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路，交通系的一项私产
中国自有铁路以来，交通系的官僚，在借债、筑路、养路等各方面都要中饱私囊，令国家的收入锐减。国家每年的收支若不相抵，必然会量出为入，而量出为入的结果就是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借债，是铁路系统的弊端之一。在前清未成立邮传部以前，所办铁路借款的回扣，都由各路督办所得。设立了邮传部之后，回扣已经成为了一项规矩，但是经手人仍然会得到变相的回扣。
铁路系统的另一弊端在于筑路。购买材料是其中的一大宗。但这一权利大半归于外国工程司之手，总办或督办该铁路的官员只能成为其分赃的一分子。购地与包工是筑路的另外两种弊端，作弊的方法都十分简单，无非是以少报多，以贱报贵及纳贿索贿而己。
铁路系统中最大、最复杂的弊端是养路。养路之弊，有属于收入者，有属于支出者，此二者虽有区别，但也有相因之处。这是因为已经建成的铁路，其客票、货票等收入款项，虽然不是专属于养路所用，但养路的各项经费，如员工的薪俸，机车车辆的添置与房屋、桥梁、涵洞等建筑，皆有赖于铁路客票及货票的收入款项。所以铁路上的收入，亦应归于养路项下。
收入之弊，在于客票者，其一曰：还魂票。什么叫“还魂票”呢？就是一票两用。例如上海至苏州，北京至天津，皆属于大站，上下的旅客很多。而每日往来的列车又有四五次以上。各有关站的办事人员便全体互相勾结起来，在第一次收到自上海至苏州、自北京至天津的车票后，便交给第二次自苏州至上海、自天津至北京的火车带回，再售给第三次由上海至苏州、由北京至天津的旅客。而第二次自苏州至上海、自天津至北京的车票，亦由第三次由上海至苏州、由北京至天津的火车带回，售给第四次自苏州至上海、自天津至北京的旅客。这是根据车票上规定的“原人当日可用”之语而作弊的行为。即使遇到了稽查，也不会引起麻烦。而且部派稽查与总局所派稽查亦必与其连为一气，这便更无败露的危险了。其二曰：私票。所谓“私票”，并非局外之私，而是局中之私。负责制票、管票、发票的有关人员与各站人员互相勾结，私自加制旅客上下最多的车站的车票，混合出售。到了呈缴所收用过的废票时，再照所售私票数目毁弃若干，使其不至于出现溢额。这便永无破露之险了。
收入之弊，在于货票者，一是在重量上以多报少，吞没运费；二是延长装运时间，使得一票再用。此乃局中局外互相勾结办理。用这种手段赚钱，较之客票更容易，数目也更多。
至于支出之弊，属于养路工程的，如加车辆，增岔道、添涵洞、换枕木等种种，皆有利可图。而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改建车站，大兴土木。现仅举一事为例：中国已建成的铁路中，京奉铁路是最先建成的，赚钱也是最多的。其历年所呈缴的盈余，除清偿借款外，还筑成了一条京张铁路，不能说是无成效。按照规定，这条铁路的养路工程司，在借款未还清以前，其位置是不能动摇的。于是，各有关人员为了保住位置，作出了种种计划，将该路收入之款尽量使用，不使其盈余过多，以此来延长债权的年限。所以在北京改建两个车站，挥霍了千余万元，在唐山改建车站，又挥霍了数百万元。当此项计划开始之时，恰值邮传部刚刚成立，该部尚书根本没有铁路知识，遂为左右所蒙蔽，不加考虑便轻率地批准了，使这一千几百万元的有用之款徒然浪费掉了。从此以后，铁路当局还利用外国工程司的这种保留债权计划来营私赚钱，所以，铁路的收入虽日有所增，而支出的速度却较之吸入更快，这也是国家贫穷的一个原因。
今日的铁路，似乎已成为交通系的一项私产，若有非本系人员进入，则惧其举发，必全力将其排挤出去，以巩固该系的势力。
二、航运，高超的舞弊手段
中国的航运业，自海禁后开始发达。其首创者为招商局，性质为官商合股，当时的总办是盛宣怀，其规模宏大，堪与外商的怡和、太古并驾齐驱，被世人称之为“三公司”。招商局的航行路线，在内地则贯通长江流域，在外海则南达广州，北至天津塘沽和秦皇岛，实为中国最大的航业公司。
但是，公司越大，弊端也就越多。何况在招商局初成立之时，总办之下的重要职务，大半都为官僚中最善钻营者担任。这些人的月薪颇优，而办事都极其腐败，凡与此辈有亲戚、故旧之情谊者，往往出二等舱的船价，乘坐头等舱位，或是出三等舱的船价，乘二等舱位。与其交情稍厚的人，甚至有不出船价，竟然乘官舱。而茶房对他们的伺候，较之出钱者尤为殷勤。一条船的舱位是有限的，有势力者既然能够出廉价而居优位，那么无势力的人在乘船时，便有购头等舱票而退居二等者，也有购二等船票而退居三等者，轮船起航后，常常出现因舱位而发生争执的事情，真乃航运史上的怪剧也。
三等舱的旅客，在航行中是最苦的人。因为船上的茶房、仆役等常常在旅客上船前便将自己的铺盖安放在三等舱内，占去旅客的位置。等到旅客上船后，三等舱内已经无地可栖，旅客们不得不坐卧在甲板之上。路近者尚可忍耐，而路远者便不堪其苦了。于是远道的旅客便与茶房商议，请其代觅一个略为舒适的地方。这时茶房就索费一元或八角，然后取走自己的铺盖，让旅客去休息。如此一来，旅客除付出船价外，还要付额外的住宿费。假若旅客惜财，甘居甲板之上，而其所歇息的地方又可以遮蔽风雨的话，茶房们便会以堆货为理由，迫使旅客离开，必要让其处于风雨交加之地。到这时，无论如何爱钱的旅客，也会向茶房付费，以免除一时之苦。
