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从小就生长在韩国的王宫之中，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无论是从对国家的情感还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来说，他都不可能像李斯一样为了利益而放下所有的尊严，甚至用自己的谋略来帮助秦国攻打韩国。韩非对韩国的忠心固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正是他的忠心把他送上了一条永远没有归途的道路，造成了一段千古冤案。
有些史学家认为，韩非的冤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包括韩王，也包括秦王。当时韩王昏庸，对韩非变法图强、振兴韩国的主张根本不采纳，这为韩非的最终冤死埋下了一个伏笔。虽然韩王不喜欢韩非，秦王却赏识他的才华，对韩非来说，秦王的赏识是他悲剧的直接原因。毕竟韩非是出生于韩国的公子，他在秦国上书《存韩》似乎既不契合他的理论，也不适合他的处境，但却非常符合他维护韩国的本意。所以基于这些原因，秦王知道韩非不能为秦所用，不得不处死他。
还有一些史学家认为，李斯这个人在韩非冤死的案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谗言，才使秦王最终下决心杀掉韩非。所以在韩非的冤案中，李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韩非的权术
韩非（前280～前233），他虽把法家的思想做了深刻的阐述，但是到最后自己却落得被人“以公法而诛之”、“以私剑而穷之”的地步。可是他与吴起和商鞅的死是不一样的，韩非的死是法家内部务实派与集大成派之间斗争的结果。
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嫉妒他的才能，自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韩非，这是韩非冤死的一个直接原因。李斯是秦国商鞅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法家务实派。法家实务派经过商鞅卓有成效的变法后，其推行的政策对秦国的政治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面对韩非所推崇的理论时，作为法家务实派的李斯会极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允许韩非的理论威胁到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但是韩非却还书生气十足地恣意批评秦国的政治局面和商学派思想，这也是韩非最终冤死的根源所在。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学说的斗争所导致的悲剧时有发生。由于嫉妒韩非的才能，也由于政治观念上的不同，李斯便向秦王进谗言，这也成了韩非遭杀害的导火线。
韩非是著名儒学大师荀况的弟子，不过他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集儒家和法家思想之精华，成为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虽然不善辩辞，但他的文章却写得洋洋洒洒，辞锋犀利，论理透辟，气势不凡。而且他目睹了韩王不以法治国，不以权势驾驭群臣，致使韩国日渐削弱的现状，于是多次上书韩王，劝他变法图强，振兴韩国，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韩王对韩非才能的漠视可以说为韩非后来客死于秦国埋下了一个伏笔，韩非的冤死有一部分原因是秦王的迫害、李斯的谗言，但最重要的还是韩王头脑昏庸所致。
韩非虽然没有得到韩王的赏识，但是他的文章却得到了秦王的认可。他的《孤愤》、《五烫》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以后十分赞赏地感叹：“我要是能见到作者并和他交个朋友，死也无遗憾了。”于是秦王派兵攻打韩国，只为求得韩非。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事物才是最珍贵的，然而一旦得到了就不会被重视了，秦王对韩非的态度就是如此。他很赞赏韩非的才能，但不信任他，更谈不上重用。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李斯还是觉得韩非对他构成了威胁。
韩非与李斯两人有同窗之谊，而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因此，他对韩非有嫉妒之心。还有姚贾对韩非也深怀不满，因为韩非曾批评他不应该用财物贿赂燕、赵、吴、楚四国，并以他卑贱的出身来羞辱他。所以李斯、姚贾联合起来向秦王进谗言陷害韩非，并借机将其杀害。李斯和姚贾对韩非的嫉妒，正是韩非冤死的直接原因。
就这样，韩非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留下的只有一些治国方略和法治理论。在这里，春秋以来的法家思想得到了高度的融合和创造性的发展，韩非经常劝告君王要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他的中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治国安邦，使国家得到发展。
韩非没有机会在秦王面前为自己辩说，自然摆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但是他死后，他的理论却被秦王在治理国家时所积极采用。秦王实践了韩非的理论，把他的法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建立了秦王朝。
