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作为形容词，主要含义有二：其一为“旷达舒缓”，如《诗经·卫风·淇奥》有云：“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这里描绘一个优雅的君子“胸怀宽广，旷达舒缓，登临华车，风度优雅，擅长幽默的言辞，但不刻薄待人。”其二为“姿态优美”，如曹植的《洛神赋》有言：“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这是真正描写女神级美女的辞章：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情态柔美和顺，语辞得体可人。
在“绰号”这个词语中，“绰”的优美含义尽失，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绰号”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绰”是蒙古语的音译，再配上“号”，是“外号”“诨名”的意思。作为文化现象的“绰号”在汉代就出现了，如三酷吏严延年、郅都、董宣因用法严酷被世人分别称呼为“屠伯”“苍鹰”“卧虎”。
严延年（？—前58）生活在汉昭帝时期，少学法律于丞相府。昭帝时，当过侍御史（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曾弹劾大将军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不道”，为朝廷所敬惮。后又弹劾大司农田延年，不实，坐法至死，逃亡。后遇大赦，复出，迁涿郡太守，继为河南太守，他治乱严酷。相传他摧折豪强，打击恶霸，除暴安民，狱判迅速，断案如神。冬天行刑时，严延年命令所属各县把囚犯解送来郡。集中在郡府判处死刑，血流数里，时人因此称他为“屠伯”。不过，在他管辖的地域内，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一郡之内政治清明。
郅都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人，曾做过汉文帝的郎官和侍从，在汉景帝时期做过济南郡太守、中尉（相当于现在公安部部长）、雁门郡太守。他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内不畏强暴，敢于对抗豪强权贵；对外积极抵御外敌，使匈奴闻风丧胆。公元前150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执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又怕，背后称他为“苍鹰”。
董宣是东汉初年人氏，曾任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他不畏强暴，惩治豪族。任洛阳令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被湖阳公主包庇。董宣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令奴仆下车而杀之。公主诉于刘秀，刘秀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之，也不能使其俯首。光武帝还算英明，最后还奖励了他，还给他加了个“强项令”的称号，意思是脖子刚硬、不肯低头的县令。他执法严苛，为官特别清廉，死后其家人连棺材都买不起，但京师豪族贵戚莫不畏之，送他外号“卧虎”。
除了这三位知名酷吏外，一些清官廉吏、贤相名将因他们的业绩和性情被世人起了绰号，并永垂青史。比如，“飞将军”李广、“一钱太守”刘宠、“悬鱼太守”羊续、“三风太守”吴绮、“三汤巡抚”汤斌、“二不尚书”范景文、“四知太守”杨震、“山中宰相”陶弘景、“有脚阳春”宋璟、“拗相公”王安石、“救时宰相”阎敬铭，等等。
李广（？—前119）是西汉时期的名将。汉文帝在位时，他就从军抗击匈奴，建立功勋。景帝时，先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后任命他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击匈奴，因众寡悬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两马间，李广装死，斜眼瞧见他旁边有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跃，跳上马，将少年推下，并摘下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向南奔驰，匈奴骑兵数百人紧紧追赶。李广边跑边射杀追兵，终于逃脱，回到了京师。李广展现出的惊人骑射技术给匈奴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便是匈奴称其为“飞将军”的由来。李广大半生在沙场驰骋，骁勇善战，令匈奴不敢进犯。然而，他并没有因军功而封侯，最后漠北之战中，因迷失道路而愤愧自杀。这让后世诗人们扼腕长叹。唐朝诗人高适在《燕歌行并序》的结尾写道：“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王昌龄为他写下千古名篇《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一钱太守”“三风太守”“悬鱼太守”是历史有名的清廉太守。“一钱太守”刘宠是东汉人，曾任会稽郡太守，政绩卓著，操守廉政，深受百姓拥戴。离任前，有五六位老人各带了一百文钱想送给他，可他不肯受。老人们一定要他收下，盛情难却，刘宠只好收下几位老人各一文钱。从此，“一钱太守”的美称便在当地传开了。“悬鱼太守”羊续（ 142—189）也是东汉人，在南阳太守任上，廉洁自律。府丞献白河鲤鱼，羊续拒之不得，悬之于庭，此事传开后，百姓无不称赞，敬称其为“悬鱼太守”。“三风太守”吴绮是清朝人，曾任湖州知府，居官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时称“三风太守”。
