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汤显祖创作的最高水准，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制度森严，此剧一经上演，就受到民众的欢迎与响应，特别是那些感情受压抑妇女。记载上说，当时有少女因读其剧作后深为感动，以至“忿惋而死”；也有杭州的女伶演到“寻梦”一出时因情绪过于激动，遂卒于台上。《牡丹亭》主要是体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显示了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且其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
虽说“临川四梦”是戏曲剧本，但更是汤显祖一生思考人世现实与生命意义的结晶。其文辞优美自然不必多说，其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亦是超越了同代的文学著作。因此，汤显祖得以不朽，艺术得以长存。
“南洪北孔”的传奇“双壁”
清代初年，剧坛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剧作家，分别是洪升和孔尚任，因为洪升是南方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北方山东曲阜人，故世人合称二人为“南洪北孔”。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代表了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
1.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
孔尚任在三十七岁之前，主要在家养亲、读书。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山东曲阜祭拜孔子，此时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康熙颇为赏识，于是以特例授之为国子博士，遂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孔尚任赴奉命江南治水，历时四载。
那个时期，由于他同一些南明遗民有所接触，了解到了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因此他萌发了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的浓厚兴趣，于是便开始构思和试笔创作《桃花扇》，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此间，他几乎遍游南明故地，且结交了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受他们爱国思想的熏陶，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于是积极收集素材，以丰富《桃花扇》的创作构思。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孔尚任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在康熙三十八年，时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经过不息努力，终于完成了《桃花扇》的写作。作品出来后，不仅在北京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等偏远的地方也有演出，一时间可谓是洛阳纸贵。次年三月，孔尚任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而被免职。孔尚任罢官后在京闲留两年多，遂而归乡隐居，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岁。
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以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桃花扇》，是一部传奇剧本，受到历代读者的称赞。剧情的主线是：
明代才子侯方域到江南创“复社”，此间与秦淮歌妓李香君邂逅，于是两人陷入爱河并题诗赠扇，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强行逼嫁李香君，李香君不从，遂撞头自尽反抗，使得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直至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侯方域在扬州陷落后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剧中还穿插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南明君臣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其实，桃花扇通过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明末南明的灭亡。全剧共40出，《访翠》、《寄扇》、《沉江》等为常演的几折。孔尚任以剧中的“桃花扇”记录着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沉浮，又用它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此一把纤巧的扇子，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它在孔尚任手中不仅将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一一串络着，且展示出了它们破灭的必然性。在国家与民族沦落的时代，作者给妓女的李香君赋予了高尚的人格，给满负盛名的才子以懦弱的灵魂，借助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的口，叹息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与无可挽回。苏昆生的悲歌，预示着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趋势，唱出了封建未世的时代哀音，在这些凭吊、伤感、慨叹的深处，流溢着封建末年文人心中的失落感、破败感，以及与忧患感交织感伤的复杂情怀。
当时清初正极盛考据学，受此影响，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创作中，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原则，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使其成为了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剧本中的绝大部分人事物是真有其人其事，剧本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考证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故全剧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了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只是迫于环境，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另外，剧中的各类人物在孔尚任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笔调的刻画，孔尚任的褒贬态度、爱憎倾向颇有分寸，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此外，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都加入了虚幻之笔，如剧中柳敬亭所说，“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达到了“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但由于毕竟不是历史书籍，剧中还是加入了部分故事情节与人物感情的刻画，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从深度和广度同时反映现实，对后来影响很深。
