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有着鲜明的、永恒的阶级差别，也没有等级制度。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等级、评定流派品行。在这一分类方式下，中国人被归入他们所熟知的士、农、工、商这些范畴之内。中国人对不同职业的看法与评价，很容易通过这一由高到底的排序方式看出来。西方社会同中国的士、农、工、商一一对应的阶层分别是学者、农场主（农夫）、手工业者（工人）和商人。
乍一看上去，中国的这种分类方式或许具有哲理思辨的色彩。与身体相比，大脑更为重要，因而学者们被列在社会各阶层之首，高高在上；农民次之，因为唯有这群人可以“无中生有”，各种建设都离不开他们所创造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尽管事实上其他类人也能够代替他们的角色；手工业者(工人)侥幸没有排在最末的位置上，因为他们还可以运用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加工或改造原始材料或半成品，满足人们各类需求，这样一来，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得到了提高；而既不能生产，又无法给任何产品增值或提高其使用价值的商人理所应当的被排在了最末的位置。他们仅仅是利用他人的劳动产品与人们的各种需要，充当交换的媒介而已。无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中国人就是这样看的，“士、农、工、商”这四个字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含义丰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归于“士”这一阶层，政府的各级的官员同样也属此类；所有的农耕者归于“农”这一类；无论是熟练还是半熟练的手工业者或工人都属于“工”的范畴；而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以经商为业的人则属于第四阶层。
事实上，无论中国的商人们在其本国位列何种社会阶层，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人们来都毫不逊色。他们精明能干，富有极强的事业心与进取精神。就整体情况而言，应该说是一个绝对诚信与值得尊敬的阶层。他们已然认识到商业信誉对自身行业的意义，因而总是时刻小心地维护信誉。借用英国学者最近所作出的一句公正论断来说，就是“中国商人获得了同他们接触的外国人的尊重”。就在几年前，东方最著名的商贸中心城市的最具实力的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就这一问题说道：“我对我们外国商号所赢得的良好信誉非常满意。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毫不逊色。实际上，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人和银行家相比，我更信任中国人。顺便提一下，在过去的二十五个年头，我们的银行与中国一直有着大量的生意往来，交易金额要以亿万两计的银子计算。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遇到中国商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守信用的情况。”在这一问题上我还想补充一点：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位经理人的发言都是举足轻重的。
毫无疑问，使中国商人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有一点十分值得关注。即：在清朝这一帝国内，一年中固定三天作为“清债日”。在这一期限内，无论是哪个阶层，都要把账目结算清楚。如要延迟结算日期，须经双方同意，但一般不会超过最后一天。这也就意味着一年中的每笔生意以及所有帐目都要在这一天画上完美的休止符，不能留有任何尾巴。显然，很少有人违背这一规则或打折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毫不留情的催命鬼。在这一帝国的某些地方，债务人能够得到债权人的许可，在结算的最后十天期限内，将还贷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
然而，除了那些极端贫困者外，极少有人作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信用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借贷情况。在中国，有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如果一个体面人要在天黑后出门做事，那么无论月色多么皎洁，他都必须打着一盏灯笼上路。作为遵守这一习惯的体现，在大年初一的清早，中国的城市街头便会看到这样的一幕：穿戴一新的人们一手拿着一叠票据，一手提着灯笼出现在熹微的晨光中，行色匆匆。对他们而言，此刻仍然是新年的除夕。只有将手中的票据结算清楚之后，新年的曙光才算真正到来。这时他们才会吹熄灯笼中的烛火，无债一身轻地深深吸上一口气，享受这新一年的明媚阳光。
