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也有许多地名源于人名。只不过中国以人名为地名的地方都是地级以下的县市、村镇、街道和岛礁，没有一个省以及省会城市是以人名命名的。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要算广东省中山市了，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陕西省的志丹县和子长县的地名分别取自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 1903—1936）和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谢子长（ 1897—1935）；黑龙江省的尚志市和吉林省的靖宇县分别得名于抗日将领、民族英雄赵尚志（ 1908—1942）和杨靖宇（ 1905—1940）。1949年以后，以革命烈士之名命名的地方还有湖南省长沙县的开慧乡（纪念杨开慧，1901—1930）、河北省怀来县的存瑞乡（纪念董存瑞， 1929—1948）和四川省中江县的继光镇（纪念黄继光，1931—1952），等等。
古人名字用做地名的也有很多。比如，河北省南宫市得名于西周著名贤者南宫适（生卒年不详），陕西省的吴起县得名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前440？—前381），山西省介休市得名于春秋时期辅佐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前636），河北省任丘市得名于西汉官员任丘（生卒年不详），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得名于我国著名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等等。
既然中外文化中都有“以人名做地名”的做法，那么，这方面究竟存在哪些异同呢？
在中国大陆，除学校、街道等小地名—如列宁小学、白求恩医科大学—以外，我们一般用本国人的名字给地方命名，而且突出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如前文提及的抗日将领赵尚志和杨靖宇。河北省献县的本斋乡得名于抗日回族英雄马本斋（ 1901—1844），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与日伪军作战870多次，勇谋兼备，在翼鲁豫地区粉碎日军扫荡、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安徽省肥西县铭传乡得名于清朝时期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1836—1896），他在抗击法军入侵台湾的战斗中一举成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队直逼台湾基隆，刘铭传率领台湾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国外则不一样，除了使用本国杰出人士的名字以外，他们也不忌讳使用外国人的名字。菲律宾的国名取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得名于大航海家哥伦布；非洲毛里求斯得名于荷兰的奥兰治亲王的“拿骚的毛里茨”。这些地方的地名取自外族人，是因为都有过殖民历史，西欧殖民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给世界上曾经开发过的和未开发过的地方命名，并将殖民文化注入这些地方，至今这些地方的地名都保存着殖民文化的特征。
英联邦国家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在地名中大量使用英国人的名字。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之名取自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达尔文做过环球科考，到过南美，但是否到过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则不得而知。昆士兰州的库克敦（Cooktown）得名于英国船长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新西兰北岛重要港口城市纳皮尔（ Napier）之名来自英国将军兼印度总督查尔斯·纳皮尔（Charles James Napier， 1782—1853）；其南岛有个名叫纳尔逊（ Nelson）的小城，以全年阳光普照、黄金沙滩、国家公园、精致酒庄、小型啤酒厂和许多艺术家而闻名，该城市的名字也来自英国人霍雷肖·纳尔逊（ Horatio Nelson，1758—1805）之名，他是英国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但自己却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经是英国囚犯的流放地，现在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大多都是英国囚犯或在英国受宗教压迫的英国人的后代，但他们毕竟有着英国人的血统，对英国文化是认同的，因而地名中用到英国人的名字。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在地名之中，而且与地名有关的皇帝也只有秦始皇，秦皇岛的名字显然是取自于他，但没有使用他的名字。君主之名不出现在地名之中，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避讳传统，君主们及其子孙肯定不愿意他们的名字被老百姓毫无顾忌地呼来唤去。不过，中国地名中还是有君主的名字的，这些君主出现在封建社会之前，且贡献突出。比如，以尧、禹之名命名的地名有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南省禹州市和山东省禹城市，以黄帝、炎帝之名命名的地名有安徽省黄山市、陕西省黄陵县和湖南省炎陵县，以后稷之名命名的有山西省稷山县，以神农氏之名命名的有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此外，河南省太康县得名于夏朝第三任君主姒太康（？—前1955），山东省微山县得名于微子（生卒年不详），他是周代宋国（今河南商丘）开国远祖、第一代国君。
