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说，在中国，对于一个人来说，礼仪似乎比他的道德水准还要重要。仅就其表面刻板严格的礼节形式来看，这个民族不愧是一个礼仪之邦，其讲求礼节的艺术是其他的国家望尘莫及的。的确，这些礼节中的大多数已经被仅仅衍化成了某种癖好或者习尚而已。虽然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有所缺乏，但其繁琐无益的形式仍在，对其还是有着苛严的要求的。在中国，不论是赶车夫，还是路边衣衫褴褛、气味熏人的乞丐；也不管农村里的乡下人还是城市中的公子王孙，莫不亲历躬行，他们一般都不敢失却礼数。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当面对一个中国人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他反而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并且是坦然接受。但是，如果你指摘一个中国人，说他礼数不周或者说他的言辞不当，有违常规，那么他立即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和你理论一番。
如同我们料想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她的那套礼仪习俗不仅早已有着非常具体和固定的发展，而且繁杂异常，让人难以应付，甚至动辄出错。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渗透到了，简直是无孔不入。中国人在交谈时，总是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遵循，他们总是不切实际地吹嘘对方一番，同时又总是索然寡味、令人恶心地将自己贬得很低很低，似乎是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便显得不够古怪希奇和愚蠢可笑一样。哪怕是在谈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要这样做。这样，便使得谈话在很大程度上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使 语言的鲜活魅力和独创性完全丧失了。例如，在两位绅士或者两名乞丐初次见面时，他们不能免俗地要依照以下的模式开始交谈。一下就是他们的一段简短对话：
“请问您贵姓？”
“兄弟免贵姓张。”
“高寿几何？”
“不高，马齿徒增七十年。”
“府上何处？”
“寒舍在某某地方。”
“令郎如何？”
“犬子怎样怎样。”
诚然，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也能获取那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十分简单，给出的也非常正确。但是每一句的一问一答都必须小心谨慎地来遵循以上固定呆板的模式。任何一个恭维和贬抑的字眼的忽视或省略，都被视为失了礼数，因此也就是对对方的冒渎和不敬。的确，这一做法的初衷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它本身并没有错。也正是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双方的谈话总是扬人贬己，互相谦让。但是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原有的精神实质是早已失去了，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语言空壳而已。情形即便不是如此，那么这些粗俗的彼此恭维也只能使谈话荒诞不经、华而不实。
在中国，同辈人之间若直呼其名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失礼行为，这是一条置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是它也有例外，就是在至交和近亲之间可以不必遵循。除此之外，既使同胞兄弟也不得彼此也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只能让对方心有不快、怒气冲天。他们只能说“尊兄”，或者“贤弟”。一母所生的大丈夫们可以不止一次由于仅仅没有遵循这一规则，而反目成仇，厮打得不可开交。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中国人有的做法非常独特，就是依照数字来排列和分辨孩子们的长幼先后顺序。依照这种逻辑排列，琼斯先生的大儿子将被称为“琼斯老大”，二儿子称为“琼斯老二”，三儿子被称为“琼斯老三”，以此类推。在社会上或公众场合，官阶和地位对等的人，既可以直接用官衔对他们称呼，也可以称他们为“尊敬的琼斯老大”，或者“尊敬的琼斯老二”，等等。以上做法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礼貌有加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长官或者长者可以自由随意地对下级的同僚们或者晚辈们直呼其名，因为他们既有权利，也应当这样做。如果他们对下级或者同级晚辈采用同辈之间的那些称呼，那将被看作是无知愚昧的下里巴人。这一事实为我们在前所介绍的同辈人之间的礼节奇特问题提供了答案。同辈人之间人们若是直呼对方姓名，那便是一种有高高在上的企图，侵犯了长官和长者的权利，是僭越行为。以称呼区别长幼尊贵，诸如此类的细小情节不胜枚举。这经常让外国在华居留者和他们所雇佣的中国仆人谈话时，频繁出现错误，狼狈不堪。