《桃花扇》中还塑造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根据当时的封建等级观念，他们属于倡优、贱流，是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但在剧中却拥有了最高尚的人格。李香君孤身处在昏君、权臣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毅然却奁，敢于怒斥权奸误国害民，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柳敬亭奋勇投辕下书，豪杰仗义，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另外，《桃花扇》在前段演忠奸斗争的部分戏曲中，还有一些市井草民的正面形象出现，多为忠诚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但都担任配角。《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有着独立的人格，他们关心国事、明辨是非，使清流文人等，特别是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相形见绌。这都表明了孔尚任敢于突破封建等级贵贱观念的束缚，且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现实的愤激情绪。这在当时而言，是很多存史、寄托兴亡之悲的稗史都所不具备的。
《桃花扇》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孔尚任如实地写出了人物的基本面貌，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充分体现了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同是武将，江北四镇都恃武逞强，但行事、结局却不同：高杰无能，二刘投降，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但缺少谋略，骄矜跋扈；侯方域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如同是权奸，马士英得势后横行霸道，而阮大铖则奸诈狡猾。其中，杨龙友的形象尤有特色，诚如《桃花扇·媚座》批语所说：“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一方面他为阮大铖出面，疏通复社文人，带人抓走了李香君的假母，当马士英、阮大铖要逮捕侯方域时，他又向侯方域通风报信；另一方面，他又趋从奉迎马士英、阮大铖，而当李香君在骂筵中面临来身之危时，他又巧言搭救了李香君，他八面玲珑，多才多艺，表现出一副圆滑的政客嘴脸和熟谙世故的复杂性格。
这，都集中反映出了孔尚任较其他传奇作家而言，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有着更自觉的意识，将人物写得活灵活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桃花扇》形象地刻画出明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剧本完成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经常在舞台上演。康熙帝还专门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剧本，看到其中描述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20世纪之初，王国维曾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可见，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王氏认为《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了此剧不仅只有词曲绝佳，其科白对偶，也无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写作《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东塘此作，阅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清末民初，梁启超作为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究孔尚任《桃花扇》主题思想的第一位学者，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也曾改编过此剧，他将结尾改成侯方域剃发留辫，换清装入仕，与李香君重聚后，李香君愤而与之绝交，用以讽喻当时的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1964年，剧作家梅阡、孙敬采用欧阳予倩剧本的结尾，把该剧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并借以昆曲曲调作插曲，有的唱段还选了《牡丹亭》的词，进一步烘托出了悲壮的气氛。但由于内容涉及的是末代王朝，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指责为“怀念失败的国民党政府”，因而受到严厉的批判，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2.洪升和他的《长生殿》
洪升（1645～1704）是清代的一位伟大戏曲作家、诗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凭借着剧作《长生殿》而蜚声文坛，与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
洪升生于官宦世家，康熙七年（1668）肄业于北京国子监，但二十年均不中科举，终身白衣。他历经十年，三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其代表作《长生殿》，一经问世，便引起社会轰动。次年，因孝懿皇后忌日上演了《长生殿》，而被革去太学生籍，锒铛入狱，而后离京返乡。晚年归钱塘，生活贫苦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洪升应邀前去南京观赏曹寅排演的全本《长生殿》，归途中于乌镇醉酒，失足落水而亡。
洪升生于杭州的一个富裕士大夫家庭，其父酷爱读书，家里藏书有“学海”之称，母亲则是大学者黄机的女儿。洪升和自己的表妹黄蕙青梅竹马，儿时常一同嬉戏，彼此相处融洽。洪升二十岁时，两人结为夫妻，亲上加亲。二十四岁时，洪升到北京国子监学习，想借此谋取功名。可一年后，并未得到任何晋身的机会，且对家中亲友甚为想念，遂返乡。可当洪升回乡后，他和父母的关系在别人的挑拨离间下竟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携妻与父母分居。但矛盾却并未结束，家长的愤怒竟有增无减，洪升无奈中只得逃离杭州，再度进京，怀着痛苦之情客居京城，其间生活艰难，只得靠卖文为生，但一住便是十七年。
虽然洪升是被迫遭父母斥逐，但他仍竭尽心力地尽着孝道。其父在洪升三十五岁时，罹事远适，母亲也被责令同行。洪升听闻消息后，“徒跣号泣，白于王公大人。昼夜并行，钱塘去京师三千余里，间从泰岱江河，旬日余即抵家侍其亲北，会逢恩赦免。昉思洪升驰走焦苦，面目黎黑，骨柴嗌嗄”。经过这一变故，洪升父母失去了生活保障，使得洪升不得不在生活拮据的同时负担起赡养父母的重任，“多年遥负米，辛苦踏京尘”。他屡屡奔波于京杭之间，多次返乡探望父母。“妻子长安亲旧国，年年北往复南征”，“北往南归两行泪，谁能分寄大江流”，从诗中可见洪升的悲哀，在这样飘零奔波的生活中，他受尽难言的痛苦，身心俱惫。
在屡屡的失意中，洪升艰难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一方面是对出世的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对功名的心存希冀；他一方面赞赏自然、山水、隐遁，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放弃对功名的渴望和追求，因此他是矛盾的。洪升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他的天赋在与文学界优秀人物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如沈谦、毛先舒、袁于令等精通词曲音律的师友，更让他在词曲音乐方面大受裨益，促使他在戏曲创作上大显身手，以致“以诗有名京师，尤工院本，宫商五音不差唇吻。旗亭壁间，时闻双鬟讴诵之，以故儿童、妇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他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