很值得一提的是，韩非作为荀子的弟子，却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人们都认为他思想的最深处是受了道家学派的影响。司马迁说：“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是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所以，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列为一传。但是韩非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又是有区别的，他无意保持老子思想的原貌。韩非认为道是国家的根本，是从治理国家的君王权术中产生的，用道来和社会周旋的人，生命和福禄都很长久，就好像说根是树木生长的基本条件一样。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功，韩非还以老子无为的思想来解释最高尚的道德，说无为无思就是空虚，空虚则德盛，德盛也就是高尚的道德，也就符合老子说的“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像这样的道论、德论，说到底就是权术论。韩非的思想也有和老子思想相同的地方，老子鄙薄礼，韩非也鄙薄礼。他说，和氏之璧不需要用五彩来装饰，隋侯之珠不需要用金银来点缀，因为两者都是很完美的东西，如果用东西来装饰点缀的话会玷污这种美，因为需要装饰的东西往往质地不美。礼节之所以用来修饰人的行为，是因为人心衰德薄。但是韩非思想的源泉并不只是老子一脉，他把老子的思想融进了法家的思想之中，并不断地改造老子的思想，以适应自我的进取。他不甘于恬淡平静，能够居下位而忧君主，他希望用法、术、势来改造君主，从而建立集权制的国家。
韩非知道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就像人不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现实社会也决不是历史的重演。所以他决定推行法治来治理国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也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他的冤死，我们说韩非推行法治并没有错，他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问题的，他所推行的法治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社会非常先进的文化方向，但是就是因为韩非所处的地位太高，才致使他的法治不被大众所接受，他本人是王室贵族，看待问题的角度始终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因此韩非失去了民众，也导致他的法治最终失败。
韩非像
先王制定的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没有承袭先王的法令，而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制定相应的法。如果舜不变尧留下来的法，那就不为舜了，汤不变禹留下来的法则也不为汤，每一代都是这样。以先王之法为法，就像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一样，就会失去自由和活力，因为那些先王的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社会如同万物，万物吐故纳新才保持了它们的蓬勃生机，社会也要不断地根据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纵观历史，韩非审视了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勇敢地走进社会现实。他以法治反对先王的仁义之治，这法治也不是说完全有悖于先王之法，正像他不主张效法先王一样，他对前人的法治思想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照搬过来，只是在内容的成分上增加了代表现代历史的观念，他惟一改变不了的，就是他的法治始终是君主维护统治的工具。他集合了商鞅和申不害的优点，再加上另一位法家人物慎到的势位思想，把法、术、势三者融为一体，构成了自己的法家思想系统。这也是后人评价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韩非未能亲身实践自己的思想，然而，面临严峻的社会现实，他的法、术、势思想是很现实的。
韩非的法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严刑峻法。这一点也让许多人为之咋舌，因为他所主张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
和他不主张施行仁义相一致，韩非头脑里也没有什么宽容的概念，他主张实行重刑，即使是小罪，他也主张实行重罚。他认为这样做才能给所有人敲响警钟，他想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告诫人们不要触犯刑法。并且韩非的君权、君势思想相当严重，他认为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来为君主服务，这就很明确地表明了韩非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心目中的君主就应该大权独揽，什么东西都可以与人分享，惟有权不能。君主没有权，就会失去他的势位，即使制订再完善的法令，也将得不到执行。君主的权术和势位能保障法令的贯彻和执行，相应地，法令也能保障君主的权术和势位得以长存。