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因为他们具有极端智慧的商业头脑，一方面对生意场上的事极赋远见，精明异常，另一方面吃苦耐劳，毫不妥协，立志胜过自己的对手，所运用的方法与手段多种多样，高妙绝伦，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商人同西方精明的商人一样明白，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商品卖出，有时候也能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在北京，一位中国人开了一家小型旅店。依照中国的划分标准，他就是商人，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按照上述原则做生意。有一天，他到大使馆来向我们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依照我们本国的法律，他是否有权将一位拖欠房钱的美国客人驱逐出去，并扣留他的行李作为抵押或者赔偿。我们给予他肯定的答复，同时还建议他：倘若真的要驱逐那位身无分文的美国人的话，最好不要扣留他的物品，因为那堆东西加起来绝不会超过2.5元钱。
“也许真的是这样，”他说道，“但这总比一分钱也没有的好。实际上，当那个人刚刚来到旅店的时候，我答应让他一天交1元钱的食宿费。可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店里住了六个月之后，还从来没有交过半文钱。为了减少损失，我只好同意将食宿费降到一天0.5元。”在此我们举出这一事例，并非为了体现中国商人的精明，而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精明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同西方的同行们相比，中国商人身上有很多极其重要的不同点。
西方商人注重商品的成本与质量，以及市场上的行情，普遍根据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情况来制定具体的价格。中国商人除了同样注重以上因素之外，还特别热衷于研究和判断顾客的阶层与消费心理。当有顾客光临时，他首先将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只这样一看，随即就能正确地判断出对方所属的社会阶层，是否出手阔绰，是否熟知流行的商品价位，诸如此类。只有在完成这一系列前期的研究之后，他才决定向对方报出商品的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在此种情况下，商品价格是因人而异，依人而定。商品的实际价值则不是决定因素。在中国，买同样的商品，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付出更多的钱；而那些不通语言的外国人，他们在买任何一样商品时，为此种无知所付出的代价往往要高出商品实际价格的10%，甚至是100%。
在一处市集上，一名年迈的花匠在兜售紫罗兰，两文钱一束。他被人群所包围，人们争相购买，看来生意不错。我默默地站在一旁观察了好一阵儿，之后好不容易挤到老人面前，打着手势向他询问紫罗兰的价钱。“三十六文钱一束。”这名老花匠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这个老强盗，”我说道，“你卖给这些人一直是两文钱一束；对我的要价却是他们的十八倍。”“哦，”他微微笑道，“原来您会讲中国话，是吗？我刚才并不知道。现在也按两文钱一束卖给您吧，与中国人一样对待。”随后，他同周围的人放声大笑起来，以掩饰这次如意算盘落空的尴尬。
通过下面的事例，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商人对顾客察颜观色的一些奇特做法。假使在中国，你来到一家商铺。在仔细看过了几样商品之后，你开始向店员询问这几样商品的总价。假如只有一位店员，他会很快报出价格；可如果是数位店员，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他们总要相互询问一下，确定之前是否有人已对这些商品给出了某种价位。经过这一环节之后，他们才好统一口径答复你。倘若他们忽视了这一重要的防御环节，那么你将会听到不同的报价。由此也就说明他们对顾客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因而露出了马脚。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有幸见过两名伙计在这方面的失误。在他们店里，有件商品实际只值2元钱，而其中的一个伙计对顾客说要5元；几分钟之后，另一个伙计则极其诚恳地说，由于商号决定赔本甩卖，所以那件商品只要15元！
中国人在卖东西的时候，价格依人而定，往往区别对待。只要留心观察在中国购买日常食品（比如牛羊肉之类）的外国人通常所付的价钱，就能明白这一点。购买同一种商品，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支付更多的钱，而且不同的外国人也会遇到不同的价格；即便表面上同等价格，在份量上也会有猫腻；缺斤少两是常有的事。在北京，有一名独居的理发师，他不仅对外国人的发型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要价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有水平：给外国大使理发，价钱是半个美元（50美分）；如果是使馆秘书，要价二十五美分；普通身份的外国人则是十美分；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只要半美分。
当为外国人服务时，中国的挑水工、清道夫们也是采用类似的分类索取工钱的。
一次途经日本，我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就请来了一名住在日本的中国医生，他专治手脚病。见过面后，他向我透露了他的收费标准：若是中国同胞，看病5美分一次；一般的日本人，10美分一次；其他的外国人则一律半个美元一次。治疗过程中，我当然不可避免地同他交谈了起来。中间他突然问我：
“我听说，中国的一位驻日大使今天到这里来，不知道来看望谁。您知道吗？”
“哦，是这样，”我回答，“我就是他要拜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