长途旅行，除坐卧休息之外，饮食也是十分要紧的事情。按照轮船上的通例，乘客的茶水饭菜等皆由船上供给，听起来似乎很好，但是，厨役、茶房等亦因此而生出弊端。轮船始航之日，饮食尚还可口，然而隔日以后，则泡茶没有开水，下饭的菜也难以下咽。乘客不堪其苦，只得出钱另购。此时，厨役、茶房等便将饭菜的价格抬得十分昂贵。某人曾乘轮船自天津至上海，在旅途中食用鸡蛋两只，被索洋一角；白鸡一盘，被索洋四角，仅仅三日的航程，一个人就要多用四五元钱，若按全船乘客来计算，这些人所获之利可想而知。
轮船到港之前，茶房、水手等还要向乘客索要小费，而且毫不客气，就像催租一样，对待三等舱内乘客就更加粗暴了。如果乘客的手头较紧，面露为难之色，茶房们便当场对其进行羞辱，有时还要乘旅客忙于上岸之时，藏匿其行李。轮船到港以后，必有招客挑夫蜂拥上船，兜揽生意。这些人与茶役们的关系很好，若茶役对某位乘客不满意，便会暗递消息，使这些人借端向乘客寻衅，甚至对乘客进行群殴。乘客准备与其交涉时，这些人却已经一哄而散，乘客只得甘认吃亏。更加恶毒的是，有时他们还会在旅客登岸的时候，将其挤落水中。
单身旅客乘船航行，切忌多带财物，也不可因贪图省几个钱而乘三等舱位。虽然头等与二等舱中也会有意外发生，但毕竟属于少数。而若乘三等舱位，且多携财物者，最容易发生性命危险。某乡的陆某人，家境贫寒，最初在上海某新剧社任职，因收入不足以养家，便入青帮拜某某老头子为师，后被荐入长江某轮船任职。仅仅一年的时间，家中经济顿时富裕起来，邻居们都认为他很能干，而不疑有其他原因。时间不长，陆某人身患狂疾，归家以后，有时持刀自砍其胸，有时以物自击其首，口中还自语道：“我欲朝山进香，为什么要把我投入江中？”一日，陆某乘家人不备，自投于江中。被他人救起后，陆某跪在地上说道：“各位不要多事，我不索命，誓不罢休。
”听到的人皆毛骨悚然，这时才有人怀疑他必有隐恶。后来，陆某人自杀而死。他死后，才有人说出，陆某人在轮船上任茶房时，有一位僧人乘船赴汉口，他的行李中不仅携有重金，另外还有珍物数件。该僧人所购船票为三等舱位，因被茶房占据其铺位，只得栖居于舱面铁栏旁。这位僧人患有腹泻症，中途在箱中取药吞服时，被陆某人发现其箱中所藏的财物。陆某人见财便起异心。待轮船行至九江时，陆某人乘天黑风狂，将该僧人推入江中，该僧人行李遂为陆某所得。不久，陆某辞去茶房之职，意图别营事业。当他与朋友一起游玩上海豫园，行至湖心亭时，陆某人忽然两目直视，伸手指着前方说道：“我已经找你很久了，原来你在这里。”从此，陆某人便落下了癫疾，并且不得善终。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轮船装货时的弊端也非常多。如果将货藏于仓房，看守的夫役便会随时窃盗；如果将货堆于码头，扛货的小工便会趁机捞取。等到货物装船以后，更须向船上的水手等缴纳小费，否则货物便会进水或是磨损，给货主造成很大的损失。一位经营米、豆业的人士说，有一次，他装运了八百石米，从上海运往天津，这些米均用布袋包装。等到了码头后一看，仓底的米有三十余包都被水浸了。当时正是四五月间，天气已热，这些米全都发了霉，亏损甚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向水手们缴纳小费，所以这些人故意用热水向米袋浇灌。还有一次，他装运了数百石黄豆，从大连运往上海，到达码头后便堆于栈房，等到出货时一过秤，每包都要亏好几磅。后来据同业所言，货物到港后，由小工用肩将货扛入栈房。这些小工们便用带有三角尖口的铁筒，一端插入包内，另一端则通连袖内的暗袋。小工将包扛起来一走动，豆子便从包内灌入袋内。就这样扛上几次，袋子就满了，然后小工们便借休息或小便之机，将其袋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于是神不知鬼不觉，仓内的货物便短少了。
以上所述，只是就航行长江、外海的大轮船而言，至于在内河航行的小轮船，其弊就更加多了。例如：在内河航行的轮船公司，其营业的方法，大都采取垄断主义，同行间的嫉妒倾轧十分厉害。凡有新成立的在内河航运的轮船公司，其航路所经，可能会对旧有的轮船公司不利，旧有公司必然会与新公司争相降价，以招徕乘客，即使因此而损失数万元，亦在所不惜。然而，轮船上的舵手，伙夫等对于降价却十分不满意。这是因为此等人的收入会变少，“捉黄鱼”为大宗进款。所谓“捉黄鱼”，是私载乘客的隐语。“黄鱼”指乘客，取其利厚味鲜之意。船价降低后，“黄鱼”就没有了。因为私载乘客，索要的价钱必须比公司的票价低，而船价降低后，乘客们都从公司购票，“黄鱼”便无法捉了。按照内河轮船的通例，大都以前舱载客，后舱则为舵工、伙夫等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