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死的作法：东国切腹 西国跳水
《平家物语》平家物语：成书于13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军记物语，记叙了1156~1185年这一时期源氏与平家的政权争夺。一个最大的可看性，就是非常清晰地为日本人描绘了两种死的做法，即武士的死：切腹和投水。
源氏的武士是切腹，平家的武士是投水。源氏的根在东国，东国武士死的觉悟是切腹。平家的根在西国，他们不认可切腹这一死的做法。在坛浦合战中败北的平家一门，最后跳海，选定了水死的做法。
切腹的典型作法的表现者是源赖政源赖政：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士(1104~1180年)。。他向平清盛反旗挑战，最终寡不敌众，在宇治川河畔迎来了人生的最后时期。1180年，这位77岁的老人，被平家抓获，拒绝砍头，选择了切腹。并唱了辞世歌：
就像一棵枯树
我们无法从它那儿摘来鲜花
我的生命多么悲怆
注定此生无果而终
面向西方念佛，表明身后向往生于西方净土。然后，用短刀刺进腹部，家来介错人砍了头部。这是规范的武士死的做法。从这以后的近800年，日本人接受并继承了这一规范的切腹做法：切腹与美的结合。
东国为何是切腹的？民俗学家千叶德尔在《作战的原像》（平凡社，1991年）和《日本人为什么切腹》（东京堂出版，1994年）中，注意到了东国文化中所能看到的吊唁礼仪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发现，东国文化带有狩猎民文化的性格，而且色彩很浓。东国人从动物的生态中学到了很多。狩猎民日常的工作就是解体动物，如何将动物作最大限度的利用？这就对解体技术提出了要求。如牛，就有一种切割容易、出血不多的解体法。东国武士的切腹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切腹有多种方法，但武士在切腹的时候，特地选择了疼痛最为厉害的一种方法：就是刺进去的短刀，再横过来一字切。用加剧疼痛的方法表明自己是清白的。
那么平家武士们投水的起源又在哪里？这或许与平家从水上崛起有关，但更有本质联系的是与公家化的西国武士们，具有死的美意识有关。
奈良法隆寺里的“玉虫厨子”（佛龛）的装饰画，一般也叫“舍身饲虎”，典出于《金光明最胜王经》。画面用释尊的前生谭三场面来构成，站立在岩石上的萨捶太子（释迦牟尼的前世），其后是落下时太子的身姿，最下段是被老虎吃掉之际的太子身姿。为了饥饿之虎和七只乳虎，投身而下，在投身的时候，要投在老虎最容易找到最容易吃到的地方。
这里诞生了投身往生的主题，头朝下跳下去的瞬间很美丽，具有王朝人的美意识。平家武士们投身大海，与“玉虫厨子”的萨捶太子投身像相重叠。按照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在《往生的极意》（太田出版，2011年）中的说法，这是理想的重叠，净土往生的重叠。
这样来看，在日本东西武士直面死的态度是不同的。切腹可以从绳文文化那里找渊源，以狩猎采集为特征的绳文文化，使得对切剖活体感兴趣。投水可以从弥生文化那里找渊源，以稻作为特征的弥生文化，使得对流水有感觉。两种死的作法显然是异质的。
(六) 信长、秀吉、家康与切腹
在中世纪以后的日本，切腹才使武士达成共识，为了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家族的名誉，都会选择切腹。视死如归，才是武士的形。
在日本，到了室町时代，切腹便成为武士的一种死的方式了。在室町后期的军记物语中，有多处被记载。
1580年，羽柴秀吉（后来的丰臣秀吉）受织田信长的委托，包围了鸟取城，想用“饿死”的方法来杀死对方。经过200多天的笼城，鸟取城的草木和牛马全部被围困的兵民吃光后，终于痛苦地开始人吃人，但饿死者还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城主吉川经家看到这一切，想用自己的切腹来换取城中兵民的生命。秀吉看到经家的请求感动了，要织田信长放他一命，但是经家谢绝了。10月24日，秀吉向经家赠送酒三樽及鲷鱼五尾，经家在城中设宴，与诸人交杯。10月24日未明，经家在城中山麓的真教寺切腹，由静间源兵卫做介错人，享年35岁，留下辞世句：用我一人的切腹，换来一门的名誉和幸福。福光小三郎、坂田孙次郎等人也追随君主切腹殉死。
