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鞅变法对秦王朝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把法家理论引入秦王朝，还将之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实践中，为秦始皇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从制度改革上看，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多与他变法所倡导的制度有关，他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然而，商鞅最终却落了个身遭车裂，不得善终的结果。
后人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为商鞅喊冤叫屈。
幸灾乐祸者认为商鞅咎由自取，自己死在自己制定的酷刑上面；喊冤者认为商鞅一心为秦国的崛起不遗余力，他功劳巨大、功高盖世却遭如此酷刑，实在不公。
也有人认为商鞅的死是死于政治谋杀。商鞅最终犯了什么法？为何非死不可？只因公子虔捏造的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就把商鞅处死，实为千古奇冤。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无论商鞅起不起兵谋逆他都得死，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历史对商鞅的冤死说法不一，这需要读者仔细评判。
一、少好刑名之学
商鞅，虽然是卫国国君的后代，但他是姬妾所生的儿子，因而并非嫡系。商鞅，本名叫卫鞅。他的祖辈是卫国的国君，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因此又名“公孙鞅”。因为秦孝公后来赐予他的封地在商的原故，因而他被称为商君，所以，后人也称他为“商鞅”。尽管他的祖辈是卫国国君，他又是贵族的后裔，但到了他这一代，却只能流落他乡，到处游宦了。不过，作为落魄贵族的子弟，他读了不少书，有很多学问，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很有见地的法家人物。
早年的商鞅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问的分类越来越细。有人学儒，有人习道，儒墨两家是当时的“显学”，别的学问还有纵横之学、阴阳之学等等，甚至农学也自成一家，当时也颇被看重。
商鞅特别喜好的是所谓“刑名之学”。何为刑名之学？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该派学问的要点是授官用人，循名责实，量刑施法，生杀予夺，是关于统治术的学问，是教授国君如何驾驭臣下的手段、方法和技巧。
司马迁说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从商鞅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商鞅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对这套学问当然研习琢磨，十分精通，对刑名法术之学的核心思想了如指掌。
商鞅的老师是谁？史书上说是尸佼。尸佼，战国时三晋（魏、赵、韩）人，也有人说他是鲁国人，班固就持这种观点。根据班固的说法，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商鞅是向他学习杂家之言的。综合《史记》及《集解》的记载，大体可以得出：尸佼又叫尸子长卢，鲁国人，是商鞅的老师，也可能是商鞅的门客，跟随商鞅到秦国，帮助商鞅出谋划策。商鞅被处刑以后，尸佼逃亡到蜀。蜀当时属楚地，所以司马迁及后来的刘向皆谓“楚”，都以为尸佼是楚国人。学者林剑鸣说：“从后来商鞅入秦时，曾先后向秦孝公说‘王道’、‘帝道’和‘霸道’来看，商鞅的老师尸佼是杂家，这是可以肯定的。而根据商鞅游说的内容来推论尸佼的学问，也有一定的道理。尸佼是杂家人物，对开拓商鞅的知识面来说，起了巨大的作用。”
商鞅在魏相公叔痤家做中庶子的时候，正是魏惠王在位的时期，商鞅入仕到魏国相府，才有机会获览和研习李悝的《法经》。《法经》是李悝汇集前人诸法典之精华于一炉的不朽作品，魏国正是因为《法经》才得以国泰民安。《法经》不但有其学术地位及历史意义，而且有着非常大的实用价值，可以切实地付诸实行。根据《晋书·刑法志》所记载，其篇目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及《具法》。《商君书》中的《御盗》，恐怕和李悝的《盗法》及《贼法》有些关系。商鞅的《刑约》及《赏刑》两篇，是论刑赏及刑法的，恐怕也和李悝的《囚法》及《杂法》有些关系。
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李悝对于农业的发展、土地的规划、人口的调配以及市场的管制等，都有一套独到的政策和措施，史称“尽地力之教”。对这一套学问，商鞅耳濡目染，衷心佩服，勤加学习。《商君书》记载，比如《算地》，着重讨论土地的规划、利用土地以及调动民力等；又如《徕民》，则讨论人口规划以及垦荒辟地的课题。这些篇章不是商鞅一个人的作品，却也足以说明商鞅及其学派受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响。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可以这样说，商鞅少年时不但学习过李悝的学问，而且也实践过李悝的部分思想。
