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人称“智囊”，其才智可见一斑，他博学多才，有精准而独到的眼光。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政坛上青云直上，又凭借景帝的宠爱位列三公。但是这样一个善为人谋而不善为己谋的忠臣，最终却落得一个腰斩东市的下场。
有史学家说，是因为袁盎的小人之言，才断送了晁错的性命，袁盎也因此而背上了千古的骂名。
也有史学家指出，晁错的死是寡情薄义的景帝一手造成的，正是因为这个最高掌权者的动摇，才导致晁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
还有史学家认为，晁错的死是他咎由自取，诸侯国并没有谋反，为什么还要急于削藩呢？无故挑起事端，除了速死以外还会有其他的结局吗？
除了以上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晁错的为人处事委实不招人喜欢，他行事草率，为人固执，朝中大臣没有一个喜欢他的，这些大臣都是佞臣吗？当然不是。因为就连申屠嘉这样为官清廉、为人耿直的元老重臣都欲除晁错而后快。由此可见，晁错在朝廷之中是孤立的。这样一个行事超前、违背众议、大权独揽又孤身奋战的晁错，他的死与他人无关，只能说是命运使然，是他的性格使然。
可见，晁错的死在历史上是有很大争议的。因此，要了解晁错之死，就必须详细地去了解晁错的生平事迹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一、年轻有为、功勋卓著的晁错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他出生于颍川一个殷实的农民之家。晁错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曾只身一人步行百余里路到轵县（今河南济源县），拜著名的法学大师张恢为师学习法学，后又研读词章，学习文学。十多年的读书生涯，练就了他坚强正直、无所畏惧的性格，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像申不害、商鞅那样做一个赏罚分明、安邦治国、建功立业的政治家。之后，由于他文学上的成就被推举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太常的属官，负责保存文物典籍，研究国家典章制度，记载国家重大事件）。从此，他就从颍河岸边踏入到了都城长安，走上了西汉初年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
晁错的政治生涯说起来并不复杂，仕途一直是比较顺利的。在担任太常掌故期间，他有幸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学习儒家的经典——《尚书》。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在他学有所成回到长安以后，有一个向汉文帝讲述《尚书》内容和他自己的见解的机会，晁错也因此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奏疏，奏疏上指出：一个君主之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以孝事上，那么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会完美。
一些朝中大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之事，而晁错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的原因，就在于不懂得治国“术数”。他认为，太子书虽然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能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道背诵书本，那将是徒劳无功。因此，他建议汉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切实可用的一些知识，让太子学习，并且经常让太子在汉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所以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誉为“智囊”。这一年，晁错才刚刚33岁。晁错除了辅佐太子以外，他还对当时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国家以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汉文帝又提升晁错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就是历史上的汉景帝。景帝一继位就马上提升他的老师晁错为内史，也就是掌管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景帝对晁错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从此晁错开始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在他40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位高权重，仕途可谓是风光无限。但是，正是由于景帝对晁错的过度宠爱和维护，导致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再加上晁错本人并不懂得收敛锋芒，则更加容易招来嫉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景帝要杀掉晁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其进行辩解的主要原因。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至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兒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丞相申屠嘉对晁错的行为早有不满，但是苦于晁错正是受宠之时，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弹劾。正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内史府正巧坐落在太上庙（高祖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平时大家进出很不方便。晁错想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以方便大家的出行，可是这样就必须凿通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晁错对于这件事情并没有多加思考，就草率地将围墙拆除了。申屠嘉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大喜过望，他想借晁错的过失，上奏皇帝杀掉晁错。但是，被晁错先得知了这个消息，晁错立即向景帝说明了这个问题。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太上庙的庙墙，并请求把他送交廷尉处死的时候，景帝却对申屠嘉说：“那并不是太上庙的墙，不用因此而责罚他。”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由此可见，景帝对晁错的宠爱到了何等的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晁错在朝中被孤立的地位以及造成晁错的恃宠而骄。但是纵观晁错的一生，他的功绩还是大于他的过失的。晁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建树，他的政治天赋尤其瞩目，他能透过汉初平静的社会现状探究出社会深层存在的矛盾，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个鲜明而清醒的认识。
