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词人的俚俗词，大都专写男女艳情。他们设想歌妓“翻思绣阁旧时，无一事，只管爱争闲气。及至恁地单栖，却千般追悔。”（晁端礼《玉胡蝶》）思念至极，便会转为怨恨，“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晁冲之《临江仙》）与情人相对时，又有了千种娇媚风情，“殢娇不易当，著意要得韩郎。”（万俟咏《钿带长中腔》）面对如此情深之佳丽，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周邦彦《解连环》）这类题材和风格的词作，大晟词人写来总是那么细腻真切、自然感人。也有个别作品流于无聊恶俗。晁端礼《滴滴金》上阕说：“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雕琢过分，已失去俗语的天然韵趣。这也是淫靡世风的极端表现。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也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禹县）人。六举未第，著《铁砚篇》自励。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官至阁门宣赞舍人。有《箕颍集》20卷，不传。《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
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帝大笑。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以《醉花阴》为例：
九陌寒轻春尚早，灯火都门道。月下步莲人，薄薄香罗，峭窄春衫小。梅妆浅淡风蛾袅，随路听嬉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
这首词写元宵灯会之夜晚出游。词人不是欣赏火树银花的灯火，而是将目光凝聚在今夜外出赏灯的千姿百态的美貌女子身上。她们颤袅的“步莲”行姿、时髦的“峭窄春衫”穿戴、适宜的“梅妆浅淡”修饰，都一一展现在词人笔下，细腻真切，令人目不暇接。结尾词人将这种浏览姿态各异、各有千秋之佳人所获得的审美愉悦，用最浅俗明白的语句来表达“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生动活泼，与词人此时世俗的审美心态也相吻合。曹组作品中如此以口语、俗语做生动描绘的，随处可见。如写细读佳人之来信说：“香笺细写频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忆瑶姬》）写窗外景致的微小变化给人带来的感触说：“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品令》）写奔波的无奈与归隐的念头说：“田园有计归须早，在家纵贫亦好。南来北去何日了？”（《青玉案》）等等。又如咏写蜡烛“待得灰心，陪尽千行泪”还是从李商隐《无题》中化出，而“照人欢醉，也照人无睡”，则全用口语，自铸新词，妙喻天成。曹组当时流行于词坛的，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
浅俗的作风贯穿于曹组的各类题材作品之中。离开酒宴与歌妓，即使是柳永也能写得十分高远古雅的羁旅行役题材，在曹组手中依然多用口语，通俗流畅，如《忆少年》说：
年时酒伴，年时去处，年时春色。清明又近也，却天涯为客。念过眼、光阴难再得。想前欢、尽成陈迹。登临恨无语，把阑干暗拍。
再次是在野的作家群。朝廷以外，也有大量的俗词作者。徽宗年间党争残酷，元祐党人纷纷被贬出京。元祐党人及门生，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虽然与执政者完全不同，作词则依然深受时风影响。《碧鸡漫志》卷二说：“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颍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赵令畤字德麟，元祐年间苏轼爱其才而荐之于朝，徽宗时坐与苏轼交通，入党籍，罚金。他叹息老来处境，自慰道：“少日怀山老住山，一官休务得身闲，几年食息白云间。”（《浣溪沙》）又发牢骚说：“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遗编，不救饥寒一点。”（《西江月》）这二首词都是用直白的语言抒发情感，与赵令畤“清超绝俗”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李廌字方叔，少以文章见知于苏轼，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早期词清疏淡远，徽宗年间，受世风影响，逐渐创作了一些靡曼谐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间，李廌见一善讴老翁，便戏作《品令》云：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不仅从观念上坚持认为歌词须十七八女孩子持红牙板娇语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语，如同对平常人做平常解说。词中所用的戏谑口吻，也是徽宗年间词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参与到俗词的创作之中来，如民间艺人、释道神仙、下第举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讨论其他方面问题时将继续涉及。
2.俗词题材内容之多样
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是淫靡世风的产物，主要迎合人们贪图享乐的需求，所以，题材偏于写艳情相思，如上文所例举的多数词作。然而，俚俗词的广泛流行和普遍阶层词人的参与创作，必然带来歌词内容上的突破。部分词人已经习惯用俗词表述自己的种种情感，他们的创作往往超越艳情的范围。结合苏轼开创的“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创作传统，徽宗年间俚俗词内容方面的突破同样是广泛且深远的。
第一，是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愤世之情。徽宗年间朝政黑暗，权奸当道，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不得施展抱负，社会矛盾蓄积重重。用俚俗词斥责现实，有其犀利直接的优点，许多词人便借俗词抒愤，表达对现实的极端不满。沈作喆《寓简》卷十载：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嘲讽，常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内侍梁师成，位两府，甚尊显用事，以文学自命，尤自矜为诗。因进诗，上皇称善，顾谓俊臣曰：“汝可为好词，以咏师成诗句之美。”且命押“诗”字韵。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髭。”
邢俊臣以词曲为武器，对现实与权臣进行辛辣的讽刺，言人所不敢言。由于徽宗喜爱这种格调的作品，所以就不会“龙颜大怒”，在逗趣一乐中邢俊臣也逃脱了朝廷的惩罚与权贵的报复。这种寓庄于谑的进言方式要比直言进谏相对安全，因此也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了俗词的创作。
徽宗年间，民间词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讽刺词抨击社会弊端和腐败政局。徽宗即位初，下诏求直言，崇宁元年政局再变，上书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流传《滴滴金》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
词人以极诙谐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书言事者，事实上矛头直指朝廷。“误人多是误人多”，是留给轻信皇帝诚意者的沉痛的教训。政局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怎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还有许多随心所欲的怪诞举动，也是民间嘲弄的对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释佛，“政和间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洪迈《夷坚志》卷七），不伦不类，有无名氏作词两首说：
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
《夜游宫》
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