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岸英早就一头白发了。他专程从兰州来陇西，把我从火车站接到饭店里，给我接风呢。我给他的老母亲敬酒，在长辈面前不敢多喝半口。牛岸英在家里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对他惟命是从。他把我安排在他弟弟的新房子里，让我一个人住三室两厅的套房。五月在龙岩刚写完我的第一个长篇悬念小说《华山坠崖谜案》，七月就来陇西写第二个，即《远东的北回归线》，可谓马不停蹄。也照样每天写4000字，不紧不慢，也写了一个半月，其WORD字数也是15万字。
写稿之余，也出去闲逛，周围的每一个山头，都给我爬上去过。上了黄土塬就觉得亲切，其一草一木，都使我回想起早年跑定西、陇东的野外经历。想吃浆水面呢，陇西街头就有；三块钱一碗，吃了还想吃。每日中午在十字路口一家面馆吃炒面，肉是特别的多，菜是特别新鲜，一大盘才五元五角，且味道好极了，正对我胃口，就百吃不厌了。
陇西是李姓郡望之地，曾出过赫赫有名的李世民。我去了李家祠堂，看到屋脊上全是扬眉吐气的龙。里面除李世民外，还供了也姓李的老子及吕洞宾。老子的本名叫李耳这我知道，吕洞宾应姓吕，百度上讲他的本名叫吕喦，可不知为何陇西李姓人家却称他为李春。里面有个古戏台，据说是明代建筑。我是傍晚去的，里面就我一个人。夕阳斜照，古树幽寂，满目诗情画意。
牛岸英的母亲，就是李姓大家闺秀出身。他家的院子里栽满果树，老房子雕梁画栋有年头了。牛岸英一面拿铁锹铲排水沟，一面跟母亲聊家常。铲到小狗跟前，对狗的狂吠并不在意，仍有一搭没一搭跟母亲说话。去年在贵阳我们同学聚会，他跟另四位同学应邀给贵州省地质学会作学术讲演。惭愧我早就离开测量行当，别人讲的我有百分之二十听不懂，他讲的竟有百分之八十听不懂。而他的思维之清晰，用词之严谨，我是觉得出来的。他平日说话也格外谨慎，很少笑话别人，也很少被抓着话把儿，可他对他的母亲，却是不停地打趣，嘲老人的这个，讽老人的那个，母亲却也不恼，反倒不停地笑，也颔首听从他的劝，也笑纳他给的钱。
我在陇西图书馆，拿相机拍了五套陇西县志，它们分别是康熙版、乾隆版、光绪版及64年的初稿版、84年的新县志。而64年的初稿，其主纂人就是牛岸英的父亲；因文化大革命迅速到来，这个稿子只编了一小半就夭折了。他父亲40年代读过兰州大学，50年代当过县长；弃政从教后，任陇西一中校长至退休。有如此深厚之家学渊源，所以牛岸英字也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命辞遣意常游刃有余。
我调查渭河对岸的八八坟传说，爬到山上，登了保昌楼，问遍一路遇到的老人，听到七八种彼此矛盾甚而自相矛盾的说法，堕我于云里雾里。我写完小说，牛岸英接我去兰州，我在车子里讲起这件事，他说这是回族八八爷的坟。只此一语，便拨云见日，使我对清代陇西的那个回民事件在民间的纷乱传说，有了清晰的梳理。
在陇西写稿期间，没有饭局打扰。直到写完稿子，去老屋给牛岸英母亲告辞，次日要走了，牛岸英的弟弟牛岸华，才问我一起吃个饭行不行。见我欣然领受，便叫来一桌子人，有他的夫人、他的弟弟和妹妹，以及当地的文人朋友。那场酒喝得痛快，牛岸华跟我都喝得差不多了。我住的是他的房子，房子里摆了十几盆花，每次他来浇花，都是瞅准我不在屋里，悄悄过来一趟，就像做贼一般，怕影响我写稿呢。现在喝了酒才无话不讲，他讲我酒量不及他，我讲我是酒量不好酒德好。他又讲，他是喝得过他大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大哥牛岸英很少喝酒，但酒量却是我们班数一数二的，连嗜酒的龚循平、姜齐等人，都对他甘拜下风。贵阳聚会的最后一顿酒，做东的李在文请牛岸英代他敬酒，一圈两圈下来，三圈五圈下来，牛岸英仍手执酒瓶、酒杯，悠游席间，觥筹交错，自始而至终。他跟我住同一个房间，当晚没半点醉态，且支颐倾听我的酒后絮叨，至半夜一点多。
