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人数量之多，创作之富，皆远迈诸朝。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巨变，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作品，是时代的主旋律，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稍后的诗人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总之，清诗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创新，开创了新的繁荣局面。
易代诗人
入清且入仕的著名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其中龚鼎孳较少特色，影响不大。钱、吴二人则居于领袖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各立门户，都是首开风气的诗人，此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
一、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浙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崇祯时，因事下狱，革职南归。明末为东林领袖，影响颇大。南明时，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清兵陷南京，率文官迎降，任礼部右侍郎，充《明史》副总裁。不久告病南归，支持和参与反清活动，曾写下一些怀念故国、反对清朝、悔恨生平的诗作。终因大节有亏，为人所指斥。
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他主张兼取唐宋，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蹈袭、公安的粗疏草率、竟陵派的幽深孤峭，确立一代新诗风，贡献颇巨。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钝吟杂录》）使清初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的诗歌特色，是将唐诗的辞藻华美、格律严整与宋诗的重理相结合。收于《初学集》的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泪两痕”，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退居林下期间，他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清新可诵；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尤为佳作。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诗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也弥漫着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另外，他的诗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对重视雅致情趣的许多诗人颇具吸引力。
受其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有冯舒、冯班、瞿式耜、钱曾、钱陆灿等人。冯班（1602-1671）曾师从钱谦益，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沧浪诗话》，著《钝吟杂录》专摘严羽以禅喻诗之谬。他的诗沉丽细密，长于藻绘，以徐陵、庾信为根，而出入于温庭筠与李商隐之间，抒发亡国悲痛，婉而多讽。虞山诗派学古而不泥古，主张诗歌革新，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对东南诗坛的繁荣有一定贡献。
二、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南明时，官至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辞官南归。清顺治十一年（1654）被迫出仕，任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监祭酒。十三年，丁忧南还，居家而殁。
入清后，吴伟业为全家族而屈身出仕，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压力，内心极为痛苦，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碑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表现了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失节的悔恨。也正因如此，他寄情于诗，以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为主题，所谓“千古哀怨托骚人，一代兴亡入诗史”（陈文述《读吴梅村诗集因题长句》）。
吴伟业的感慨兴亡之作，反映山河变色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这类诗以长篇七言歌行最具代表性，有《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楚两生行》、《松山哀》等篇章，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给予了强烈的关注，成就远超同时代其他诗人。
吴伟业痛失名节的悲歌有《自叹》、《过吴江有感》、《过淮阴有感》、组诗《遣闷》等，书写为苟全性命而失节辱志的悲痛心情，“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表达了在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挣扎的悲剧情怀。
吴伟业的诗歌成就体现在七言歌行的创作上。他的歌行在叙事方面受白居易影响很深，在用事和辞藻方面更接近李商隐，是融合了李商隐色泽浓丽的笔法和元白叙事诗善于铺排的特点，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形成了自成面目的“梅村体”，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结构和语言情调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以人物命运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结构与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近百首“梅村体”诗把叙事诗创作推到了新的高峰，影响深远。
遗民诗人
清朝入关之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据统计，当时遗民诗人约四百余人，诗歌近三千首。著名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濬、钱澄之、归庄等，他们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到处奔走呼号，唤醒人心，以复兴家国为号召，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以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为共同主题。他们的创作力矫明诗之弊，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为清诗发展开辟了道路。以顾炎武、屈大均、王夫之的成就最高。
一、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参加复社。清兵入关后，与归庄同事抵抗，鲁王授兵部司务。事败，母不食而死，以不事二姓为戒。明亡，顾炎武奔走南北，以恢复故国为志。康熙时，诏举博学鸿词科，诏修《明史》，皆不赴。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的诗多是五言，以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提倡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精卫》讽刺专营安乐窝的燕雀之辈，表达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决心；《京口即事》歌颂史可法镇扬州的英雄事迹等。《海上》四首以凝练之笔，抒发登高望海的悲壮情怀，苍劲质实。其一：“日入空山海气浸，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苦深。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诗中洋溢着抗清复明的坚强信念，并劝友人善自珍重，保持操守，“寄语故人多自爱，但辞青紫即神仙”（《友人来座中占二绝》）。直到垂暮之年时，其爱国热忱依然炽烈，尚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和《自大同至西口》等作。
顾炎武的诗是崇高人格和深厚学力的表现，笔墨矜重，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近于杜甫。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沈德潜评价顾诗说：“词必己出，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集》卷十一）
二、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以反阉党著名。清兵入关，于浙东兴兵抗击，直至大事无望，方隐居著述，屡召不赴。黄宗羲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关心天下治乱安危，以学术经世。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
黄宗羲是学者，不以诗文名，但他重视诗歌的现实功用，“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因此，他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推动了浙派的形成。他的诗歌感情真实，沉着朴素，富于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其《云门游记》、《感旧》、《宋六陵》、《哭外舅叶六桐先生》、《哭沈昆桐》等作，抒发亡国之痛和怀念殉难亲友，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如“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卧病旬日未已间书所忆》），“莫恨西风多凛冽，黄花偏奈苦中看”（《书事》），“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尚未消”（《周公瑾砚》）等，表现出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山居杂咏》云：
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三、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祖籍高邮，迁居衡阳。清兵南下后，从永历桂王抗清，南明亡后隐居山林，著述授徒，通经学、史学和文学，有著述百余种，学者称船山先生。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等。
王夫之受楚骚影响，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荒。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绝句》），借荒草之心“不死”，喻坚忍之志和复国理想。《落花诗》、《补落花诗》、《遣兴诗》、《读指南集》等，缠绵悱恻，喻意深远。
王夫之
自叹“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王船山公年谱》），故以表现“孤愤”为突出内容。《补落花诗》九首之一：“乘春春去去何方，水曲山隈白昼长。绝代风流三峡水，旧家亭榭半斜阳。轻阴犹护当时蒂，细雨旋催别树芳。唯有幽魂消不得，破寒深醴土膏香。”以落花幽魂抒写亡国之痛，深沉瑰奇。七绝《走笔赠刘先生思肯》：“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以诗明志，直到“垂死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初度日占》），仍不忘故国，于凄楚中突显其高风亮节。
遗民诗人尚有吴嘉纪和屈大均，吴多作危苦之词，屈则富于浪漫幻想，其成就与顾、黄、王差可比肩。屈大均以屈原后代自居，学习屈骚和李、杜，并在诗风与人格对李白极为推崇。他的诗恣肆奔放，豪气勃勃，多有逼似李白风范之作，与陈恭尹、梁佩兰号称“岭南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