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夏训诚接过了彭加木未竟的事业，20多次深入罗布泊考察，成为建国以来进入罗布泊地区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他带领科考队首次在罗布泊湖区钻探取样成功，采集了大量实物标本，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罗布泊并非是“游移湖”，并弄清了罗布泊干涸以及环境变迁的原因。着名“黄土之父”刘东生院士评价“在罗布泊的研究上，中国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夏训诚则认为，自己是被“彭加木勇于探索的精神所激励着”。
有人据此评价说，1980年，中国科学家进入罗布泊荒原进行探险考察，是摆脱“文化大革命”桎梏后的重要举措，这也是彭加木失踪之所以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彭加木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升华为一代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1988年，夏训诚带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了为期5年的考察。这次考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周边地区沙漠化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了塔里木沙漠公路建设、沙漠腹地油田基地及沙漠公路沿线人工绿地建设等项目的开展，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的许多沙害防治技术被列为中国公路病害治理技术规范。
获50万元重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并惠及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1991年，新疆召开了首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在工资、职称、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应改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工作时，我的工资只有50多元。现在，我的工资有5000多元。1961年我结婚时，住的是一间土平房。九十年代以后，按照所长的待遇，我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楼房。”夏训诚这样提起待遇上的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划归‘臭老九’、‘右派’，八十年代，我担任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九十年代，我入选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在，我虽然退了休，但还是自治区专家顾问团的成员。”
令这位科学家感到巨大变化的还有自身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所长的时候，来往课题经费才几百万元，到了2007年，所里项目资金来往超过1.8亿元。课题也从过去单一的荒漠化研究，延伸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生态地理领域。”夏训诚说。
2002年2月6日，新疆首届科技进步特等奖揭晓，夏训诚、吴明珠成为该奖项50万元奖金的获得者。
夏训诚获奖后表示：“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奖励我们，表明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
(钱毓)
流行语
邓丽君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诞生，“歌星”一词替换了“歌唱家”和“唱歌的”，其中邓丽君影响最大。其翻唱歌曲《何日君再来》在大陆曾被错误地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而遭到禁止。
邓丽君原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云林县。1970年，邓丽君随艺术团首次踏足香港登台演唱，开始了辉煌的演艺事业。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气喘猝然去世，享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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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最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新疆科学界人士认为，边疆科技力量薄弱，内地科技工作者来新疆兼职，定期做些研究工作，有助于促进边疆科技事业的发展，很值得提倡。
早在五十年代，彭加木就曾在新疆从事生物化学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优良成绩。彭加木热爱边疆、关心边疆的科技事业，已为新疆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者。
——《新疆日报》1979年12月11日报道有删节
第三节改革足迹 新疆文艺界迎来新的春天
“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
在1979年6月的《新疆文艺》(1980年改名《新疆文学》，后又改名《中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该刊记者的文章《团结起来向前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大会为新疆文艺界“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是当时《新疆文艺》的副主编陈柏中。回想起那段历史，74岁的陈柏中感慨不已：“新疆的老作家在文革中都有悲惨的经历，‘反党黑帮’错案的彻底平反，为他们找回了尊严，为新疆文学找回了尊严，更为国家找回了尊严，自此，新疆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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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15日，为落实文艺政策、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新疆文艺界落实政策大会。
会上，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司马义·艾买提宣布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坚决推倒“文艺黑线论”，为自治区文联“反党黑帮”错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自治区文联负责人刘肖芜，作家王玉胡、王谷林，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等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刘肖芜、克里木·霍加满怀感激之情，在会上作了发言。刘肖芜说：“这次平反不仅仅是为我们几个同志平反，也是为自治区文联、为新疆文艺界平反。”克里木·霍加在发言中朗诵了他的新诗《春的赞歌》：“没有经受过冰峰雪刃的伤害，对春日花潮的温馨就体会不深。”
在《新疆文学》1980年4月号上，王谷林发表文章《春光无限好》，文中写道：“我把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比做春雷，不是故意夸张，是有实际感受的。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办公室，就感到气氛大不一样。大家的情绪特别好，真是满面春风，笑逐颜开……这种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场面，在‘文革’时期是根本见不到的。”
1980年12月30日的《新疆日报》报道：复查纠正“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据统计，全区“文革”期间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30388件，现已查复29677件，约占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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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文艺界的艰难岁月，新疆文艺界也未能幸免。
1964年8月，全国文艺界开始整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成了首个批判对象，他成了反对写英雄人物的“资产阶级”罪魁祸首。在新疆，最早被重点批判的是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1964年冬，“文艺界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在新疆人民剧场召开，很多人被揪出批判。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主要罪状是他的诗作《“基本”的控诉》，这首诗讽刺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是“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他因此被扣上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帽子。