在魏国相府内，商鞅不但学习了李悝的学问，而且也涉猎了不少兵家的著作，尤其是吴起的作品。吴起所在的时代与李悝相近，但相比李悝要稍晚一些，因此，相对更接近商鞅所在的时代。吴起虽然也被称为改革家，但在改革方面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的作品有四十八篇，但是现今能看到的《吴子》，却只有六篇而已。
商鞅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底，知识实为渊博，因而他不仅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还因为兵书之作而被列为兵家的代表，甚至他还有属于农家思想的著作。
二、因势出人，因人成事
中国人很喜欢谈说时势和英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因势出人，因人成事。没有一定的条件，再杰出的人物也难有作为；在一定的形势下，要有能担当这种特殊角色的风云人物，历史才会波澜壮阔，奔腾向前。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为历史所需要的人物。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需要从变革图强中获得巨大前进动力的时代，那是一个尚处在分裂状态而要求走向统一的时代。有志的各国国君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各国人民也无不希望早日结束长期战乱，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当时天下强国并峙，弱为强食，谁强大，谁就有可能统一中国；谁弱小，谁就可能因此灭亡，各国无不争取人才、重视人才，无不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进行着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以鲁国实行“初税亩”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是缓慢的、迟滞的，也是激烈的、血腥的。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文明与落后的冲突，旧的意识、旧的体制、旧的生产力、旧的生产关系等等，一句话，一切带有奴隶社会烙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社会终于走向了更文明、进步的新时代。
那时，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都实行了变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秦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杰出人才——商鞅，由他来负责在秦国变法。商鞅没有辜负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他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做出了令当世震惊，让后世长忆的事业。可以说，商鞅变法在诸多国家的变法中是最彻底的，是当时最闪耀的一颗明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三、西行入秦
开始时，商鞅在魏国宰相公叔痤家做中庶子（相当于给公叔痤的儿子做专职老师）。在公叔痤众多的门人幕僚中，商鞅可以算得上是才华出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特别是他对社会及时局的敏锐观察力和权衡力，更是为公叔痤所称道。所以，在公叔痤门下时，商鞅颇受器重。公叔痤本想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但不巧的是还未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公叔痤就病倒了。
得知自己的股肱大臣身染重病，魏惠王亲自前往探视。见到自己的宠臣生命垂危，魏惠王悲忧交加，问道：“万一君有个三长两短，寡人该和谁商议国家大事？”公叔痤答道：“老臣门下有一中庶子，姓公孙，名鞅，年纪虽轻，却胸怀奇才大略，大王可将国政托付于他。”听到这话，魏惠王深不以为然，就支吾了几句，准备起身告辞。公叔痤忙屏退手下人，说道：“大王若不肯用他，则必须除掉他，不得使其出境，否则魏国将后患无穷！”魏惠王见公叔痤已然病入膏肓，不忍拒绝，就敷衍道：“寡人知道了。您就安心养病吧，不要担心此事了。”
出来后，魏惠王对手下人说：“恐怕宰相已病糊涂了，竟叫寡人举国都听从公孙鞅的，岂不荒谬！”见魏惠王已经远离，公叔痤急忙召见公孙鞅，告诉公孙鞅：“今日大王问我谁可为相，我推荐了你。然观大王脸色，似乎不会听从。于是，我便告诉大王若不用你，则必须除掉你。你此刻赶快逃离魏国吧，否则将被杀掉。”公孙鞅摇头笑了笑，说：“大王既能不听君之言用我，又怎会听君之言杀我？”