韩非设身处地地为君主着想，也不管自己的策谋是否能够为君主所用。因为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已经把自己想问题、看事情的立场放在了君主的角度，所以他几乎从来都不谈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即使他在论述中涉及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多是展现普通人自私自利的一面，这些都只是被他作为君主为什么要用法、术、势治理百姓的现实依据。
韩非为君主所做的着想十分周到，并且为了增强言论的力度和说理的透彻性，他还引用了许多历史故事，并且创作了一些寓言，但是他并没有给君主制定一些法令来束缚他们自己。非常遗憾的是，所有的君主都不认可他的思想，这使得韩非这个一贯反对空谈的人，最终还是没能走出空谈的命运。
韩非自视清高，从他的一整套理论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胸怀和抱负。
韩非对现实混乱的社会十分不满，他认为是君主的昏庸和臣子的不忠，才导致了法制不明、公私不分。韩非认为，要使国家安定太平，就必须从立法入手，以法来治理国家。
韩非的政治理论很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不论是韩王，还是后来的秦王嬴政，都没有真正地重用过他，这和他的不善辩辞不无关系。被韩非所批评过的姚贾，曾在燕、赵、吴、楚四国将联合攻秦的时候，出使四国，化干戈为玉帛。回国后，封以千户，拜为上卿。姚贾在秦王面前，以稳健的辩词有力地回击了韩非的批评，这是韩非做不到的。韩非认真地审视并清醒地剖析了社会，但是却没有能够认真地看清楚自己。
韩非思想很专，但正是因为专，就难免狭隘。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为君主着想上，所以在他告诫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上，也就难免有一些极端之词和极端的举措，这也是导致他冤死的一个原因。
二、师事荀卿
探讨韩非与荀卿的关系时，首先需要说明有关荀卿的一些情况。荀卿是赵国人，生于公元前314年。公元前285年，为齐国祭酒，公元前262年，春申君相楚，两年后荀卿由赵到齐，第三次祭酒。公元前255年，春申君又任命荀卿为兰陵令，此时的荀卿大约六十岁，已经拥有很大的名声，许多人都纷纷投入他的门下，跟他学习儒家的思想。在投入荀卿门下的人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李斯，他和韩非一同在荀卿的门下学习，当时韩非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是个思想成熟的人，看事情、想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因此，韩非虽然拜荀卿为师，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如礼与法的关系、经济发展问题、自然资源问题、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方面，他所想的都与荀卿的观点有出入，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自己的观点，而是结合荀卿的一些观点看问题。但是，韩非在性恶论上的观点与荀卿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对待性恶的方面上，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荀子认为：人性天生为恶，性善只是一种假象。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相互厮杀、嫉恨，都是缘于人性恶。韩非对于这个问题则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人性趋利，利是自私的核心。人要生存，寒冷了需要穿衣，饥饿的时候需要吃饭，这些都是利益的驱使。医生用口吮吸病人的伤口，探看病人伤口的脓血；卖布匹的人希望人人都富有，都能够去买他的东西；做棺材的木匠希望人早点死亡。即便是君臣之间的交往，利益也是中间连接的纽带。对自己的生命有危害而对国家有利的事，臣子是不会去做的，相反，危害国家利益而对臣子有利的事，君主也不会去做，这些都是利益的驱使。
前面提到过李斯，那么李斯为何自以为不如韩非呢？从《李斯列传》与《秦始皇本纪》来看，李斯热衷于谋求功名利禄，因而他在学术和理论上远远不如韩非，他后来所作的《上二世书》等几乎全部是抄袭《韩非子》。《荀子》书中从未记下荀子与韩非的对答之辞，但是却记载了荀卿与李斯关于兵法讨论的对话，李斯只讲了一句，而接下来都是荀卿滔滔不绝地讲，等荀卿讲完后，李斯也没有回答，这体现了李斯学识的浅薄。而从《韩非子》中的《难一》至《难四》看来，韩非对通常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其思路也是相当清晰和深刻，他的性格也十分桀骜不驯，韩非平时对“以德兼人”、“以礼凝士”这些观点极为反对，他在《五蠹》中明确地反驳了这种看法，且言辞相当尖锐。在文学方面韩非写过《解老》、《喻老》这样的惊世之作，而李斯却没有任何建树，所以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这些成为了李斯后来谗害韩非的重要因素，因为李斯的嫉妒心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