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资产
各国政府可通过充分挖掘现有能力应对部分基础设施需求，而无需花大钱投资新建项目。根据我们的估算，通过提升资产利用率、优化维护规划和扩大需求管理应用，每年最多可节约4000亿美元。例如，公路、铁路和港口智能交通系统可使资产利用率提高两倍或三倍，而投入成本仅相当于新建类似项目所需投资的很小一部分。减少供水和供电传输和分配的损失(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损失率甚至超过供水和供电量的50%)的成本，往往不到相当于新建项目的3%，并可大大加快完工速度。
可通过考虑资产全生命周期费用的总持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和寻找平衡长期升级和短期维护的最佳方式来优化养护规划。根据一项估计，如果非洲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路养护上增加120亿美元投入，其后续重建成本[1] 可节约450亿美元。为优化维护计划，各国应对需求进行评估和登记分类。例如，伦敦市建立了人行道20年老化的模型。丹麦则通过采取总持有成本减少了10%~20%的公路养护费。
最后，政府需更大胆地利用可管理需求的工具和收费。技术进步正拓宽需求管理方法的范围和提高其有效性。为全面挖掘需求管理潜力，政府需采纳综合方法和运用全部可用工具。例如，首尔市正通过合并改善后的巴士营运、限制出入部分路段以及与综合交通管理系统联网的不停车收费系统应对交通拥堵。被广泛视为减少拥堵和新增运力需求最为有效的措施，尤其在发达经济体，可与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搭配，以取得更大效益。
升级基础设施治理体系 实现潜在节约效益
要提升基础设施效率和实现可观的节约效益，需要采取四种重要的务实方法升级基础设施治理和交付体系。
首先，负责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主管部门之间需要对广泛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各资产类别的作用形成共识，并以此为原则开展密切合作。例如，瑞士环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通过统一各相关行业的方法制定全国基础设施战略，它不仅包括该国空运政策和信息社会政策，也囊括空间开发和运输业规划，以及能源战略等政策。
其次，必须明确区分基础设施的政治和技术责任；政府制定政策目标，但应该让技术专家创建具体项目和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这种各司其职可采取不同的形式。香港的地铁公司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础设施局都拥有自主经营权，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则遵循非常明确的责任划分。
第三，政府必须清晰界定公共和私营企业的责任分工，明确市场结构、监管、定价与补贴、所有权和融资。许多国家正通过扩大私营企业在基础设施行业的参与实现价值，不仅局限于项目融资和项目交付，甚至让私人企业对发现项目和明确范围发挥积极作用。一些国家制定了鼓励和管理主动倡议的框架。简言之，政府应超越具体项目的PPP，转向更广泛的公私企业合作。
第四，整个流程需要利益相关方基于信任的参与，以避免次优解决方案和不必要的延误。
最后，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需要两项关键因素促进，即：日常监督和长期规划所依据的可靠数据，以及横跨基础设施规划、交付和运营等价值链各环节的强大的公共部门能力。
私营企业同样需要在三大主要阵线发挥作用。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推动效率提升、与公共部门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并通过总结失败教训来制定业务和承包模式。
我们发现，一系列实际做法可使基础设施效率提升60%，相当于每年节省1万亿美元。现实可能比这更令人乐观。在财政从紧和需求膨胀的时代，世界不仅需要关注基础设施缺口以及填补缺口所需要的资源，而且还要关注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基础设施。
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Herbert Pohl是麦肯锡迪拜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Richard Dobbs是麦肯锡首尔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
麦肯锡公司版权所有（c）2013年。未经许可，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出版。本文经麦肯锡中国公司授权出版。
2013年十大预测看中国
Gordon Orr
2013年中国会带给世界哪些悬念？麦肯锡亚太区董事长欧高敦给出了十大预测。
银行业表现欠佳
过去的十年，受益于资本重组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银行业的复兴令世界侧目。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两大问题凸显出来： 2009年刺激经济方案产生的大批不良贷款；个人投资者为追求高收益大量抢购理财产品。正如结构性产品在全球金融危机一开始就给西方国家带来困扰，这些理财产品也可能成为中国银行挥之不去的麻烦。
2013年标志着将持续数年的根本转型拉开大幕。由于业务增长率远超过权益回报并且资本消耗速度过快，大部分银行终于意识到需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和业务模式。按照目前的趋势，银行在未来五年的新增资本必须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
银行业将从争夺客户和“增长至上”的战略转变为以利润为核心的差异化战略，许多银行还未做好迎接这一挑战的准备。赢家将是那些提供优质服务，且运营能力出众的银行——最重要的是具备强有力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未来如何应对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必须成为银行更加战略性的举措。
猪肉或鸡肉价格涨一倍
中国的粮食供应吃紧多年。中国人吃掉了全世界一半的猪肉，蛋白质尤其是猪肉需求高涨正挑战着国内粮食供应的极限。2011年7月，猪肉价格上涨57%，原因包括2010年初之后养猪户不断退市以及2010年末、2011年初的疫情等。类似上涨极有可能再度上演且更严重，因为养猪场供应不力以及冷链极不完备，再加上进口量又不足以填补国内供应缺口。最近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民众很可能出于恐慌囤积替代品而抬高价格。尽管未来粮食供应链会有所改善，但需花费数年。
民众环境维权兴起
2007年6月，由于公众反对，厦门地方政府取消了当地的一个新建化工厂项目。从那以后，中国民众的环境维权使得更多的焚烧和化工项目取消、延期或修改。2012年下半年，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翻了一番，“别建在我家后院（即邻避效应）”深入民心。由于投资项目需通过社区许可的规范流程暂付阙如，民众往往会通过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表达意见。而当地政府通常只有强力介入、妥协或是放弃三种选项。
2013年，反对新建污染项目的环境维权将愈演愈烈。公众对于健康和环境的担忧正在超越经济增长的渴求，迫使地方政府放弃更多破坏环境的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
2012年北京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突破八千万人次大关，全球最大的收费公路和高铁网络在中国，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据六席。尽管如此，过高的物流成本表明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运输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更是坚信建设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