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死后，在前线参与战斗的邓公回到了长安，景帝询问他一些前线战势情况，最重要的是景帝想知道吴楚七国是否因为杀掉晁错就愿意退兵。邓公告诉这个天真的皇帝，吴王想要谋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已经谋划了十年之久，怎么可能因为杀掉一个晁错就肯退兵呢？“诛晁错”不过是他给自己反叛的一个借口而已，现在恐怕天下间再没有人敢向陛下说真话了。景帝忙问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一心为了国家才极力主张削去藩国这个巨大的隐患，晁错削藩的用意完全是为了皇权的尊严，以及后代万世的保障，但是，计划刚刚实行，反而冤屈的被腰斩，这样的事情是让忠心耿耿的大臣心寒，而不敢再直言进谏，让野心勃勃的敌人得以报仇，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实在是一个不可取的做法。
三、“七国之乱”的起因
西汉景帝在位期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实际上是源于汉高祖刘邦的“天下刘姓”的愿望以及他所推行的诸侯王制度。
刘邦在与项羽进行楚汉战争的时候，为了取得胜利，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想让这些异姓王忠心辅佐皇帝。但是，刘邦称帝坐稳江山之后，就陆续的消灭了除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个异姓王。但是，高祖收归大权以后，心里还是认为秦国的早亡是由于秦始皇把所有的政权都集中在手中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他就在异姓王的故土上推行了同姓王的诸侯王制度，将自己的七个儿子、侄子刘濞、弟弟刘交分封到各地为王，即同姓九王。希望这些同姓王同心捍卫着王室，使刘氏江山万古永存。分封完同姓王之后，刘邦还与朝中群臣共同确立了一个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其实刘邦的想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对巩固刘姓的政权统治是有益的，但是同时也会增加封建统治的分裂。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君主集权制度，皇帝手中的权力应该是最强大的，但是同姓诸侯王制度的推行无疑会导致皇帝与诸侯王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邦分封的九个同姓王各有各的地方军权、财权，并且可以自己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吏，同姓诸侯王的封地占据了西汉的43个郡，而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却只有15个郡。这种局面其实就像一棵大树，树枝比树干粗，这样就为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也是产生七国之乱的深层原因。
最初实行同姓诸侯王制度的时候，这些刘姓的诸侯王年纪尚且年轻，势力还很单薄，并且和高祖的亲缘关系都还很近，所以皇帝和诸侯王的矛盾并未凸显。但是，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同姓诸侯王经过40余年的发展，人数由汉高祖时期的9人发展到汉文帝后期的22人，不仅如此，这些人在政治上开始不受朝廷约束，甚至搞分裂割据。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攻打荥阳；两年后，淮南王刘长在谷口谋反；吴王刘濞20多年来从不朝贡……这一切已说明诸侯王已由汉初安定天下的力量发展为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割据势力，如果不对其采取措施严格加以控制，汉朝的天下就有可能四分五裂。政论家贾谊曾为此痛哭淹涕，他对文帝说：“看天下发展的大趋势，就像一个患水肿的病人，腿肿得比腰粗，而脚趾肿得比腿粗，如果不对其加以有效的医治，就算是神医扁鹊在世也一样会有生命危险”。
晁错在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就主张削藩，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文帝采纳，因为文帝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中央政府也没有信心一定能把叛贼打败。因而对于削藩的提议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但是，汉景帝继位后却接受了晁错削藩的建议，从而成为引发“七国之乱”的直接导火索，晁错在《削藩策》一文中以吴王为例，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论皇上什么时候削藩，吴王都是会造反的，只是迟和早的问题，如果是在诸侯王力量微弱的时候进行削藩，对百姓的危害不会很大；如果对诸侯王姑息下去，一旦其力量强大后再进行削藩，对百姓的危害则会非常的巨大。总之，晁错就是想告诉汉景帝，同样都是要削藩，不如趁早。这样，在晁错的强烈支持下，汉景帝下诏直接削去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昂的六县；楚王刘戊的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刘濞的会稽等郡。这时，汉景帝只是试探了一下诸侯国的态度，然而，吴王刘濞一看到要削藩，就立即站出来进行反对。后来，他果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扯起反旗决定造反，之后他又联合了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等七个国家，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浩浩荡荡攻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四、晁错性格的分析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四个字评价晁错：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
正像司马迁说的那样，晁错身上虽有刚直的特点，然而过于刚直的下场就是处事不知迂回，过于执着的结果就是导致最终成为众矢之的原因。执着，应该说不是一个坏的性格，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执着这样的性格放在一个政治家身上的时候，却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政治家除了执着以外，还应该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尤其作为一个改革家更应该做到见机行事，因为在改革的同时势必会与守旧的势力相抗衡，在斗争的同时，有的时候是需要适当的妥协的，但是妥协并不是说要放弃自己的原则，而是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只要能够做到执著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就可以了。但是，在晁错的身上显然很缺乏这种品质。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人，这样的人很值得人敬佩，但是这样的人却不适合从政。因为在晁错的思想中，事情只有做不做的理由和原因，而没有做与不做的时机。但是，做与不做的时机，恰恰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如“削藩”一事，晁错仅仅是看到了藩国长久存在对于国家的不利影响，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进行“削藩”的具体方式。藩国势必要削，但是以何种方式削，应该是革新者在事前就必须要考虑清楚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暴露出晁错性格中草率的一面。
晁错为人还很忠诚和正直，他是一个善于为人谋，不善于为己谋的忠臣。他的忠诚和正直很具有排他性，因为他的忠诚，而认为反对他的人就是奸臣；因为他的正直，而往往容易得理不饶人。这样一个咄咄逼人，对己对人都很苛刻的人，如何能够讨人喜欢？因此，晁错在朝中是被孤立的，他的最大的盟友就是皇帝，这其实是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人物，有这样的人来维护晁错，晁错做任何事情自然是有恃无恐。因此，恃宠而骄也是晁错性格中的一个弱点。
五、虽是忠心耿耿，但却血洒东市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号，这样一来，晁错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晁错自己又有两件事处理失当，更增加了危险的可能性。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长安，这使得景帝对他产生了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第二件就是追究袁盎早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而不报之罪。袁盎与晁错本来就有很深的积怨，每当有晁错在的时候，袁盎就离开；有袁盎在的时候，晁错就离开。他们二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