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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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多元论的哲学起源(10)

第三种明确的回答,关系到现实如何能允许多样的表现的问题,在特征上是还原论的。它拒绝使现实或看法多样化,认为某些表现比其他表现更根本,原则上应该能够鉴别出一种表现形式,是所有可能的表现中最基本的。还原论的观点是,我们能把现实想象成对这种包含性的表现图式的回答,并同时弄清其他的更专门化的表现形式如何也是可能的。

关于世界如何能允许自身被多样地表现的问题,我喜欢这第三种还原论的回答——但不是在普通的版本上。在还原论的普通版本中,我们在一种特定的表现中做出的论断得到了这样的分析,据说以致我们能够原则上看到如何在一种更广泛的图式中构造相等的和等位的论断——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叫做译本;或者它们被解释成思想错误的产物。我并不认为,还原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总是可译的,或者是排除的,如许多当代哲学家承认的那样(见Pa Pineau 1995;Jackson 1998)。我相信,一旦我们承认表现的多样的视角性质,我们就鉴别出还原的第三种变体,它既不是可译的,也不是可排除的。我将把还原的这第三种变体叫做“整合的”;整合不像翻译那么好,但它当然要比排除好一些。

可见的视角的比喻已经向我们指出了整合的还原的可能性。每一从被包含的视角可见的事物都将是从包含的视角可见的;但反之不亦然,在此意义上,有可能对一种可见的视角来说比另一种视角更是包含性的,如考虑一下剧院前面的楼厅的角度,其中这包含着所有座位的角度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中,包含性的视角将为我们提供在被包含的视角中所提供的每一事物,尽管不是同样的角度,也许不在同样的分辨水平上,较狭窄的场景的本体论将被包含在更宽泛的场景的本体论中。与这种实体的还原相一致,较狭窄的视角可以保持某些视觉的自主性。也许你不得不去占据这一视角,以便体验甚至生动地想象事物是如何在那里呈现的。尽管它不是在实体上被还原的,正如我将说的那样,但视角仍然是解释上必不可少的,它关联到如何在剧院前面认识事物的方式,这不是从楼厅可得到的。

通过类比,整合的还原的观念也许可能是在实体的意义上把一种视角还原为另一种视角,同时允许被还原的视角有某种自主性——一种解释的自主性。在被还原的视角可利用的那种表现也许不能够在还原中被复制,它可以合并成一种在还原中丧失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无须一种解释的还原,实体的还原就可以实现[1]。

就存在着实体的还原而言,在设想的练习中所提供的东西要多于排除的东西。但就它不是一种解释的还原而言——就它失去同被还原的论述相联系的认识方式而言——被提供的东西又少于翻译的东西。排除的练习,既不涉及实体的还原,也不涉及解释的还原;翻译的还原涉及到二者。整合的还原是盖了一半的房子,提供一种实体的还原,但不是解释类型的还原。

整合的视角还原的一种模式

考虑一下不同的表现视角,这些视角一方面关联着纯粹非标志的词汇,另一方面关联着包括标志的语词的词汇。标志的语词通过涉及“当时”和“现在”这样的表达时间而鉴别出时间;通过涉及“那里”和“这里”之类的表达地点而鉴别出地点;通过涉及“我”和“你”之类的说话者身份而鉴别出人;等等。非标志的语词能够鉴别这些同样的时间、地点和人,但这样做时无须依赖它们出现于其中的表达,它们将靠名称、坐标、日历、钟表等等把它们挑拣出来。

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意义,标志的事实——能以使用某些标志的语词的句子真实地报告的事实——在实体上还原于非标志的;然而,在同样显而易见的意义上,标志的事实依然在解释上是不可还原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明确的意义,标志的视角能以一种方式同非标志的视角整合起来,这种方式相似于来自座位的角度能被整合于来自楼厅的角度的方式。

标志的事实向非标志的事实的实体的可还原性能被表达如下。思考一下所有实际上得到的非标志的事实,包括关于哪些说话者在哪些地点哪些时间的事实。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些非标志的方面准确地复制实际的世界,半路上没有补充任何东西(Jackson 1998)。这个被复制的世界将全部并且唯一展示在实际世界所得到的标志的事实吗?当然,它将是的。把非标志的事实转给这个复制品,标志的将不是超载地行驶的,它们将自由地行驶,因为它们依赖于非标志的。

