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
爱他，不是怕他
一个风雪天，儿子却非赶回波士顿不可。路滑，妻子不敢开车送，特意为他叫了辆大型的出租车去机场。
帮他关上重重的车门，又急着敲窗子：“到了，打个电话回来。”看他直点头，车子消失在街角。
晚上睡得很迟，一直看电视，又不是专注在什么节目，而是跳过来、跳过去地不断换台。
妻子终于忍不住：“儿子为什么还没到？”
“应该早到了。”我说，“只是忘了打电话回来。你何不打过去？”
“他不打来，我为什么要打去？”妻子没好气地说，“他不在乎我，我又为什么要在乎他？”
说完她便继续盯着电视，没什么“特别的”新闻，只说风雪愈来愈大，纽约机场已经关闭。
“还是打个电话吧！”我说。
“我不打。”
我没答话，兀自起身去拨了儿子的号码，传来的是录音，全身一惊，幸亏接着儿子说话了，一副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
“你为什么没打电话来？”我吼过去。
“啊！我忘了，人累了……”
“你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他居然很不以为然地说。
想起十年前，他念高中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风雪夜。我骂他打电话打了一晚上，他居然砰一声冲出门去。
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街道的尽头。猜想他一定是跑过长岛公路的天桥，去那边打公用电话了。
雪花很密，在风里乱七八糟地飘，路灯下看得特别清楚，远处却愈来愈模糊。
终于看见他的身影，我赶紧躲回屋内，却手足失措地不知怎么好——把门开着，怕冷风吹进来；将门关紧，怕他不按铃；守在门边，等他一到就拉开？那又有失我的威严。
但还是偷偷算着他要到了，打开门，再溜进卧室，听他进门的脚步声。
那时候我在家教国画，有一大票中年的女学生。
常听她们骂女儿，说多甜心的丫头，一上初中就变了，变得会跟父母顶嘴，变得会摔门。
其中一个意大利律师的老婆，总不以为然地说：“笑死了！让女儿对你摔门？要是我老公看到，不用她摔，先把她摔出去。”
“你们意大利的父母比较厉害。”大家都捧她。
她的丈夫我见过，高头大马，大嗓门，曾经来买我的画。表面说由太太挑，到头来全由他决定。
他那女儿我也见过，会帮着妈妈抬画框，乖乖坐在客厅，等母亲下课。
“还是你们意大利人会管孩子。”有一天，儿子惹我生气，我对那学生感慨地说。
“得了！得了！”她居然苦笑一下，看看四周的同学，“前两个礼拜我老公正骂女儿，向来都乖乖听训的丫头居然跳起来，跑出去了。”
“你老公不是要气死？”
“他气？”她笑笑：“他气一阵子，穿上大衣出去找，找到第二天，才从同学家把女儿找到。”
“他有没有揍她？”大家都问。
“揍她？”她大笑了起来，“他求她。从那天，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现在总是柔声细气地对女儿说话，我看了都觉得恶心。”
看着每个人：“你们猜，我那老公怎么说？”
大家摇头。
“他说他不是怕她，是因为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三十年前，流行军阀的电影。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大帅，总是操着浓重的山东腔，动不动就吼：“他奶奶的！俺把你毙了！”
但是那大帅也有个真正的小祖奶奶，他那女儿只要一发嗔，大帅就老虎变成猫地告饶。
那时候我小，怎么都觉得戏太夸张，但是随着儿女长大，就总在“威严破产”的时候，想起那大帅的画面。
我愈来愈觉得自己成了那大帅。
今天早上，妻子去医院检查眼睛，女儿不上学，可以晚点儿起床，由我管。
她的床就在我不远的地方。我一边呼呼地睡着，一边竖着耳朵，听她的动静。
突然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传来，赶紧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先不说，噘着嘴，隔半天才讲梦见跟同学不高兴。
小丫头起来了，我坐在地上帮她穿长裤，她居然还没消气，不断地跺脚，还用手捶地。
我愈劝她“别气！别气！”她愈发作得厉害。
这时候妻子回来了，瞪了小丫头一眼：“你三八什么？梦是梦！”
多神啊！小丫头居然立刻就好了。
“还是你罩得住！”我对妻子说，只是偷偷想，“等着看哪天，你威严破产。到时候，你会不会也说‘我不是怕她，是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骂他·打他·爱他
不知是因为打网球太用力，还是提的箱子太重，最近手肘老疼。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竟连刷牙、拧毛巾也不方便了。尤其凌晨四五点、凉意重的时候，总由梦中痛醒。
“某医院的复健科有位名医，女的，可以去看看。”朋友说，又一瞪眼，“不过你小心一些，她很凶，会骂人。”
果然是名医，由诊疗室门口的人潮就看得出。从门缝里看“她”，真的面带寒霜，令我有点儿紧张。
总算叫到我，进去坐下。
“什么问题？”“她”翻病历，我才要答，她却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我冲出门去，拉着刚走出去的一位中年妇人，匆匆忙忙地，像是“急口令”似地叮嘱了几句话，再转身跑进来。
坐下来，还直摇头，像是刚打完孩子回到柜台上的老板娘。
“听说您是名医，朋友都叫我来看您。”我递上两句好话，看她脸色稍缓，又说，“但是听说您很凶。”
她怔了一下，护士小姐赶紧接过话：“不是凶，是认真。”
果然神妙，没两下就诊断出来了——
“肌腱发炎。先打一针，再做复健。”
“打针？”看她擦酒精，我问，“是不是可的松？”
“是。”她拿针筒对准我的手肘，“不过你放心，药用得好，只会治病；用不好，盐巴也能毒死人。”
“是的，是的。”我发现她注射一点儿也不痛。又问：“是不是就可以打网球了？”
她眼一瞪说：“不行。”指着地说，“想想，你的地要是破了，我给你补水泥，水泥没干，你能踩吗？”说着拿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下个星期再来，我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听话。”
