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做法我们在谈话中在处理那些不适宜话题的时候也同样适用。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绝不能笔直地一条道走下去，必须回环曲折、曲里拐弯。中国人绝少讲不得体或者有意冒犯他人的话。既使对别人所讲的话感到很不高兴，他也不会将其表露出来。他会不动声色地讲述某一个能影射此事的故事，让对方自己去体会其弦外音、话外意，让对方能够据此推知自己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看来是直说无妨。但是中国人觉得那样做会更好一些，既顾及了他人的颜面，又可以不伤和气。如果一位中国的仆人对其所做的活计感到不满意，或者嫌待遇太差，他从不公开表露抱怨或不满的情绪，因为那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他会立即“将自己的老爷子杀死”（即谎称自己的父亲去世——译者注），或者“让”自己的老大哥“生病卧床”（即谎称自己的哥哥生病——译者注），然后告诉主人这一不幸的消息，作为他辞去工作的借口。倘若这是一名外国人的中国仆人，同时他的主人不甚精通这种东方人的习俗的话，那么这位主人很可能真的相信了仆人的话，对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慰问。仆人在感到厌恶和愤怒之余，或许他真的会一走了之。于是，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的做事习惯是早就习惯了的话，那么他除了对仆人所说的不幸表示遗憾之外，他会马上向另外的雇员了解清楚，这位仆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视当时情况而酌情处理。一般说来，他会揣着明白装糊涂，装作不知的样子，任凭仆人去“悲伤哀痛”。因为，如果他戳穿了事情，那就会令仆人颜面扫地。那样主人就是送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动心，他会决意走人。
中国人对他们所不喜欢事情所采取曲意掩饰，以及他们将自己真实感情和行为动机隐藏的种种极端做法，是让人感到十分诧异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皆是如此。在对这一礼节的亲身躬行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未必比那些最下贱的苦力们高明。至少他们是不分轩轾、难分高下的。当他们不得不要告诉别人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幸或者不愿再提的事情时，他们所使用的口气和神情竟是给人以等闲视之、无关痛痒的印象。我就认识这样一位中国官员，谈到自己的独子不幸夭折时，泰然自若，一笑置之，似乎是无足轻重。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事情了。只有在私底下面对自己的至亲好友时，他再也不会去顾及什么颜面和礼节，一吐胸中的块垒，将自己的哀伤完全倾洒出来。
对于自己的真情实感，中国人常常是惯于压制和约束的，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就像冷血动物一样。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他们情感丰富、目光敏锐、自尊高傲。和我们料想的一样，当他们被惹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如同脱缰野马，行动完全是由感情来支配，对于结果是根本不管凶吉。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这时他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和他们平时对真实感情进行压制和约束的做法相比，同样是荒唐和不必要的。这样的结论似乎过于苛求了，或者很不公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我们的相比，简直是有着霄壤之别。
他们总是将自己厚厚地包裹在一套冠冕堂皇的礼节仪规的外衣之下，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别人才偶而对深藏其中的某些底蕴有所窥得。外国人中至少有一半人认为，它并未包容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看来，芝麻粒般大小的事情就会让中国人怒气冲天、暴跳如雷。这一事实更是加深了以上的错误看法。有人刚刚被狠狠地侮辱了一通他却仅是付之一笑；隔了一会儿，另一个人没留神踩了他的脚，结果他却勃然大怒，无人能够劝止。不能很好地平抑怒气是孩子气的表现，而忍辱含垢也不是男子仅应具备的气节，或许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只对一些特殊的事例适用，不能代表普遍。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是在自我克制和恪守礼节等法则信条的控制束缚之下，只有对这些信条和法则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后，并以此作为评判的依据，我们才有可能对现今的中国人作出理性的、公允的评价。
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愿或者追求某件事时，总喜欢采用单刀直入的方式，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得中国人感到惊慌失措和迷惑不解的了。因为他们总是就像穿衣服一样，谨慎小心地将自己的意图紧紧包裹起来；而我们总是赤裸裸地表露自己的意图。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一方面，我们经常急得上窜下跳、火烧火燎也对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难以弄明白；另一方面，他们却经常因为我们的直率而误入歧途：将我们所需求的东西错误地认为决非我们的本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们在满足我们的同时，心里往往却是在暗暗地洋洋自得。