如果对此有怀疑的话,稍加思索就会平息下来。在复制实际世界的非标志的事实中,我们复制着说话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对任何能被这种说话者说出的标志的句子来说,正是如此,我们保证事情是这样的,它具有和实际世界的相应句子同样的真实条件[2]和同样的真实价值。但这正是说,在复制实际世界的非标志的事实中,我们复制标志的事实。

这里是强调标志的事实向非标志的事实的实体可还原性的另一种方式。假定我们获得了关于我们居住的世界的性质完全的非标志信息,这种信息将提供一种标志类型的进一步可能性吗?它将同一些不一致的标志的句子的真实性是一致吗?那么,在这些开放的可能性结束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等待这些句子所符合的信息吗?当然不是这样。可能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赤裸裸的标志的差别。没有不带有非标志差别的标志的差别(Lewis1990:505)。

如果标志的事实在实体的意义上可还原于非标志的,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它们不是在解释的意义上可还原的。不存在以非标志的语词解释标志的报告的方式,这样一来,与标志的报告相联系的认识模式能同样由它们的非标志的对应物所提供——甚至把极其复杂的问题抛在一边。标志的视角享有与非标志的视角相关联的解释的自主性。

考虑一下“我在堪培拉”或“现在是下午3点30分”或“这里有一个网球搭档”这样的标志的报告,以这样的句子,我们总能说明这些语词何时表达一个真理。当且仅当S在t时在堪培拉,“我在堪培拉”对任何说话者S和任何时间t来说就是真实的;当且仅当下午3点30分是说话的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30分”对任何说话者S和任何时间t来说就是真实的。尽管我们能产生这样的双条件式——正如发生的那样,这样的先验的真实的双条件式——但我们却不能断定能够使用它们,以便向说话者提供以其被认识的模式、在标志的视角记录被认识的事物的非标志的方式。

约翰·佩里非常著名的论证,即标志的思维模式对行动者是本质的,使得这一要点突出起来(Lewis1983,论文10;Perry1979)[3]。采用那些促使我行动的标志上被认识到的事实:以此方式我认识到我在堪培拉促使我检查我的电子邮箱,或者我认识到现在是下午3点30分促使我去喝午茶。假定我只能以完全非标志的模式承认这些事实:我能记录P.P.在堪培拉但不是我在堪培拉,并且不是我是P.P.;我能记录午茶在下午3点30分,但不是现在是3点30分,不是现在喝午茶。在这种情形中,并且不管我的欲望的力量如何,我的信念不能够促使我行动。为什么不知道我是P.P.,一个关于P.P.在哪里的信念应使我做什么事情呢?除非我承认现在是3点30分,为什么一个关于在3点30分发生的事情的信念促使我采取什么主动行为呢?

教训是,尽管标志的事实在实体上可还原为非标志的事实,但它们在解释上不是可还原的。特别是,没有非标志的语言上的严重损失,它们便是不可解释的。的确,如果不失去以有意图的行动者的方式思维的可能性,它们便是不可解释的。从标志的语言视角记录的事实,没有引入任何不被非标志的视角记录的事实包括的东西:并非像是标志的事实是凌驾于非标志之上的东西。然而,概念化和认识这些事实的方式如果没有严重损失,便不是可被任何非标志的概念化或认识方式所代替的。以非标志的样式再现标志的事实,它们失去它们规范的形象和潜力,它们不能够在解释上沟通人作为他们周围世界中的行动者的干预。

在对标志现象的非标志的论述中,我们能够从一种非标志的视角看出标志的句子如何表达真理。我们能在非标志的方面看到,如果世界是如此这般,那么如此这般的断言就将是真实的,或如此这般是虚假的。这就是这种论述提出一种实体的还原的情形。但我们同时被迫承认,我们不能正当地以非标志的语言表达或概括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得以呈现和认识的标志的模式,在非标志的视角上是不可利用的。这就是这种例子说明了解释的不可还原性的意义。