“是的，是的。”我一边道谢，一面提起箱子往外走，都要出门了，她突然站起身冲过来，把我的箱子抢过去，提了提，说：“这么重，怪不得手出毛病，以后用背包。”
“我已经换左手提了。”我赶紧解释。
“你左手也会出问题！”她瞪我一眼，“不准再提了，抱着！”
走出诊疗室，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刚才看的不是医师，是妈妈。她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呢！
不过我的老母已经很久不曾这样对我说话了。尤其她八十五岁之后，非但不像以前的妈妈，反而变成了我的“女儿”。
去超级市场，哪样东西不适合她吃，她就专挑那一样。她自己推购物车，里面堆满她只要吃一点点，就会引发胆炎的油炸零食。
每次妻子带她去买菜回来，都是一进门先告状：“老娘又不乖了，结账的时候，我一包包抢下来，她就对四周人喊‘你们看哪！我媳妇不准我买。’我只好不跟她抢了……”
这时只好由我当“恶人”，到老娘的房间检查，把不适合她吃的零食没收。
她固然知道我为她好，还是会故作生气地骂我，甚至看我把东西抱出门去，仍在后面喊：“你呀！以为你快，其实我更快，我早把东西藏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老人简直就是小孩儿，不但顽皮，而且叛逆。
提到孩子，美国人是很少体罚孩子的。
可是有一次我到海边公园去，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往码头的栏杆上爬，他的母亲追过去，把孩子拉下来狠狠地打。
“不要打了！”我劝她，“这个国家不是不主张体罚吗？”
那妇人居然笑了，转头对我说：“这不是体罚，是救命。要他以后再也不敢爬这危险的栏杆。”
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位朋友对我抱怨：“今天我遇到拦路的土匪了！”
“在哪里？”我急着问。
“在桥下，我才骑着脚踏车下桥，从旁边黑影里就窜出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将我一把抓住……”
“你被抢了什么？有没有受伤？”我急着问。
“当然没受伤，那人不是土匪，是牧师，他是拉我去听布道大会。”
偏偏那是一位我认识的牧师。有一天遇到他，我就提起某人的抱怨，说：“你要拉他去听道，也不必那么急呀！会把人吓到的。”
“我怎能不急？”牧师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要救他啊！早一天听福音，就早一天得救。”
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对孩子、对父母、对学生、对病人，这都是当然的。
这个星期，我又去看那位复健科的女医师。
“我的小孩也看你的书。”她笑着对我说。
“真的啊！”我也笑笑，“那么你可以回去对孩子说，刘墉还蛮乖的，所以能痊愈得这么快。”
他欠了那个妻子的，就用耐心、爱心，在这个“外形相似”的女人身上还吧！
总觉得欠了她
到上海的一个出版社参观，中午社长请吃饭，出门时看见门口台阶上坐着一对老夫妇。
社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回头对我说：“他们每天都给我的一位女职员送午饭，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到。”
“真疼女儿啊！”我说。
“不！”社长一笑，“不是送给女儿，是送给儿媳妇。”
“什么？儿媳妇？”我诧异地说，“居然有这么疼儿媳妇的公公婆婆？”
“不是疼，是欠！”社长深呼吸一口气，“他们儿子有毛病，据说是小时候睪丸藏在肚子里，下不来，他两口子不懂，又没注意，所以孩子一辈子不能生。当初也没敢跟女孩子说，觉得骗了她、欠了她，所以每天对儿媳妇低声下气的。”
邻居是一位医生，在国内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自从五十多岁在美国又生了个儿子，就常放下国内诊所的生意，往美国跑。起先隔三个月飞美一趟，待上半个月再回去。后来愈跑愈勤，这一年干脆把诊所关了，留在美国陪儿子。
倒是医生的太太常往台北跑，把孩子交给丈夫带。
有一天，孩子不乖，爸爸气极了，狠狠地骂孩子几句，孩子哇哇哭了起来。
爸爸看孩子哭，气消了，突然好不忍、好后悔，反过来跟孩子道歉，又兀自坐在那儿自责。
没想到，才四岁的儿子，居然走到老爸身边，拍着老爸说：“没什么啦！我很好啦！你不要伤心。”
某日聚餐，医生提起这段，很感慨地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已经懂得这么多。我突然好后悔，以前年轻时，对儿子、女儿太忽略了，在他们小时候，我居然没跟他们说过几句话。”叹口气，“以后要好好补偿才对。”又沉吟一下，“可是，补偿，能补得了他们童年的感觉吗？自从他们上大学，要见面都不容易了。”
在大陆有“音乐才子”之称的作曲家王酩过世了。
报上刊登了晓黄写的纪念文字。其中有两段话，令我好感动——
王酩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他总觉得从前自己对女儿的爱不够，近年来要把这份爱，成倍地投到外孙女儿身上，只要有可能，他去哪儿都要把外孙女带在身边。
也想起另一位已逝的作曲家王洛宾的话：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孩子还抱着呢！放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到火车站来，送我一小瓶白兰地。我上了火车，白兰地放在裤子口袋，手伸进去摸着，还有女儿的温度。觉得过去的岁月，真是欠了她。
于是，王洛宾写成了他那首著名的《哦！我的那瓶白兰地》。
女儿钢琴老师的母亲过世了。才听说那老师请假回佛罗里达参加丧礼，最近居然又听说老师要请假去参加老爸的婚礼。
“老师对她爸爸那么快就交女朋友，本来很不高兴。”妻子说，“可是跟那女人见过面之后，又开始同情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