魏惠王九年时，秦孝公开始担任国君。那一年，秦孝公二十一岁，他很有远见和抱负，第一年就出兵“东园陕城”，平定了獂戎，在凯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诏向国内外求贤。平定獂戎表明了孝公的决心，他准备继承先人的遗志，称霸西戎，统一天下。他下诏向国内外求贤，则说明他打算继承穆公的传统，广纳人才，以图为己用。孝公了解其父献公的改革活动，体会并领悟到那场改革的弱点，那场改革是粗糙的、非全面性的，并且也是不彻底的。为什么会这样？孝公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秦国缺乏人才。
因此，即位的第一年，孝公“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然后下求贤诏，以便修正过去的弱点，使秦国走出困境。经过秦穆公的招贤改制，秦国虽然有了起色，但相对其他强国，经济文化显然比较落后，力量要单薄许多。因此，秦国如果要发展，必须广纳人才，使天下贤才皆为秦所用。另外，秦国地处西陲，处在中原文化圈之外围，中原人士一般都不太愿意前往，因而人才更显得奇缺，召纳天下贤士更显得迫切和重要了。
求贤诏伴随着秦孝公求贤的真诚及富国强国的决心，很快地就传遍周边各国。学富五车的商鞅在公叔痤门下本来才能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叔痤病逝后，无人赏识的他就更显得郁郁不得志了。商鞅得知秦孝公“凡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者，将任其为高官，分封食邑”（按照当时秦国的传统，向来是不肯以土地授封于人的）的求贤诏后，就决心前往秦国。因为秦孝公打破了传统惯例，给予人才破格奖赏，这本身就是一种破旧立新的改革，由此可见秦孝公变革的决心和魄力。这种大刀阔斧的精神令商鞅深感鼓舞，他为秦孝公的求贤若渴所激励。因此，商鞅带着许多与政治、经济、军事相关的资料及文献，在尸佼的陪伴之下离开魏国，西行投奔秦国来了。
四、觐见秦孝公
商鞅到秦国后，始终无法见到秦孝公。焦急难耐的商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希望通过景监这一层关系求见孝公。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商鞅确实求用心切，是一个为达到目的可以想尽办法的人物。
春秋时期，君臣关系除了职务上的关系以外，往往又有血缘上的关系，这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同姓世卿”。战国时期，君臣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大致上已断绝，君臣以及上司下属之间完全是职务上的关系而已。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任用臣属之前，国君通常会和臣属进行几次面对面的交谈，通过交谈来考核应征者，选拔贤能，以便作为任免、奖罚的依据。史记记载商鞅觐见孝公的过程：第一次，商鞅讲了一大套关于“五帝”兴衰的“帝道”；第二次，商鞅又讲了一大套“三王”治国的“王道”；第三次，商鞅讲了“五霸”兴起的原因，鼓吹富国强兵之术，说明变法革新的重要。孝公越听越入神，不知不觉地和商鞅贴近了起来，并要求商鞅一连讲了几天。见此情景，景监大为疑惑，就问商鞅：“先生用什么方法打动了君王，君王怎么会这么高兴呢？”商鞅把原委一一道来，他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说，太久远了。所以吾给国君介绍富国强兵之术，君听到这时才非常高兴。”孝公所追求的不是道德之士，而是富国强兵的人才。
这几次面谈，商鞅展示了他渊博的学识，他畅论了各种治国的方法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包括帝道、王道、霸道及强国之术。但是商鞅明知道秦孝公求贤诏所明言的就是“思念先君”的“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但却偏偏从帝道、王道说起，最后才谈到霸道及强国之术。这种“颠倒为说”，不是说明商鞅对秦国政治的生疏，而是反映出商鞅存心试探秦孝公，想看看秦孝公“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的理想是在哪个层次上。经过几次的谈论，商鞅终于揣摩清楚了秦孝公注重的是强国之术，而不是帝王之道。由此可见商鞅的工于心计。
五、舌战群臣勇者胜
经过几见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的能力大为赞赏，遂决定起用商鞅大刀阔斧地革除旧制、推行新法。但此举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些大臣都是秦国世袭的贵族，一旦采纳商鞅的变法，他们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世袭特权都很难得以保全。秦孝公左右为难：一方面想继承先父秦献公之大业，奋发图强，同其他各强国争雄天下，另一方面这些旧贵族执掌着一定的军政大权，不能贸然得罪。同时，他也担心一意孤行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为此，秦孝公召集群臣在栎阳宫共同商讨变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