清朝江宁巡抚汤斌（ 1627—1687）为官廉洁，安于清贫，一日三餐，常常以‘豆腐汤’佐食，百姓闻之，笑称之为“三汤巡抚”；明末殉节内阁大学士范景文（ 1587—1644）为拒亲朋好友相求帮忙走后门，在门上张贴“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以明心迹。老百姓交口称赞，尊称他为“二不公”或“二不尚书”。同僚中的正直之士以范景文勤政廉政为内容撰成一联，上联是“不受嘱，不受馈，心底无私可放手”，下联是“勤为国，勤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东汉东莱太守杨震，有一次途经昌邑，县令王密求见。官话说完，饭毕。至晚，王以十金奉于杨震，杨不受，遂劝：“暮夜无知者。”杨震却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王密无言而退。后，时人皆称之“四知太守”。
南朝梁时有一名士，曰陶弘景（ 456—536），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每逢军国大事，均请教于他，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唐朝开创“开元盛世”的名相宋璟（ 663—738）爱民恤物，时人称赞他像长了脚的春天，到处带来了温暖，因此赠其雅号“有脚阳春”。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 1021—1086）为人倔强，为政则力推变法，不容异己者批评；作文则不尚华丽，却肌骨丰满，文风独特。由于变法期间出现了用人不当、天灾人祸等问题，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世人称之“拗相公”。清光绪时期东阁大学士阎敬铭（1817—1892）为官清廉耿直，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
清官贤相、历史名臣让人称颂，有雅号传于青史；贪官污吏、奸臣昏君让人痛恨，世人称其绰号以泄愤。比如：“笑里藏刀”李义府、“随驾隐士”卢藏用、“口蜜腹剑”李林甫、弹劾不倒的“刘棉花”、“青词宰相”严嵩、“蛤蟆天子”朱由崧，等等。
唐高宗时期的吏部尚书李义府（ 614—666）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要权，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里藏刀”。他又以柔而害物，称为“人猫”。卢藏用（ 664—713）也生活在唐高宗时期，少以文辞才学著称，举进士，但未得高位，遂隐于终南山。但他以“隐士”之名时刻窥测朝廷动向。他先是隐居在靠近长安的终南山，以便于交结官场。后来，因为高宗经常驾临东都洛阳，他又在靠近洛阳的少室山找了一个隐居的地方。天子的车驾往返于长安、洛阳，卢藏用也随之奔波于终南山和少室山。于是，人们讥刺他为“随驾隐士”。唐玄宗时期的奸相李林甫（683—752），嫉贤妒能，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的人，他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对由文学才能而进宫的士人，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说些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世人都称他“口有蜜，腹有剑”。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刘吉在内阁任职十八年，是少见的“不倒翁”。此人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然其精于营私，奉承皇帝，讨好宦官。虽屡遭朝官弹劾，却毫发无损，始终不倒，时人讥称他为“刘棉花”。明嘉靖帝朱厚熜好玄修，热衷于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为祭拜天地，须向天地上奏表章。此表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严嵩（1480—1567）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皇帝之意，因而也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 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时人讥为“青词宰相”。崇祯皇帝自缢后，明朝就基本上灭亡了。一些故臣旧将在南京拥立朱由崧（ 1607—1646）为皇帝，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弘光帝治国无能，生活上荒淫无度。在清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关头，仍不忘大修宫殿，征歌梨园。直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
以上介绍的都是个体绰号，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群体绰号，即一个群体享用同一绰号。比如，宋代的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同时担任谏官，本应积极进谏，指斥时弊，但他们却明哲保身，不敢进言，时人讽刺他们为“三不吠犬”。明代刘吉、万安、刘翊三人居相位，却碌碌无为，饱食终日。由于当时大太监汪直大权在握，三位首辅都要看他脸色行事。于是，时人噱称他们为“纸糊三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