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国自古以来便缺乏历史画家。我在十几年前，三兄敦谷要到日本的时候便劝他致力于此。但后来我们感觉得有一个绝大的原因，使我们缺乏这等重要的画家，就是我们并没注意保存历史的名迹及古代的遗物。间或有之，前者不过为供“骚人”“游客”之流连，间或毁去重建，改其旧观，自北京的天宁寺，而武昌的黄鹤楼，而广州的双门，等等，等等，改观的改观，毁拆的毁拆，伤心事还有比这个更甚的么？至于古代彝器的搜集，多落于豪贵之户，未尝轻易示人，且所藏的范围也极狭隘，吉金，乐石，戈镞，帛布以外，罕有及于人生日用的品物，纵然有些也是真赝杂厕，难以辨识。于此，我们要知道考古学与历史画的关系非常密切，考古学识不足，即不能产生历史画像。不注意于保存古物古迹，甚至连美术家也不能制作。我曾说我们以画为无声诗，所以增加诗的情感，惟过去的陈迹为最有力。这点又是我们所当注意的。我们今日没有伟大的作品，是因为画家的情感受损的原故。试看雷峰一倒，此后画西湖的人的感情如何便知道了。他们绝以不描写哈同的别庄为有兴趣，故知古代建筑的保存和修筑是今日的美术家应负提倡及指导的责任，美术家当与考古家合作，然后对于历史事物的观念正确，然后可以免掉画汉朝人物着宋朝衣冠的谬误。于此我要声明我并非提倡过去主义（经典派或古典派），因为那与未来主义同犯了超乎时代一般的鉴赏能力之外。未来主义者以过去种种为不善不美，不属理想，然而，若没有过去，所谓美善的情绪及情操亦无从发展。人间生活是连续的。所谓过去已去，现在不住，未来未到，便是指明这连续的生活一向进前，无时休息的。因无休息，故所谓“现在”不能离过去与未来而独存。我们的生活依附在这傍不住的时间的铁环上，也只能记住过去的历程和观望未来的途径。艺术家的唯一能事便在驾御这时间的铁环使它能循那连续的轨道进前，故他的作品当融含历史的事实与玄妙的想象。由前之过去印象与后之未来感想，而造成他现在的作品。前者所以寄情，后者所以寓感，一个艺术家应当寄情于过去的事实，和寓感于未来的想象，于此，有人家要说，艺术是不顾利害，艺术家只为艺术而制作，不必求其用处。但“为艺术而艺术”的话，直与商人说，“我为经商而经商”，官吏说“我为做官而做官”同一样无意义，艺术家如不能使人间世与自然界融合，则他的作品必非艺术品。但他所寄寓的不但要在时间的铁环，并且顾及生活的轨道上头。艺术家的技能在他能以一笔一色指出人生的谬误或价值之所在，艺术虽不能使人抉择其行为的路向，但它能使人理会其行为的当与不当却很显然。这样看来，历史画自比静物画伟大得多。
末了，我很希望一般艺术家能于我们固有的各种技艺努力。我国自古号为衣冠文物之邦，而今我们的衣冠文物如何？讲起来伤心得很，新娘子非西式的白头纱不蒙，大老爷非法定的大礼帽不戴；小姐非钢琴不弹唱，非互搂不舞蹈；学生非英法菜不吃，非“文明杖”不扶！所谓自己的衣冠文物荡然无存。艺术家又应当注意到美术工艺的发展。我们的戏剧，音乐，建筑，衣服等等并不是完全坏，完全不美，完全不适用，只因一般工匠与艺术家隔绝了，他们的美感缺乏，才会走到今日的地步。故乐器的改造，衣服的更拟，等等关于日常生活的事物，我们当有相当的供献，总而言之，国献运动是今日中国艺术家应当力行的，要记得没有本国的事物，就不能表现国性；没有美的事物，美感亦无从表现。大家努力罢。
（原刊1927年1月8日《晨报副镌》）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序太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
文学的种类，依愚见，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怡情文学；二是养性文学。怡情文学是静止的，是在太平时代或在纷乱时代的超现实作品，文章的内容基于想象，美化了男女相悦或英雄事迹，乃至作者自己混进自然，忘掉他的形骸，只求自己欣赏，他人理解与否，在所不问。这样的作品多少含有唯我独尊的气概，作者可以当他的作品为没弦琴，为无孔笛。养性文学就不然，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的不平所发出的轰天雷，作者着实地把人性在受窘压的状态的下怎样挣扎的情形写出来，为的是教读者能把更坚定的性格培养出来。在这电气与煤油时代，人间生活已不像往古那么优游，人们不但要忙着寻求生活的资料，并且要时刻预防着生命被人有意和无意地掠夺。信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的境地，人们除掉回到穴居生活，再把坚甲披起，把锐牙露出以外，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处在这种时势的下，人们的精神的资粮当然不能再是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这些都教现代的机器与炮弹轰毁了。我们现时实在不是读怡情文学的时候，我们只能读那从这样时代产生出来的养性文学。养性文学的种类也可以分出好几样，其中一样是带汗臭的，一样是带弹腥的。因为这类作品都是切实地描写群众，表现得很朴实，容易了解，所以也可以叫做群众文学。