具体来讲，他在政治上有这样一些功绩：
1.募民实塞
文帝在位时期，匈奴危害边关，掳掠人口与财产，这种威胁没有因为实行和亲政策而消除，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文帝都愁眉不展。文帝多次召集大臣商讨防御办法，但却一直拿不出好的对策。晁错针对这一情况，前后共上了三本奏章，从匈奴战争的过去与现状，讲到汉朝防守的弊端；从习俗、地形等方面分析了汉匈双方的优劣形式。最后建议文帝在边关要塞建立城邑，然后从内地迁徙百姓到那里安家落户，平时耕种务农，战时拿起刀枪对敌，父子相随，邻里互助，既省去了军队的驻扎之费，又开发建设了边疆。文帝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开始大规模地往边疆移民，同时大赦罪犯，让他们作为移民去建设新的城邑，在保家卫国当中改过自新。匈奴从此不敢轻易发兵侵略，文帝至景帝时，边疆因此基本上没发生大的战争，从而为汉朝政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2.入粟拜爵
西汉的法律规定商人不能坐马车、不能穿绸缎衣服、不能为官等，商人的地位很低下。至文帝时，这些限制已流于形式，现实生活中的商人，已经成为哄抬物价、囤货居奇、兼并农民土地、结交王侯、生活奢侈的一个阶层。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穷困至极。晁错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一个以农桑立国的王朝来说，是很危险的。他认为，要想重农，必须重粟。富人想得到爵位，必须向农民买粮食，然后交给国家，国家根据其所交粮食的多少，授以不同的爵位。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财、郡县有了粮食，多余的粮食就可以送往边疆。当郡县储备的粮食够一年用的，边疆储备够五年用的时候，就可全部免去农民的田租。文帝对晁错的建议大加赞赏，立即下令推行。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文帝下诏免去天下田租的一半。第二年，全国丰收，文帝又下诏免去了全部田租。老百姓为朝廷歌功颂德，这正是圣君明主所理想的太平盛世。文帝特地下诏对晁错进行嘉奖，太子也因老师出此上策而备受宠爱。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晁错以贤良、能言极谏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
3.削藩
对于晁错主张削藩的行为，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些争议，有的人认为晁错的建议很正确，是对稳固汉室江山有深远影响的行为，也有的人认为是晁错积极削藩的行为把吴楚等国逼上了谋反的歧路，因为在晁错主张削藩的时候，吴楚等国的谋反迹象并不是很明显，反而是晁错激进的行为令七国真的谋反了。
其实以上的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晁错在削藩问题上的功过是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以自己的睿智和才干登上政治舞台巅峰的晁错，无论是他的学识还是他的谋略都堪称旷世奇才。他事事都为国家考虑，无论是募民实塞、入粟拜爵抑或是力主削藩，他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忠君，都是爱国，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但是这样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最后却落得一个腰斩东市的下场，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他的死是一桩千古冤案。
二、从“削弱诸侯”到“七国之乱”
晁错和贾谊都是力主改革、执意削藩的革新派。
汉朝初期的政治氛围基本上遵循的是无为而治，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是汉文帝时期，更是采取了以“静”为主的政令。但是，在表面太平局面的背后却隐藏着很深的社会矛盾，其中，周围过于强大的同姓诸侯国就是一个最大的潜在的威胁。
晁错用他精准的眼光看出了这个潜在的隐患，因而坚决主张削藩。在汉文帝执政的时期，晁错曾经多次向汉文帝上书，提出削弱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劝文帝要下定决心削藩，但是由于在文帝的头脑中，一直是以“静”的策略占主导地位的，他认为削藩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因而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但是，文帝却因此十分赏识晁错的才能，还升迁了他的官职。虽然文帝没有接受晁错的建议，但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也就是之后的汉景帝却十分赞成晁错的建议。
汉文帝驾崩之后，太子刘启即位，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景帝一上台就不断的提拔自己的这个“智囊”，并且对其言听计从，这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景帝对晁错的宠爱和信任，晁错顺利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了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在晁错地位巩固的时候，也就是晁错打算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为国家消除隐患、为皇帝效忠的时候了。西汉统治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这就是同姓诸侯王的财势日益强盛，已经形成了尾大难去的形势。为了维护统一和巩固的中央集权，晁错给景帝献上了著名的《削藩策》，建议削弱藩国。具体地说，就是要减少同姓诸侯王管辖的地盘，削弱他们的权力。
景帝把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振动，但是，大家知道景帝是维护、支持晁错的，因而根本没有人敢于提出反对的意见。诸侯王听说这件事后，都对晁错恨之入骨，各种议论、咒骂的声音充斥于晁错的耳朵，但是他却并不为之所动。
最后，在晁错的极力建议下，景帝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削藩，他先是削了赵王、胶西王、楚王的几个封地，随后又削去了吴王的几个封地。在这个时候，吴王首先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扯起反旗准备造反。这也就是有名的七国之乱。
从主张削藩到爆发七国之乱，晁错都坚定的站在景帝的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正像晁错在《削藩策》中写的，早削藩吴王是反，晚削藩吴王还是反，早晚都是反，那还不如早点铲除这个潜在的威胁。因而，晁错力排众议，坚决的主张削藩。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景帝却没有坚定的站在他的身边，景帝对于七国真的叛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因而在袁盎这个小人的蛊惑下，动摇的景帝，寡恩的景帝，屈杀了他的恩师——晁错。
屈杀了晁错以后，邓公替晁错道出了他的冤屈，在《史记》中有详尽的记载：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