尽管我们能够对标志的语言中可说的东西提供一种非标志的还原,但还原既不是可译的,也不是排除的。它不是排除的,因为它省去标志的真理;它不是可译的,因为它没有做出在标志的句子的位置中合适的可利用的句子。

幸运的是,关于这如何可能,很少有什么神秘。对于呈现标志的句子中表达的命题来说,标志的视角依赖于一种独特的视角的因素:这一因素是说话者的身份或关于什么,如此而已。这些命题的呈现要么以预先假定说话者身份的语词,如谈论我的、你的和我们的,要么以确定说话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的语词,如谈论这里和那里、现在和此后。正是实际说话者的身份确定对“我”、“你”和“我们”的所指,说话的实际时间和地点的位置确定对“现在”和“这里”的所指。

我们能从非标志的视角看出,这一因素如何在潜在的信念内容的标志的呈现中扮演一种背景的角色;我们看出,例如对任何说话者来说,一个使用“我”的句子正是在它符合那个说话者的情形中是真实的。但我们不能使这一因素应用于我们自身同样背景的方式中:我们并不享有合适的说话者身份或位置;即使我们享有,对非标志的立场的限制也会防止我们利用它。我们能够提到或鉴别出在标志的表现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我们能够解释它们如何起这种作用,但我们自身不能使这一因素有什么用处(参见Pa Pin-eau 1995:263)。

标志的向非标志的还原充当了整合性还原的模式,充当了原则上视角论无须求助多样看法或多样现实的假设而能被证明正确的模式。广泛地形容一下,它阐明的是以下结构。一方面,存在着相对狭窄的视角——标志的视角——处在这一视角,某些形式是突出的:那些在使用标志的句子中被表达的形式和那些按佩里的论证出于任何一个人的行动意图而必须被把握的形式;另一方面,存在着相对广泛的视角——非标志的视角——从这一视角,我们能看出狭窄的视角如何起作用,并能认识到它指向真正的现实。尽管较广泛的视角能使我们认识到较狭窄的视角在实体上是这样可靠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直接表现那些在较狭窄的视角是突出的形式——这些是在标志的句子中被表达的。它能使我们看出,存在着在较狭窄的视角可被看到的形式,但对某个限制在广泛视角的人来说,即对某个坚持使用非标志的语言的人来说,它并不使这些形式成为直接可见的。这样的人所能表现的不是由“现在是下午3点30分”所记录的地方形式,而是世界形式,以此一个在空间-时间的某个地方使用这种句子的人将是在觉察一种相应的地方形式。

扩展这一模式的可能性

我的赌注是,凡在我们发现视角论假定存在推论分歧的地方,我们都将能够按照标志的情形阐明整合的形式,把一种推论还原为另一种推论,或者把二者还原为第三种。当然,我不能明确地维护我的假设,但我能做某种事情使它看起来有道理。我这里打算做的事情是以清新的概括表明,在一些方面惊人地相同的论述之间,整合的可还原性看起来是可利用的——而且是完全可利用的。我认为,比喻的推论整合地可还原于非比喻的推论;实践表现,如我所叫的那样,还原于非实践的;感情的表现还原于非感情的。

比喻的表现和非比喻的表现

某些语言的用处只是意味着逗乐、震惊或游戏,但许多用处,甚至许多有意引起这些效果的用处,在特征上是表现的:它们意味着传递事物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这些对世界的语言表现中——正如我将说的那样,在这些概念化中,有些是或多或少比喻的,有些是或多或少非比喻的。

以非比喻的概念化,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语词或概念上的表现,它唯一依赖于所使用的语词确立前的意义,或者在新术语的情形中,依赖于它明确引入的意义。每一指称的表达挑拣出一种确定的特殊,每一表语的表达挑拣出一种众所周知的属性或众所周知的属性的组成部分,每一功能的表达挑捡出一种熟悉的功能,等等,每一表现的论文用来传递某种关于遍布这些特殊之宇宙的此类属性配置的东西。

当被表现的内容——说出的故事、传递的事态——与表现的因素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直接时,概念化就是比喻的。使用的语词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听者或读者都知道它们不是照字义意指的——它们不是在它们确立的或约定的意义上意指的——并且知道,被表现的内容应在某种并非仅涉及这些意义的基础上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