吉川经家死后，鸟取城开城。经家之首级不久被送至安土城的织田信长处。据说信长对经家的“一人切腹可换诸人生命”之言甚为感动，并为其在厚地禅院埋葬祈愿冥福。时至今日，鸟取市当地日本人以每年一小祭典，每10年一大祭典，纪念吉川经家的忌辰。4000人饿着肚子对抗30000大军近七个月，令鸟取城之战成为日本战国史上最为惨烈，亦最有名的战争之一，但更壮烈的是在这场“日本二之御弓矢”织田家与毛利家的正面对决中，吉川经家看破死亡，甘愿以自己的切腹来换取鸟取城4000人的性命，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被后人记住的句号。
在1600年关原之战的前夜，德川势力在攻伐上杉的时候出现空档。大坂方面抓住这个空当乘机崛起，攻下了当时京都的德川根据地伏见城。落城的时候，德川方的鸟居元忠以下的数百名武将，在寺院里集体切腹，鲜血染红了整块整块的地板。对武将们的行为极为敬佩的德川家康，就将染红的地板，送往鹰峰的源光庵、西贺茂的正传寺、大原的宝泉寺、宇治山田的兴圣寺等寺院，作修建天花板的木材之用。4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鹰峰源光庵，至今还留有鲜明的脸足手等形状的血迹，使人眼前浮现起当年的凄惨状。
(七) 《忠臣藏》究竟想说什么？
论述日本人的切腹，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并被浓缩成历史经典和人生教义，并改编成歌舞妓出演了几百年的《忠臣藏》，说的是发生在1702年前后47名义士集体切腹自杀的真人真事，史称“赤穗复仇事件”。
当时有赤穗藩（现属兵库县）领主叫浅野内匠头，奉幕府之命担任接待上司的差使。担任这差使的人，须向幕府高官吉良上野请示有关接待细节。而浅野为人耿直，请示时竟只送薄礼，于是吉良不悦并处处与他为难，还当众羞辱他。浅野实在忍无可忍，欲拔剑杀了他。但为周围同僚所阻，只在吉良的额上划了一道伤痕。事发之后，幕府以浅野在殿上行凶为名，勒令其切腹自杀，浅野不得不遵命。他死后，其手下的300多名武士便成了浪人。浅野有一位忠实的家臣叫大石，决心为主子雪耻。他从浪人中挑选47名对主子最忠诚者，以血为誓。他们整日佯装成酒鬼，以慢敌心。但吉良方面亦虑及赤穗浪士可能前来报复，所以也日夜防范，不得有慢。但还是在一个大雪之夜（1701年12月14日），浪人们潜入吉良的府宅杀了他，并把他的头颅和染过血的刀供奉在浅野的墓前。47义士杀死吉良为主报仇，虽符合忠义之道，但终为幕府所不容，遂令47人一律切腹自杀以赐体面一死。47义士也不抗争、不逃逸，集体来到浅野的墓地，归顺地尊令切开各自的腹部。
冷静地想想，这是何等浪费生命的事啊、这是何等不明之举啊，但多少年来，日本人一直喜爱这个故事，尊崇这47义士，这又暗含了多少心绪于其中呢？
在日本人看来，47义士切腹之死固然有其为忠诚、为责任、为义气豪迈去死的一面，但是不是还有一种美、一种仪式、一种装饰和生的完成，死的化妆呢？既然47义士能轰轰烈烈不怕死地去报仇，那当然也能轰轰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死。生命之美不但在其生，更在乎其像樱花般的轰轰烈烈地凋零。这是不是就是《忠臣藏》故事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所在呢？要不然在多少年前的日本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为什么还收录了这则故事呢？要不然日本人调动一切艺术样式来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呢？要不然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来到泉岳寺墓地，人们留下来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围一片雪白呢？要不然，日本人还在12月14日这天模仿47义士的最后晚餐，一家团聚在一起吃荞麦面呢？这仅仅是宣扬愚忠、宣扬复仇叫人们舍弃青春，践踏生命去死吗？显然又不是。看来，日本人还是想在国民中宣扬和渗透这么一种生死观：人，都可以美丽地去死。生的美学是在对死的美学领悟之后。应该说，这对后世的日本人的生死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所要表明的就是：人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死亡之外，除了乱箭射死乱枪打死或突发天灾人祸的非正常死亡之外，还有这么一种样式化和艺术化的壮绝死。在切腹之前，当事人都要写一些“辞世之句”，可以是和歌，可以是俳句，以表临死之际也不乱寸心，更不乱性情和人格，如上面所述的浅野内匠头，在切腹之前就写下了优雅的诗句：