自1966年5月起，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层层揪“文艺黑帮”，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8月8日，刘肖芜、王玉胡、王谷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等被打成“反党黑帮”。自治区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工作人员均停止工作参加到“文革”中去，文艺界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1967年秋，“黑帮”们被关进乌拉泊“五七”干校劳动。王谷林在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都觉得这一辈子就要完结，生活给我们的只有痛苦，不会再有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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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973年，新疆文联和作协的干部从乌拉泊回到乌鲁木齐，被砸烂的单位开始恢复工作。《新疆文艺》编辑部也在恢复之列，《新疆文艺》原副主编王谷林又回到刊物工作。
对王谷林来说，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文革’一开始就把我打成‘黑帮’，把我批倒批臭了，现在为什么又让我负责这个刊物？”
对所有“反党黑帮”来说，“文革”并没有偃旗息鼓，还在“战犹酣”，他们仍然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序幕。1978年11月28日，自治区文联主持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被打成“反党黑帮”的刘肖芜、王玉胡等140余名文艺工作者到会，为一些过去被打成“毒草”的作品鸣不平。
吴连增写的短篇小说《司机的妻子》就是突出的一例。1966年，报纸连续用整版篇幅向《司机的妻子》“开火”，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中间人物论”。对《新疆文艺》关于《司机的妻子》的正常讨论，也说是“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毒素”，还以此作为王谷林的一大罪状。
与会同志还提出，虽然在组织上落实了对待王谷林的政策，但在报刊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未消除，一些为这篇作品说公道话的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还没对他们落实政策。
1979年2月16日，新疆作家协会邀请文艺工作者学习周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许多同志又指出，文艺界的平反昭雪工作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够快，“文革”余悸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起作用。
这两次讨论会推动了落实政策大会的召开，重新调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性，为“反党黑帮”彻底平反成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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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10年，新疆文艺界一片荒芜，文学界尤为如此。10年间，仅在1975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部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一部哈萨克族文学作品、一部汉文文学作品集。
对“反党黑帮”错案的彻底平反，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文学创作也开始复苏。
在1979年和1984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会上，铁依甫江·艾里耶夫两次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其诗作《爱情抒情诗》、《故乡抒怀》也分别获得了1981年、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老作家王玉胡创作的电影剧本《阿凡提的故事》也搬上了银幕，诗人克里木·霍加也写出了《春的赞歌》等好诗。
在新政策的鼓励下，一些思想敏锐的年轻人也应运而生，为新疆文学的深远发展开了个好头。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在摆脱单一的社会政治模式、塑造人物个性上有很大提高。1979年3月号的《新疆文艺》上刊登的征文《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是比较出名的，其作者是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当时只有25岁。当年，这篇小说还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上世纪80年代在新疆兴起的“新边塞诗”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事件。周涛、杨牧、章德益等新疆年轻诗人写的“新边塞诗”与当时的朦胧诗轰动一时。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疆文学以独特的姿态亮相中国文坛，周涛、刘亮程、赵光鸣、董立勃、沈苇、韩子勇、买买提明·吾守尔、朱马拜·比拉勒、叶尔克西等人扬名中国当代文坛，新疆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丁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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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
开始于上个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且流行于80年代的“伤痕文学”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小心翼翼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
“伤痕文学”名称源出卢新华创作于1978年的作品《伤痕》。
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叶辛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成为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主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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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起新疆将上映一批新影片》
自明年元旦起，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石河子、阿克苏、巴音郭楞、阿勒泰、昌吉、和田等地将上映一批国产新影片，其中故事片有6部，纪录、科教片有16部。这些影片也将在自治区其它地方陆续放映。
元旦起上映的国产彩色故事片有：通过两个年轻人在十年浩劫中的悲惨遭遇，反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派性，挑起武斗，戕害一代青年人滔天罪行的《枫》；有反映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悲惨遭遇的《巴山夜雨》和《叛国者》；表现一位法院女院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办案，甘冒风险去维护法律尊严的《法庭内外》；描写公安战士破获偷盗古书案件的惊险侦探片《神女峰的迷雾》；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斗争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还有我国着名昆曲演员言慧珠、俞振飞主演的昆曲彩色艺术片《墙头马上》以及国产新纪录片、科教片：《盼望》《泰柬边境难民生活见闻》《电脑医生》《书的故事》等。
——《新疆日报》1980年12月27日报道
第四节百姓生活 新疆30年少出生370万人
第一批“小太阳”已经28岁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专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遭到围攻和批判。
改革开放从理论上为计划生育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控制人口的主张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
在新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全区过去30年里少出生了370万人。更重要的是，计生政策让众多家庭实现了优生优育，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结构渐趋合理。
第一批“小皇帝”
“计鹏飞出生后，我总感觉他太孤单，想再要个女儿和他做伴。”母亲薛丽说，但那时“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在社会的影响下，我打消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计鹏飞出生于乌鲁木齐，现已28岁，供职于新疆一家外贸公司。2007年，他作为我国首批15名赴非洲志愿者之一，远赴津巴布韦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