西方文化中没有避讳的传统，君主、公爵、伯爵、侯爵等统治者毫不顾忌臣民使用他们的名字。有辉煌成就的统治者的名字常常被用于地名之中。比如，据统计，全世界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之名命名的城市就有45座之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它是埃及第二大城市和在地中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是古代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中心和文化交流的枢纽。
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之名命名的地方遍布全世界各地，连中国香港都有维多利亚港，澳大利亚有维多利亚州和大维多利亚沙漠；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纽芬兰省都有维多利亚市，魁北克省还有个维多利亚维尔市；至于城市里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多利亚广场、维多利亚医院和维多利亚大道则不计其数，甚至还有维多利亚监狱。
宗教对中国地名命名的影响不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宗教领袖的名字出现在地名中。广东省茂名市的地名取自道教领袖潘茂名（ 290—371），他本是西晋末年的一名道士，学易明诗，治病救人，后得道成仙。他还练得神奇丹药，在粤西一带救治百姓，扑灭了瘟疫。陕西省紫阳县的地名取自张伯端（983—1082，字平叔，号紫阳），他曾在成都遇仙人，授道，后著书立说，传道天下，并开创道教南宗紫阳派。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极深，但其重要人物的名字却没出现在较大的地名之中，不过有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却成就了一个地名，因为他代表了儒家思想之核心—孝道。河南省清丰县得名于张清丰（生卒年不详），他以孝道著称于世，流传下来的事迹主要有四：第一，头炉烧饼献父母。每天打出的第一个烧饼给父母吃，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第二，浚县大伾山降香。说的是大伾山庙会，张清丰为母亲免灾、祝寿、天天占头炉香。第三，他因孝行纯笃，弱冠时被举为孝廉，官方屡召不仕，安居布衣，继续孝敬父母双亲。第四，就是张清丰的母亲死后，他在坟旁垒屋一座、守孝三年，每天饭前向母亲祭奠罢，自己再吃。他虽然是个小人物，他的名字却从唐代始作为一个县名至今已有1 000多年，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唯一的。
而在西方，基督教对地名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新西兰有基督城，其名字取自耶稣基督。基督教圣徒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地名之中。国名中就有圣基茨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圣卢西亚（Saint Lucia）、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
英国地名中有圣阿尔本斯市（St Albans，阿尔本是英国第一个殉道士）、圣安德鲁斯市（St Andrews，纪念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安得烈，是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苏格兰的主保圣人）、圣戴维斯市（St Davids，圣徒大卫本是6世纪时期的威尔士主教）。
美国地名中有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市名取自里斯本的圣安多尼Saint Anthony of Padua，1195—1231，他是一位天主教圣徒。在遗失物品时，天主教徒常呼唤他的名字以求帮助）、加州的圣迭戈（San Diego，市名取自西班牙的传教士、圣徒阿尔卡拉的迪达库斯Didacus of Alcala，1400—1463，后世多称其为圣迭戈、圣地牙哥，这也是世界上许多以此命名的地名之来源）、三藩市（前文已述）、圣何塞市（San Jose，市名取自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夫，天主教尊其为圣约瑟夫Saint Joseph），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Saint Paul，市名取自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等等。
中国以人名为地名的绝大多数用人物的名字，而不是姓。名字包括字、谥号等。贵州省道真仡佬苗族自治县得名于尹珍（79—162，字道真），此人是东汉时期贵州著名学者、教育家、贵州文化的鼻祖，他推崇儒学，在贵州传播汉文化。成都市武侯区则得名于诸葛亮的谥号—忠武侯。浙江省文成县的县名取自明初政治家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曰文成），他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保持国家完整安定，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当然，中国地名中使用姓的也有，如上海市徐汇区之名取自徐光启（1562—1633），此人是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武汉市彭刘杨路取自辛亥革命三位烈士的姓：彭楚藩（ 1884—1911）、刘复基（ 1884—1911）和杨洪胜（ 1875—1911）。
西方地名多用姓氏，而不是名字。只是在用君主和圣徒的名字命名时多使用名字而不是姓。前文有许多例子，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人名到地名，有许多历史和文化在这里呈现。观察地名，品读其背后的故事会让我们有更多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