牛岸英来陇西接我时，崔桂森也来了。崔桂森讲陇西菜比兰州菜味道好，可我宿醉未醒，只是喝茶，举不动酒杯了。牛岸英问我还去不去首阳山，我说要去的。吃了中饭直奔渭源，去看古松旁的两个荒草坟头，一个葬的是伯夷，一个葬的是叔齐。这兄弟二人都挺倔，生前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牛岸英看着石头牌坊上的对联给崔桂森讲这个抱节守志故事，讲到“白薇”二字，讲全国就此处有白薇；当地人称蕨草为“薇”，白蕨菜于我是闻所未闻。当年有个农妇只随口说了一句，讲你们吃的这个白薇，也是周朝的，于是伯夷、叔齐连白薇也不吃了，活活把自己饿死。
崔桂森随牛岸英来接我，是接牛岸英的班。他对牛讲：“到了兰州，你就别管了。”这意味着我将由上回在大学生手里（他们一律是我的大学校友，以牛岸英为首），被转移至工人手里。虽说崔桂森当年就是野外队党委秘书，如今是省局的处长，但他是工人出身，至今仍是野外队工人阶层的领袖人物。我在兰州的吃住，全由崔桂森安排，且安排我跟十五六个老同事一起喝酒，他们中有84年我任中队长时的管理员、卡车司机、小组长及小组组员。牛岸英劝我少喝点：“又不是签合同。”我却醒了酒豪气冲天：“若我倒在桌子底下，他们也得倒下去两三个。”那回可喝得昏天黑地，且饭局散了，又给于江明、王志杰拉到茶馆里喝啤酒去。到了夜里十二点，崔桂森来我的住处瞧了一瞧，见我屋里亮了灯，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心睡觉去。
同班同学中，我跟牛岸英厮混得最久。同窗四年后，我们被分配到同一个城市且同一个单位，又一起待了三年；头一年都是实习员，第二年都是小组长，第三年他任二队的生产科科长，我任一队的一中队中队长。航空摄影测量的外业工作分控制、调绘两项，控制是我的擅长，因为读武汉测绘学院前，我就在新疆奇台地质队搞了两年控制工作；而调绘是牛岸英的擅长，他的书画是我们班最好的，绘图课他的线条与字体像绘画作品一样美，常得最高分。偏偏头一年的工作，大队叫我做控制，叫牛岸英做调绘，使我二人扬长避短，都做得很出色。第二年的第二期任务，我在镇原新集，我任组长的小组全是调绘工作，我不得不给自己分四幅图。当时我于调绘的陌生，几近一无所知，因测量规范极为严格，又不好意思请教自己的组员，便骑车70余公里去开边找牛岸英，当面问他调绘的要点及注意事项。而牛岸英做控制的时候，却从没跑来找我。
收测后我们都闲得无聊，一次我和于江明竟自告奋勇给牛岸英夫妇带孩子，只带一个晚上，让他二人一同看场电影去。小女孩才一岁不到，发现妈妈不在身边就开始哭。我跟于江明轮流给她唱知青歌，我是假嗓子，且擅长变调，一首歌变三五个调子，唱得比杀猪还难听，哄女孩不哭是不可能的。至今嫂夫人提及此事仍心疼：“让孩子哭了两个钟头！”
牛岸英见我的剃须刀够蹩脚，才十块钱的那种，就送我一个菲力浦电动的。拿他的东西我是拿惯了，嘴里讲“鸟枪换炮啦”，欣然领受，塞到自个的背包里。他的敏锐，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发现他人的所需所求，并以他个人的能力，予他人以最合适的帮助。记得上回他给我的是一个数码伴侣，这大大方便了我在外面旅行拍照时储存图片。
临别前，我把《远东的北回归线》初稿拷给他一份，给他留个念想。怕是他已读过我的《安徽泾县》，终于认可我的文字了，便郑重其事对我讲：“这条路可以走下去。”这时候，我舞文弄墨有16个年头了。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