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要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知识青年返城、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冤假错案平反等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以往轻视甚至敌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知识在生产建设中也起到了最大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生产建设上来。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讲，这一系列政策对解放“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改革足迹 声势浩大的知青下乡返城
——红戈和惠拉苏的知青故事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改革开放后，歌手李春波一曲《小芳》唱响大江南北，更唱出了一代“知青情结”，勾起了千千万万知青们关于那段青春岁月的记忆。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从1969年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下乡，到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返城，红戈和惠拉苏像当时的其他年轻人一样，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
知识青年踊跃下乡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66届、67届中学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到1968年，全国继续出现大量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又无法被安排工作的情况。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人民日报》刊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
马拉车是知青下乡时的交通工具。
据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报道：截至当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已达1200万人。
像上山下乡运动热潮中的一朵浪花——1969年，乌鲁木齐市的实验中学、八一中学、第一中学、第十一中学等10多所中学的5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主要为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他们报名前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开都河畔的乌拉斯台农场接受再教育。
前往最艰苦的地方
“那些日子，像深水中的金子，既闪亮又伴着刺骨的冰凉”——对57岁的红戈来说，1969年是特殊而难忘的，她跟随轰轰烈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前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
“1969年元月，我17岁，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上初一，学校贴出一张通知，动员学生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我就和另外4个女生一起报名下乡。”红戈说，“那时，不仅仅是新疆，感觉全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要下乡的，我们也没怎么犹豫就报了名。”
当时，学校贴出的通知中，可以选择的下乡地点有呼图壁芳草湖农场、伊犁军马场等几处，而红戈和4个女同学报名前往乌拉斯台农场，原因是——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
在红戈的记忆中，出发那天，下乡的学生们都在乌鲁木齐市革委会门前集合(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原乌鲁木齐市委门前)，革委会的大院子里挤满了拎着行李的学生和前来送行的家长，院子大门上、墙上和来拉学生的大卡车上都贴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幅标语。
羊羔是红戈她们的宠物。
“那时，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初中生，年龄很小，不少人和父母告别时都哭了。”红戈说，“但那天，我的父母没来送我，他们当时被打成了‘黑五类’，正在干校接受教育，离家时我还告诉分别只有9岁和6岁的弟弟要照顾好自己。”
红戈很喜欢骑马。
18岁的惠拉苏扛着军绿色的木箱、穿着绿军装、戴着军帽、身挎军用帆布书包和水壶，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除了领章、帽徽，几乎和军人一个模样——在下乡的队伍中，这身打扮是最“流行”的。惠拉苏1969年前往乌拉斯台农场时，他已从实验中学毕业3年了。
当时，作为男生，惠拉苏对下乡的记忆少了一些伤感，多了些兴奋和期待。“当时觉得，下乡后，我们就是‘国家一级农工’了，每月可以领到27块2毛5分钱的工资，觉得蛮光荣的。”惠拉苏说，“那时最牛气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块钱左右。”
到了农场，不管男生、女生都傻眼了——荒凉的大草场、低矮的土房、包谷面窝头、水煮大白菜摆在大家眼前。第二天，等待大家的是割草、打土块、喂猪、放牧等这些城里学生从没见过，更没干过的农活。
“车一停到农场，就有人不愿下车。”红戈说，“有的女生大哭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回去是不可能了，只有硬着头皮在农场待下去。”
就这样，来自乌鲁木齐的500多名知青和农场职工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向职工学习耕地、插秧，开始了这段终生难忘的知青生活。
各显神通盼望返程
“那时，我们在地里干活累了，就望着远处的天山发呆。”红戈说，“因为山的那边就是乌鲁木齐啊，我们想家、想父母亲人，想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去。”
1971年，乌鲁木齐的知青们在乌拉斯台农场下乡两年后，“返城”这个词出现了，招工、招生、参军——通过各个渠道，知青陆续收拾行李离开农场。
“我的印象中，最早是1971年夏天，部队上的一家被服厂来农场招工。”惠拉苏说，“那些表现好、出身好(非“黑五类”子女)的知青会优先被推荐或者招走，看着他们能离开农场当工人，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既羡慕又着急。”
1971年，惠拉苏终于通过招工回到乌鲁木齐，进入自治区商业厅工作，次年参军入伍，到新疆军区某部圆了他的“军人梦”。1976年，当他复员回到商业厅，因为身有三块“钢板”(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成为“政治上最可靠的人”，一直在该系统工作，后曾任新疆饭店党支部副书记。2005年，惠拉苏所在的新疆副食品公司被新疆麦趣尔集团收购，53岁的惠拉苏买断35年工龄，带着9.2万元钱，结束了他的“公职生涯”。
红戈的返城道路较为曲折。尽管在农场表现优秀，但不论是招工、招生、参军都与她无缘，原因只有一个，红戈的父母是“黑五类”，不予考虑。
