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我们已经作了诸多表述。事实上，它们也包含着大量无关宏旨、价值不高的糟粕；同时，我们应当承认的是，其中有诸多内容不管是当代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无法解释和难以理解的。那些东西在刚被写出来时，可能是极高的智慧或者极为深刻的哲理；但是，物转星移，世事变迁，千百年之后，文字的意义有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用法也可能早就和以往相去甚远，再加上许多尚未知晓的其他因素——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今天要探究根源地对那些古典作品中许多内容的真谛进行探寻，谈何容易，不啻异想天开。那是一些无法解开的谜团、难以捉摸的怪题。我们在这里引用一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是我们随意在《易经》中摘取的：“大人见虎，往见神明。”我们从这句琢磨不透的言语中能够体会出些什么呢？然而，《易经》中的这些东西与可能要比那九种被奉若神明的儒家经典的某些内容还要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会相形见绌。因为学生不仅要牢记那九种书中的每一个字，并且还要时时能够作出解释。如上即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几乎都有学校。教育得到了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为人父母者未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那将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摘和责难。学校往往并非政府拨款建造和维持，多是由众人的捐资和学生的学费来修建和维持。教书先生通常是在某一级科举考试中已经通过了的人。他们只有很少的报酬。如果是在荒远偏僻的小村子里，教书先生每年可能只有75元的报酬，而在较大的镇和城市里，每年可能有150元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塾先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往往采用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学手段来教这些年轻人，却也因为经常取得成功而声名远播。所以，他们一般也会有较丰厚的酬金。
学校教室里的设备非常原始和简陋，十分简单。一张八仙桌，上面供奉着孔子的牌位，一把供先生坐的椅子摆在桌子旁边，这些便是一间教室里最重要的物品。此外，还有供学生使用的小桌子和小凳子，那些凳子很像是木匠用的木马。以上便是教室里物品的全部了。每名学生除了书本之外，还有一些纸，一方砚、一块墨，以及一支似乎是骆驼毛制成的毛笔。私塾先生大都备有一把戒尺或者一节竹棍，此外还有大圆眼镜一副。前者是用来惩戒学生的趁手工具，世界各地的学生似乎对此都不会太陌生；而后者则是用以维护师道尊严的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孩童一般是五六岁时入堂授业的，有的年龄甚至比这还要小。他们通常是没有周末或者假日，每天要有九个小时在学校学习，直至我们以上所述的学业课程完成为止。到了这个时候，学生们大都到了十八岁了。学生们在进入教室和离开时都要向孔子的牌位及先生鞠躬致敬。每天他们都要习字作文，还需背诵一部分课文。在背诵时，学生往往都是扯开嗓子高声大喊，逐字逐句，来回反复，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谁默不作声，那么先生的竹棍或者戒尺便上他的身了。看来，如果一个正刻苦用功的中国孩子的肺活量全部发挥出来，可以几乎掀翻教室的房顶。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一听到那振聋发聩的读书声，就知道孩子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上课。比之中国的教室，一家机器轰鸣的工厂或者热气沸腾的锅炉房便立刻成了暮气沉沉的教区墓地了。
在学校里，先生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完全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都是依照自己的情况来学习，行远自迩、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因此对于学生们来说，彼此都是互相独立的。先生布置的任务如果有谁先完成了，就可以随时来到先生面前，将书递给先生，然后背转身对着他，双手交叉在背后，将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事实上，中国的“背书”，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的话，便是“背对着书本”（to back the book）。“背书”便源于这一独特的做法。它的意义和英语中的“recitation”一词基本相同。
有充足的证据说明一个事实，即从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来看中国人，他们的智商非常高。从他们的创作能力便可看出。近来大量的考试和测验表明，中国的学生在和西方学校里的青年男女进行直接比试和争衡时，丝毫不落下风。有一位中国的男孩子，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接受了教会学校的一些预备教育之后，教会的慈善机构又将其送至美国，以便让他完成未竟学业。刚刚在几年之前，这个男孩在耶鲁大学的英文写作比赛中无出其右，独占鳌头。数年前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人们发现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女婴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赶紧将她打捞上来，结果这孩子幸免遇难。后来，她有幸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最终在我国一所最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最优异的成绩和最显耀的荣誉毕业。依照西方当代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那些被清朝政府选送到美国来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便能让人惊讶地证明那个东方的大民族有着超出其他民族的智慧，那是一个极善于思考的民族。
