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门徒，个个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前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四十余人。这样，傅大士才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与门徒辛苦劳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这期间傅大士还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离开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四年后，陈宣帝下诏南朝著名骈文家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碑文。
傅大士一生“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傅大士灭度至今已一千四百多年，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他清心净行，严持法身，治病救苦，广济众生。一生著作颇丰，其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的四卷《傅大士录》中。
傅大士还曾参与了诸多建筑和石刻的建造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还发现其中的第19号洞窟文图正是由傅大士所作。
南怀瑾先生评价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
名动朝野，帝廷论义
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禅话》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没有多少了解，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些瞧不起，也有些妒恨。然而傅大士门下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悯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到，就写了道奏折，遣弟子傅暀入都致书梁武帝。
同年十二月，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就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传说梁武帝为试试他的灵异，特地叫人预先锁住所有的宫门。傅大士早已预备了大木槌，叩门直入善言殿。梁武帝不要他叩拜，他便直接坐上西域进贡的宝榻。梁武帝问：“师事从谁？”大士回答：“从无所从，师无所师，事无所事。”
自傅大士进京后，“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当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儿，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件事。
南怀瑾先生指出，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皈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可见傅大士影响之大。
大同元年（535）四月，大士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
三月的一天，傅大士与武帝在寿光殿内共论真谛。大士说到“息而不灭”的问题，武帝加以反诘：“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故钝。”他说：“一切诸法，不有不无。”武帝说：“谨受旨矣！”傅翕接着解释说：“一切色相，莫不归空。百川不过于大海，万法不出于真如。如来于三界九十六道中，独超其最，普视众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子非道不安。非理不乐。”武帝默然。
过了两天，大士就“息而不灭”作偈进呈武帝。其偈说：
若息而灭，见若断集。如趣涅槃，则有我所。亦无平等，不会大悲。即无大悲，犹有放逸。修学无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障于悉达。为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灭，但息攀缘，不息本无，本无不生，今则不灭，不趣涅槃，不着世间，名大慈悲。乃无我所，亦无彼我。遍一切色，而无色性，名不放逸。何不放逸？一切众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无过去有，无现在有，无未来有，三世清净，饶益一切，共同解脱。又观一乘，入一切乘；观一切乘，还入一乘。又观修行，无量道品，普济群生，而不取我。不缚不脱，尽于未来，乃名精进。
南怀瑾先生认为，大士作偈进武帝与僧肇作《涅槃无名论》进秦王（姚兴）是同一主旨，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息而不灭”实在是寓讽谏于佛法的主意，以诱导武帝开悟。
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两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诏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命名为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一千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义。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度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道冠儒履释袈裟
傅大士不现出家相，特立独行维摩大士的路线，弘扬释迦如来的教化。而且“现身说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这一举动，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禅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的根基，要和它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士第一次上书皇帝，就已提出上中下三善：
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可见一斑。楼颖着的《傅大士录》中对此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瑾先生指出，今时一般学人，研究中国禅宗思想和中国禅宗史者，学问见解，智不及此；对于禅宗的修证，又未下过切实工夫，但随口阿附，认为中国的禅学，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岂但是隔靴搔痒，简直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云地愈飞愈远了。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士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所讲的并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大士的思想受僧肇影响很大，他以真空为根本，合矛盾二语为一也是其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著名的颠倒偈子：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