前人为文以为当如弹没弦琴，要求弦外的妙音，当如吹无孔笛，来赏心中的奥义。这只能被少数人赏识，似乎不是群众养性的资粮。像太华烈士所集译的军事小说《硬汉》等篇，实是唤醒国民求生的法螺。作者从实际经验写来，非是徒托空言来向拥书城的缙绅先生献媚，或守宝库的富豪员外乞怜，乃是指导群众一条为生而奋斗而牺牲的道路。所以这种弹腥文学是爱国爱群的人们的资粮，不是富翁贵人的消遣品。富翁贵人说来也不会欣赏像《硬汉》这一类的作品，因为现代的国家好像与他们无关。没有国家，他们仍可以避到世外桃源去弹没弦琴和吹无孔笛。但是一般的群众呢？国家若是没有了，他们便要立刻变成牛马，供人驱策。所以他们没有工夫去欣赏怡情文学，他们须要培养他们的真性，使他们具有坚如金刚的民族性，虽在任何情境的下，也不致有何等变动。但是群众文学家的任务，不是要将群众的卤莽言动激励起来，乃是指示他们人类高尚的言动应当怎样，虽然卤莽不文，也能表出天赋的性情。无论是农夫，或是工人，或是兵士，都可以读像《硬汉》这样的文艺。他们若是当篇中所记的便是他们同伴或他们自己的事情，那就是译者的功德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香港
（原刊1939年1月《大风》旬刊第25集，收入《杂感集》）
老鸦咀
无论什么艺术作品，选材最难，许多人不明白写文章与绘画一样，擅于描写禽虫的不一定能画山水，擅于描写人物的不一定能写花卉，即如同在山水画的范围内，设色，取景，布局，要各有各的心胸才能显出各的长处，文章也是如此。有许多事情，在甲以为是描写的好材料，在乙便以为不足道，在甲以为能写得非常动情，在乙写来，只是淡淡无奇，这是作者性格所使然，是一个作家首应理会的。
穷苦的生活用颜色来描比用文字来写更难，近人许多兴到农村去画甚么饥荒，兵灾，看来总觉得他们的艺术手段不够，不能引起观者的同感，有些只顾在色的渲染，有些只顾在画面堆上种种触目惊心的形状，不是失于不美，便是失于过美。过美的，使人觉得那不过是一幅画，不美的便不能引起人的快感，哪能成为艺术作品呢？所以“流民图”一类的作品只是宣传画的一种，不能算为纯正艺术作品。
近日上海几位以洋画名家而自诩为擅汉画的大画师，教授，每好作什么英雄独立图，醒狮图，骏马图。“雄鸡一声天下白”之类，借重名流如蔡先生褚先生等，替他们吹嘘，展览会从亚洲开到欧洲，到处招摇，直失画家风格。我在展览会见过的马腿，都很像古时芝拉夫的鸡脚，都像鹤膝，光与体的描画每多错误，不晓得一般高明的鉴赏家何以单单称赏那些，他们画马，画鹰，画公鸡给军人看，借此鼓励鼓励他们，倒也算是画家为国服务的一法，如果说“沙龙”的人都赞为得未曾有的东方画，那就失礼了。
当众挥毫不是很高尚的事，这是走江湖人的伎俩。要人信他的艺术高超，所以得在人前表演一下。打拳卖膏药的在人众围观的时节，所演的从第一代祖师以来都是那一套。我赴过许多“当众挥毫会”，深知某师必画鸟，某师必画鱼，某师必画鸦，样式不过三四，尺寸也不过五六，因为画熟了，几撇几点，一题，便成杰作，那样，要好画，真如煮沙欲其成饭了，古人雅集，兴到偶尔，就现成纸帛一两挥，本不为传，不为博人称赏，故只字点墨，都堪宝贵，今人当众大批制画，伧气满纸，其术或佳，其艺则渺。
画面题识，能免则免，因为字与画无论如何是两样东西，借几句文词来烘托画意，便见作者对于自己艺术未能信赖，要告诉人他画的都是什么，有些自大自满的画家还在纸上题些不相干的话，更是儳头。古代杰作，都无题识，甚至作者的名字都没有。有的也在画面上不相干的地方，如树边石罅，枝下等处淡淡地写个名字，记个年月而已。今人用大字题名题诗词，记跋，用大图章，甚至题占画面十分之七八，我要问观者是来读书还是读画？有题记瘾的画家，不妨将纸分为两部分，一部作画，一部题字，界限分明，才可以保持画面的完整。
近人写文喜用“三部曲”为题，这也是洋八股。为什么一定要“三部”？作者或者也莫名其妙，像“憧憬”是什么意思，我问过许多作者，除了懂日本文的以外，多数不懂，只因人家用开，顺其大意，他们也跟着用起来，用“三部曲”为题的恐怕也是如此。
（原刊1939年8月《红豆》第4卷第6期）
蔡孑民先生的著述
认识蔡先生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人格健全，但总没机会看见一部蔡先生自订的《文存》或《学术论著》之类。