直到1973年，红戈的父亲平反、恢复了待遇，红戈的命运才急转直上，她不但被吸收入团、入党，并且在1974年被推荐到南开大学学习。1977年，红戈大学毕业回疆后，进入自治区党校成为一名教师，后曾任自治区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2007年退休。
在惠拉苏和红戈的记忆中，乌拉斯台农场下乡的500多名乌鲁木齐知青在1974年之后基本都离开了农场，其中最早离开的知青大多是通过招工返城的，之后他们大多在厂矿企业工作，部分晚一些返城的知青通过推荐上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下乡经历是笔财富
1992年，乌拉斯台农场的老领导来乌鲁木齐看望当年的知青们，希望他们能回农场看看，帮助农场发展经济。得到消息的知青热情高涨，有的还带着家人前往乌拉斯台参加了这次聚会。
惠拉苏说，我们曾这样自嘲说，长身体的时候遇到自然灾害，该懂事的时候闹“革命”，要成家的时候提倡晚婚晚育，人到中年又遭遇下岗。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我们都没有沉沦，没有颓废，责任感和自强自立的拼搏精神成为我们终生的生活原则。
“下乡时遇到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之后的困难就不算什么。”红戈说，“艰苦的生活虽然粗糙了双手，但也磨砺了内心，使我们的内心更加坚韧。下乡的经历，也成为我一生中的财富。而那些青春时至真、至纯、至善的人和事，也值得我一生去回味。”
(徐娜)
流行语
阿童木
1979年，“铁臂阿童木”作为卡西欧的形象大使进入中国。
次年，由卡西欧公司免费赠送给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卡通片《铁臂阿童木》开始在央视一套试播。这部动画片一经播出，便在全国刮起了一股“阿童木旋风”，“铁臂阿童木，十万马力，七大神力，冲啊！”这句台词一时风靡中国。这是国内正式引进和播出的第一部海外TV版动画作品。
旧闻新看
《读者来信责问拥抱接吻影照》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编辑同志：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英国彩色童话故事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我还没有看过，你们偏偏以封底的显赫位置，选登了灰姑娘和王子拥抱接吻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
我也不反对爱情，我们应当提倡无产阶级的爱情……
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
(原载《大众电影》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原标题：《你们在干什么？》
——《新疆日报》1979年10月20日报道有删节
第二节改革足迹 “臭老九”迎来知识的春天
——新疆治沙专家夏训诚重回科研道路
“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称谓——“臭老九”。知识分子要么被立案审查或打倒，要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远离科研，在“牛棚”接受改造。
1978年3月，中国终于迎来知识的春天。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两个着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北京的春风迅速吹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付诸行动，停顿了10年的科研工作得到恢复。以夏训诚为代表的科学家，用行动挺起了科技的脊梁。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回归理性的故事。
治沙专家成木匠
2008年10月15日，年逾七旬的夏训诚研究员率领一支多学科的综合考察队，再次奔赴罗布泊，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科考活动，这是他第26次深入罗布泊考察。
夏训诚是地道的南方人，在江苏扬州长大。中学期间，他接触到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着作，被书中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的描述所吸引，点燃了对地理的兴趣。而对新疆的向往，则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1957年，夏训诚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自愿来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沙漠化防治与研究。
1959年，夏训诚第一次来到了南疆，在莎车、策勒、民丰、若羌等地调查研究。
1961年8月，他离开乌鲁木齐，奔赴莎车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治沙站，并担任首任站长。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疆科技工作逐渐陷入瘫痪。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被召集起来学习政治，批斗这个批斗那个的，还要写思想汇报，科研工作基本上都停了。”夏训诚回忆说。
不仅如此，当时的“革委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夏训诚治沙站站长的职务，并且要求所有科研人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停止一切科研活动。
无事可干的夏训诚干起了木匠，除了给家里做家具外，还给周围同事做。
1969年，夏训诚带着妻儿，来到乌鲁木齐至伊宁的公路边上安家，在这里接受再教育。
北京开会受表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全国治沙领域的代表，夏训诚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
同年6月，自治区召开科学大会，大会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随后，新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开始复查和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1984年，夏训诚被任命为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
在夏训诚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忘记的，他就是彭加木，他曾带队深入罗布泊科学考察，采集众多生物和土壤标本，为罗布泊综合开发做了前瞻性的准备。“文革”期间，彭加木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派去蒸馏有毒溶剂。由于接触有毒物质，彭加木的脸肿了，牙龈也溃烂了。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彭加木被任命为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1980年五六月间，彭加木率队进入罗布泊考察时失踪。虽然相关部门组织多次搜寻，均无功而返。夏训诚参与组织了第四次搜寻工作。
夏训诚在第二届新疆稳定与发展专家论坛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