据我所知有这么一位外国的绅士，总是管他的勤杂工叫“老兄弟”。因为绅士对汉语是一无所知，听到其他的仆人对勤杂工是这样称呼的，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老兄弟”便是他的姓名。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一名成员曾收到过一份严正的抗议，因为他一直称将总理衙门大臣称为“恭亲王”，而不是称“王父”。依照中国的礼仪习惯，后一种称呼应当是该采用的，而非前者。此类的错失并不能将其只是看作一个笑话，有的时候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依照东方人的观点，形式上的礼节的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事情的本质内容。所以经常犯礼节性错误的外国人总是被视同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乡巴佬，因此这有时会对一些重大事务的交涉有着恶劣的影响。
总体说来，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礼节问题是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中外之间由此而产生的严重摩擦和误解，非常人所能料想的。中国的官员对自己的颜面和尊严是特别注意，有时简直到了冥顽不灵的程度。他们自己各级官员相互交际往来，是要遵循着一套非常严格苛刻的礼仪规范的，无论是谁都不得违反。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将更高的礼遇加到与自己同等或者近似级别的外国官员身上是强烈地反对。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在中国，每一位有着一定级别官员宅邸的大门一般都是由三个门洞组成：中间的大门是对开的两扇，而位列两边的小门则是独扇闭合。
庄重威严的中央大门仅对那些和自己级别相当的官员开放，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定。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驻广东的各国领事代表们从未当面拜见过当地的督抚，因为当他们来求见时，督抚拒绝打开正门来迎接。而他们不愿意从边门登堂入室，于是双方就较上劲了。应当承认，督抚的官阶要比领事代表高出很多。但是，他们坚持己见，如果不是让他们从正门进入，那将是侮辱了他们所代表各国政府的尊严。这一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令人很伤神的辩论和争吵，数年来对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务的往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至最后，事情还是由于督抚作了让步才能得以解决。
与此事非常相像的是，有关外国人如何来晋见中国皇帝的问题。对此人们早已多有论述。事实上，朝廷是几乎在经过了长达六个月夜以继日地争论研讨之后，这一问题在1873年才最终有了答案。其实质并非是见还是不见皇帝，而是因为它与整个天朝的礼制和体制问题有了牵扯，非同小可。对于外国人晋见皇帝，中国人从未反对过，但是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晋见时也必须依照中国的礼仪行事。从古至今不管是官阶多高的王公大臣或者皇家的王子王孙，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拜见皇帝都要按礼行事，都要“三跪九叩”，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磕头”。其具体的步骤是双膝跪下，双手触地，然后再以额触地。如此三次，礼仪方为完成。应当承认的是，这种要求并非是高雅和尊重人的做法。各国代表理所当然地对中国的这种礼仪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礼仪很是有失身份，非常不得当。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国家政府的正式代表，而这些政府与清朝政府应当是没有高下悬殊的；并且，他们即使在拜见自己本国的最高统治者时，也从未被要求需依照中国的“三跪九叩”行礼。
所以，他们见外国统治者时只同意行在拜见本国统治者时的行礼方式，绝不同意遵从其他表示更加忠顺屈尊的礼仪。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再坚持，并且一坚持就是近六个月之久。但最终还是他们作出了让步。因为我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转告清朝政府，如果他们还是继续坚持原先的要求，那么美国政府将宣布断绝与清朝政府的外交关系，然后“依照形势的发展及其态势的严重程度”，美国政府将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进一步指示。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朝的皇帝陛下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让外国人对他深深鞠躬，以使他满意。还有两件小事是值得一提的。外国人在外交活动中总是佩带仅起着装饰作用而实际上是毫无威胁的刀剑，但是中国人却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在拜见皇帝时无论佩戴什么刀剑都是异常严重的失礼行为。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成功地让我们的一位外交代表出了大洋相。这位代表眼睛高度近视，如果让他摘掉眼镜，那么他便和盲人无异。中国人利用了这位代表尽人皆知的好脾气，要求他在晋见皇帝时不能够配戴眼镜。他们说，依照中国人的礼规，在皇帝面前脸上架着眼镜是很不合适的。代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结果只能是由另一名同事搀扶着进官拜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