蔡先生到的没写过什么伟大与不朽的论文，可是这个不能说他没有学问。学问在学者身上每显出两种功用：第一是知其所学，终身用它来应世接物；第二是明其所知，努力把它传递给后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应用他所学的到自己身上。“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正是学者对于学问的第一种功用所发的反问。一个谨于修身、勤于诲人、忠于事国的学者，倒不必有什么可以藏诸名山的著作，更没工夫去做那一般士大夫认为隽美的饾饤文章。他的人格便是他的著作，他的教诲，便是他的著作。试看见蔡先生长北京大学以后，在他指导之下，近二十年来，全国有多少在各门各类中见地超越与知识深邃的学者与那最高学府没有关系？蔡先生为他的友生们设计，给他们各人有阐明所学与深究所知的机会，这功绩当比自己在各种学问上做些铅椠佣所做的肤浅的文字较为伟大。
蔡先生参加革命运动的时候，个人生活，在经济方面，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候，他一面办报，一面译书。因为要避免当时执政者的注意，他曾用“蔡振”的名字来做笔名。译书也不过为糊口计，不尽是传播学问。不过他没有做那比较容易销售的翻译《欧美名家小说》的事业。他早已认定最高的学问在哲学，知识的强敌是迷信，感情与意志所寄托的在美，于是从事于哲学教科书的编译。《哲学大纲》是取材于德国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泡尔生与冯德二氏的《哲学入门》，和其它参考书编成的。《哲学纲要》是取材于德国文得而班的《哲学入门》编成的。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是据日本蟹江义丸的译本转译的。他又译了日本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但只有第一卷，其它五卷可惜未译出来。这是一部破除迷信的大著，希望以后有人费些工夫继续译成它。在著作方面可以提出的是《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及《华工学校讲义》。他的译著多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他的笔墨生涯很早就寄托在那印书馆的编译所里。此外零篇文字，除在新潮社编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收集以外，二十年来所写的还没有集成，但我们在那本二十年前的集录已经可以看出蔡先生的思想的轮廓。
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附在《言行录》里的《华工学校讲义》。那是为留法的华工写的。那书的内容是《德育讲义》三十篇、《智育讲义》十篇，我们把书中各篇细读一遍，就觉得作者早已理会灌输德育、智育等知识给那没多少机会受完全教育的劳力同胞是救护民族的重要工作。士大夫对于学问所缺的不在知而在行；农工们所急需的只在知，没有智识就容易瞎作胡为，假使能够给他们充分的知识，国家民族的进步当然会加倍地快。我们常感觉得长篇大论，对于劳动的群众是不相宜的。他们不但不能用专心去读一本上万字的书，并且也没工夫去念，所以需要一种几分钟可以读完的简明的小册子。在《华工学校讲义》里，蔡先生所选的题材都非常切用，如合众，合己为群，公众卫生，爱护公物，尽力于公益，勿畏强而侮弱，戒失信，戒狎侮，理信与迷信，自由与放纵，热心与野心，互助与依赖，爱情与淫欲，有恒与保守等都是做成健全公民所需知道的。这书好像没有编完，因为关于智育的只有十篇，而且很不完全。
蔡先生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这是他对于信仰的态度。从他的言论看来，他是主张理信的，他信人间当有永久的和平与真正的康乐。要达到这目的，不能全靠知，还要依赖对于真理的信仰。能知能行，不必有什么高尚的理想，要信其所知的真理与原则，必能引人类达到至善诚心尽力地去实现它，才是真正实行。所以知与行还不难，信理才是最难的事。蔡先生是个高超的理想家，同时又是个坦白的实践家，他的学问只这一点，便可以使景仰他的人们，终生应用。世间没有比这样更伟大、更恒久的学问。
（原刊1940年3月24日《珠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