可危，而台湾会是一个不错的避风港。
到了1947年年底，这个家庭迁往台湾的事儿被提上了日程。
戴民贵参加了当年10月国立政治大学的第三期法官训练班，与他一起受训的包括后来的台湾第四任“检察总长”石明江。一年后，戴民贵毕业，被分配到台湾担任法官。作为这个家庭迁往台湾的先头部队，他先带着大儿子戴立宁去台湾打基础。1948年年中，戴立宁跟随父亲踏上了对他而言全然陌生的岛屿。
对于大陆，这个少年只剩下一些关于外祖父、姨妈的模糊记忆。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恰好处于个性的形成时期，顺应继承了外祖父书香世家的气质，也为他后来的桀骜不驯打下了基础。
胡京英则带着剩下的4个孩子，加上她的公公婆婆，在扬州处理细软，为去台湾作准备。阜宁当时已经解放，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没想到台湾会成为永久性居住地，以为终究会落叶归根，还有机会回大陆。所以，除了在扬州的动产之外，戴家在阜宁的财产都已经来不及作任何处理了。
据说，阜宁解放后，戴家的宅院还成为政府办公的场所。
1949年元旦，胡京英带上全家，乘坐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号到了台湾。
“太平轮”是上海到基隆航线上一条着名的客运船，过了不到一个月，1949年1月27日除夕夜，“太平轮”号在年前最后一班的航程中，不幸沉没。
当时上海滩人满为患，人们都在想尽办法搞到一张前往台湾的机票或是船票。当船上的人们正庆祝脱离苦海时，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太平轮”与一艘运煤船相撞沉没，船上满载着社会名流和他们的珠宝金银，近千人死亡，一批中央银行和国民党的档案也随之沉入海底。“太平轮”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
胡京英一家乘坐的航班恰好是“太平轮”号的倒数第二次航班，如果晚一班，他们也将无法幸免。但这个幸运的家庭不仅安全地抵达台湾，还因为出售了在扬州的财产而有了一点点积蓄，为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打下了基础。用这一点积蓄，戴家在后来迁往台北时买了房子出租，用租金补贴点家用。
总的来说，戴民贵的决定以及家庭的从容撤退，使得戴家能够在台湾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使得戴家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受太多的苦。可以说，家境殷实也是戴立宁能保持独立个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地位，除了客观条件和机遇之外，在主观上则取决于两个要件，一是性格，二是能力。
在大陆的童年生活，有助于他的性格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富裕的家境让他做事比较率性，直率的性格会让他闯劲儿十足，迅速上升，但又会让他吃足苦头，无法更上一层楼；二是从书香门第那儿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不盲目崇洋的心态也发端于此。离开宝应后，戴立宁的祖父戴仁轩又取代了外祖父在少年生活中的地位，赋闲在家的老人带着孙儿一起读《幼学琼林》，这样的阅读一直持续到前往台湾。长大一点儿，戴立宁更是迷上了《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即便后来他曾经批判中国式的断案，但中国传统却随着家庭教育深入到了他的脑海中，成了他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在能力上，他继承了父母的头脑，良好的教育铺垫，为他以后接受更正规的教育打下了基础。
但童年时代仅仅是个性和能力形成的开端，至于成熟，还是在他到达台湾之后。
回归法律
初入台湾
当戴家到达台湾时，这个刚刚告别日据时代的岛屿仍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属于文化和经济的边缘地带。
日据时期日本所采取的方针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这为台湾经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下面一段内容出自孙震先生的《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一书，可以反映台湾当时的状况。
日据时代，台湾在日本殖民政策的引导下成为日本所需米、糖的供应地，而自日本输入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日常生活所需。台湾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大致限于农产加工品，其中又以糖业为主。以1939年为例，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5.7亿日元，其中食品工业占66.9%（3.8亿日元），而砂糖又占食品工业的74%（2.8亿日元），约为工业生产的半数。自从17世纪荷据时期和后来的明郑时期，蔗糖即为台湾的主要产业，也是荷、郑政权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光复，蔗糖又成为台湾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直到民国（20世纪）50年代台湾进入出口扩张时期，劳动密集的工业产品逐渐取代了蔗糖过去之地位。②
光复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治理下，台湾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46年到1948年，台北市零售物价的月平均上涨率逐年升高，至币制改革之前的1949年1～5月，其月均上涨率已经升高到54.5%。
如果将光复4年作为一个时段，则在这4年里，台湾物价共上升6700余倍。
当然，如果把台湾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中，会发现，台湾的物价相对于动辄贬值上亿倍的大陆仍然只算是“温和上涨”，以至于当时台币相对于大陆的法币和金圆券汇率一直是上升的。从光复时的1台币兑换30法币，上升到1948年8月18日的1台币兑1635法币，在法币改金圆券后的半年时间里，台币兑金圆券从1000兑1迅速上升为1兑2000，最后不得不停止兑换。
1949年6月15日，台湾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每1新台币兑换4万旧台币，试图稳定物价。但突然因为国民党丢了大陆退守台湾，大量的军队和平民涌进，人口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庞大，就算是多收苛捐杂税、发爱国债券、实行烟酒公卖，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候，没有哪个政府能够遏制开动印钞机的冲动。台湾当局也打破了原有的限额，开始增发货币，从最初规定的货币发行额为2亿新台币，到1952年年初又多发了将近4亿新台币。增发货币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这时的通胀虽然比法币时代有所好转，但一年内物价上涨仍然近一倍。
加上“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更增加了岛内恐慌的气氛。
戴家到达台湾时，台湾社会恰好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总体贫穷的状态，又经受着戒严时期的僵化。戴立宁回忆说，在上小学时，他是全校唯一一个穿鞋的孩子，以至于到后来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也为了掩饰自己外省人（当时台湾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上海人”）的身份，他只好把鞋子藏起来打赤脚。
戴民贵虽然从大陆带来了一部分资产，也享受着法官的待遇，但是对于一个十口之家来说（只有他一个人上班），生活并不宽裕。为了补贴家用，已经在家相夫教子的胡京英在高雄时也不得不重操旧业，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
但毕竟，这个“移民家庭”并没有饿肚子，戴立宁从来没有为生计所累，也不用为钱财操劳，以至于对钱财问题他一直看得很淡，做事更加由着性子来。
①刘恒，《战后初期台湾司法接收（1945—1949）：人事、语言与文化的转换》，《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4期，2010年12月。
②孙震，《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第二章第二节，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