那批被选送到美国的学童一共是一百二十名，大多年龄都是十一岁左右。母语都掌握得不错，能读会写，但无人接触过洋字码。甚至他们当中都没有几个人能在我们以上所述的中国正规学校里念过几天书。许多的美国女士都凭想象认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王室贵胄，便是来自豪门世家，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依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这些学童都是来自中产家庭，他们家庭的年收入仅仅是约在200—500元左右。那些学童到了美国之后，我们既未发现丝毫关于他们有不当行为的事例，也未发现他们存在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智力缺陷。他们以让人惊讶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大难学的语言——英语；随后，他们又来挑战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并表现出了令人咋舌的适应能力和超强的悟性。在他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不管是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大学的内容，也不管是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处的班级中都是位居前列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滴水不漏。
我曾和那些学生中的五十一名同乘一艘客船越过太平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当时他们包乘的客舱异常拥挤，条件恶劣。我相信，如果让相同人数的美国青年学生呆在和他们的中国同学一样的恶劣环境之下，他们绝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煎熬。但是那些中国学生不仅做到了，同时还表现出了相当的绅士风度。既没有指导的教师，也没有负责的官员陪同着他们，在天涯孤旅中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现出了很强的自理自立能力。最近，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长对我说，有五名中国学生——三名中国男孩和两名女孩，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这所大学主持的入学考试，被获准进入到他亲自负责的学院学习。他们五人中均未在美国接受过入学前的训练和学习，仅仅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学习过一些为大学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即便是这样的条件，在和好几百人同时竞争进入那所大学的资格考试中，三名中国男孩获得了拉丁文的最高分，两名中国女孩则获得了数学的最高分。
人们对于中国的文盲状况已是多有论述和种种估计判断，但所有的那些判断和估计都仅仅是主观的凭空推测。因而丝毫没有价值。将判断估计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料事实上是绝无可能的。我们的估计只能是这样的，从整体上看，能够识文断字的人的比例，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和我们预想的一样，较大的乡镇和城市有着远高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普及率和文化程度。这里有一个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盲问题来说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的事实。这就是，妇女在中国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或许是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在整个大清帝国内，向女子开放的学校是一所也没有。当然，除了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的那几所教学学校。所以，当我们来进行任何判断和估计中国的文盲状况时，所有人口中的所有女性，或者说整个人口的二分之一，都要将其归入全文盲的行列。
对于学校开设的课程，清政府是不加限制的，几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官方来圈定现在学校的课程。事实果真如此，那也只是很久远以前的故事了，或许是过于久远，似乎有关此事的官方记载早已被岁月消磨得是杳无踪迹了。唯一有案可稽的是，约九百多年前，唐朝的一位皇帝开创了一直沿用至今、网罗世间英才的科举取士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当始于隋朝——译者注）。自那以后这一制度在本质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变化。如同中国的其他事物，似乎刚已出现，它们就已经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没有进一步扩充和完善的必要，便能够名垂青史，万古不朽。
在清朝帝国之内，某些阶层的人们虽然求学的权利没有被剥夺，却被严格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某人是这阶层中的一员，那么他的四代后世子孙都要“分享”这一“特权”，即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实际上便断了他们步入仕途的一切可能。这些人包括各类罪犯、娼妓、演员、宦官、丧葬主持者、剃头匠、跑堂的，以及仆役等等。以上阶层中如果有人胆大妄为地在四代被禁的范围之内，一时意气用事去参加了科举考试，那么在被发现之后，他受到的惩罚一定是非常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