下面的事件能够很好地说明中国礼俗极端复杂的另一方面。1881年1月，有一天我们雇佣的管家突然告知我，他必须辞职离去。我很诧异，因为他已经在这工作了将近十年，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我问他突然辞职的原因，他回答说，头一天晚上，他吃过晚饭后有事外出，便将和烧火的伙夫同住的宿舍锁了起来，结果却粗心地忘记了留下钥匙，而是带在了自己身上。当时伙夫也出去了，到十一点才回来，自然，因为没有钥匙，他没有办法进入宿舍上床睡觉，所以便出了乱子。
其实伙夫原本可以很简单地到另一个仆人的宿舍去对付一宿，但他没这么做。他非常生气，于是来到了就在附近的管家的家门口。不知怎么回事，伙夫越想越气，越气越想，不由得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开始在那里高声骂起街来，指名道姓地骂管家的妻子和老娘，尽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深更半夜吵得街坊四邻不得安宁。
这样大约过了一小时之后，伙夫回到领事馆，到另外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仆人睡了一晚上，本来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事情的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管家还告诉我，由于伙夫闹得太严重，并且大家都已知道了此事，因此他要同伙夫“打官司”。由于考虑到两名在同一主人手下的仆人打官司对主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请求先辞去工作。
在听了管家的陈述之后，我首先对他说，只要伙夫呆在领事馆里一天不走，中国的任何法庭都不会受理他的控告和申诉。因此，除非是同时也将伙夫解雇，否则，放弃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其次，我告诉管家说，将此事诉诸法庭将会是让伙夫当着至少五百人的面，复述他所骂过的脏话，而当时听到那些脏话的人也不过五六十而已。我向管家许诺，一定认真调查此事，如果情况属实，必定惩罚伙夫；同时，我还对管家说，希望他不要辞职，叮嘱他，在我想法解决这一难题之时，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对此，管家迟疑犹豫了一阵，最后总算同意了。
送走管家之后，我派人叫来伙夫，再听听他的说法。非常奇怪，伙夫的话与管家的陈述是完全一致。他承认完全是他一人的责任，并且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非常内疚，同时还答应对于主人所给予的任何应有的惩罚，他将无条件接受。我就其行为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明白地告诉他，假如他是一名外国人，用同样的脏话辱骂了另一名外国人的亲属的话，那么他也许早就送了命了。
我对此事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又过了两天，我同时将管家和伙夫召来，让他们站在我和其他的仆人面前。接着我从头到尾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二人均无异议。随后，伙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管家的面前跪着磕了三个头，以示谢罪，并请求对方宽恕自己。我又派他和管家以及另外一名仆人一起到管家的家里，向受了他辱骂的管家的妻子和他的老母亲作了同样的道歉。这就是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既然受害的一方已经没有了什么意见，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麻烦已经消除。
但是两天之后，管家又来找我，说虽然他和他的亲属还都满意伙夫的道歉；但是，那些伙夫骂的污言秽语早已传进邻居的耳朵里，邻居对伙夫已经认罪道歉却是并不知情，他们已经对他不屑一顾、冷眼相看了。因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除非他能够有法子重新漆一遍自己的大门”——也就是除非让大家都知道伙夫已经赔礼道歉了，否则街坊邻居们将不再理睬他，甚至还有可能将他驱逐出去。
我认为他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考虑了一会，我对他说：“好吧，我想您是对的；我将伙夫半个月的工钱扣下，以示惩罚，作为赔偿，我将钱交给你。然后你告诉邻居们我的这个决定。现在就把钱给你，等到月底我再从伙夫的工钱中扣除。”
我递给他三元钱。
但他还是拒绝接受，说：“不，不。这钱我不能要。那样只能使事态更加恶化。邻居仍将会说，对我亲属的谩骂和侮辱仅仅花三元钱就可以抵消。”
“那么您看应当该怎么处理？”
管家答道：“请您将钱给另外的一名仆人，告诉他这钱的来历，他知道应如何用。”
我照他的话去做了。把钱交给了马夫。我告诉他，他可以用他认为的最好的办法，让管家的邻居们觉得此事处理地是完美无缺，还要使他们都知道伙夫已经做了应有的赔偿。原本我以为他们会用这钱去置办一桌酒席，请街坊四邻们都到场，让伙夫在众人的面前，在表演一次他的谢罪和道歉。
可是三天之后，马夫来告诉我说：
“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花一元四十分买了一些油漆，又花一元请了一名漆工，让他做好了该做的事了。现在还有六十分钱剩余，您看该如何处理？”
我对此感无比的讶异，说：
“您说的我不太明白，什么乱七八糟的买油漆请漆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马夫对我解释了先前管家所说的“重新漆大门”的真正含义。原来北京有一种风俗，在类似这样的事件中，肇事者一定要出钱将受害者家的大门漆刷一新，来表示公开的赔礼道歉，收回前恶。所以，马夫便买了油漆，请来漆工，将管家家的大门漆刷一新。这样，便平息了众人的怨气，也洗刷和恢复了被侮辱的尊严和受损伤的荣誉。
我吩咐马夫，将剩余的六十分钱，还给伙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