风吹落了盛开的樱花，
但自然之美依旧存在。
切腹的这种循“礼”之死所带来的壮绝之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武将以死来讨个说法，不枉一世清名的心理。因此，他们的切腹自杀率相当高，如二次大战末期日美军决死一战的录像片《冲绳决战》，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到后来，日军是整团整师地阵亡，但他们就是宁死不降。一些海军和陆军的高官们，趁激战的空隙，在樱花树下铺上毛毯，盘腿而坐，解开军服，露出白衣，横刀而刺。周围站着的士兵看着自己的长官含笑地倒在血泊中，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们也纷纷效法，切腹而死。等美军冲上来，上百名日军已经死亡，每个人的腹部都被拉开，血流成河。这是冲绳决战中最悲烈、最壮观的一幕。这里，暴力崇拜也好，自虐也好，但其表现出来的悲壮之美，其震撼力不可小视。荷兰学者布鲁玛把日本人的这一行为称为“艺术化的自我虐待”。
日本人这种宁可“玉碎”的集体的“艺术化的自我虐待，”使得美国人都不明白：战到这个地步，就军人的立场而言，已虽败犹荣了，投降可保全性命，为何不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曾经为此很认真地召集学者研究日军切腹不降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这些研究后来也就变成了《菊与刀》等名著，留传了下来。
不但日本武将如此，日本文人也有以切腹为美的，如创立茶道的文化名人千利休，在70岁那年，就以切腹结束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这位把普通的喝茶提升为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神圣仪式的文人，也以切腹的神圣仪式了断了自己。在切腹前，千利休安然坐于茶室里，以平常心，闭目静听沸水之声，发出最后的辞世诗：
白日青天怒雷走。
(八) 从切腹中繁衍出两种文化内涵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如同乌江自刎的项羽，如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杀行为常常是壮烈的、悲怆的、美丽的、也是令人怀念的。切腹自从有了这样美丽的效应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并将其政治化，将其作为上司对下属惩罚的“刑罚”，倒也堪称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绝。这一做法开创于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觉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仪式，用来叫有荣誉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因为名誉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也是属于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给你体面的死，作为下属的还能说什么呢？哪怕心里不服，但基于上司还能给面子，便也毅然决然了。
如“赤穗复仇事件”中的47义士就有被上司的权谋暗算的嫌疑。如果不让47义士自杀而是用行刑队加以杀害，其结局将会如何？47义士是否会乖乖受命？是否会拼死一搏？而如今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尊严的死，照样也能起到处罚的作用，何不为之呢？幕府官僚们就这样轻巧地将对死当哭转换成了对死当歌。
这样，切腹又成了一种宫廷权术，一种整人的计谋。这种政治的肮脏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险恶性，在日本每一时代的切腹自杀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日本人从仪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两种文化精神内涵：即壮绝美和权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