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陆小曼并不喜欢飞机，她总觉得危险。可徐志摩喜欢，那种驰骋在天空中的自由感觉，是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无法给予他的。他原来打算搭乘张学良的专机去北平，可一问友人，才得知张学良的飞机还没降落，如果等下去，或许会耽误了林徽因的演讲。他摸了摸口袋，摸到一张朋友送的免费飞机票。当晚，他是住在朋友家的，朋友开玩笑似的问道：“你们说明天徐志摩会不会出事？”徐志摩摸了摸掌心，笑道：“我的生命线特别长，不会出事的。”当时，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看相为生的江湖骗子。朋友又劝道：“你还是小心为妙，若是你出事，那小曼怎么办？”徐志摩满不在乎：“她说了，如果我出事，她就当个风流寡妇。”
或许，那不过是陆小曼一句戏言，然而谁都不曾料想，竟然一语成谶。飞机跃上云层，呼啸着如同雪白的飞鸟穿透重重云层，黑色的夜幕展开黑色的羽翼，将天空中所有的星光和月色都咆哮吞没。此时，协和会堂中的林徽因的演讲，也走向了尾声。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双眸里含满泪水，当在场所有听众都惊艳于这位二十七岁的中国女建筑家的风采时，她的心里却藏着一腔莫名的哀伤。
可她甚至不知道这哀伤，源于何处。直至次日梁思成斟酌着告诉她，他已和胡適通过电话，就徐志摩未回京一事，他们都觉得必定是路上出了变故。很快，《晨报》上刊登出了一架飞机失事的消息：“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州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那是20日早晨，她在北京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虽然眼泪已纷纷坠落，可心底到底还存着一丝侥幸，或许那并不是他搭乘的飞机，或许临到头了，他又因为什么事情绊住了，没能上飞机呢？她焦急地设想着种种万一，唯独没有想过，万一真的是他的话，那么她又该怎么办？她并不相信有一天，他会以这样愕然突兀的方式，从她的生命中彻底抽离。
胡適当即往南京飞机公司打电话，证实飞机上的乘客确实是徐志摩。他放下电话，觉得全身的力气都流失殆尽。媒体已更早获悉了事件，白纸黑字地刊印出来，用巨幅文字：“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风藻，二十日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適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徐志摩的遗体暂时安置在济南福缘庵，那本来是座卖瓷器的店铺。那日是雨天，滴滴答答的雨点，敲击着青瓦，哀婉如灵歌，萧瑟，清冷，一点一滴，细碎且痛楚。梁思成等人赶到时，看见徐志摩已被收拾好了，穿着长袍马褂，安详地躺着。他一生都渴望飞翔，最终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最后的飞翔。
遗体由徐家人领了回去，而北平的公祭由林徽因主持安排。她忍着眼泪，看上去就像是一位端庄疏离的主持人，她要用这样的面孔，让九泉下的故人安心离去。她决不能哭得太厉害，民间有传言说，如果亲人实在过于悲痛，那么亡者的灵魂是不肯走的。她从前不信这些，可她只愿意他走好。她这一生，实在是辜负他太多。
公祭结束后，她将一块飞机残骸挂在卧室里。悼念一个人的方式有许多，而林徽因选择用这种方式，纪念了徐志摩一生。沧海茫茫，那只用尽全身力气、用尽生命所有热量去深爱的蝴蝶，怀着所有的爱恨，跌落碧海深处。时光慢慢合上，掩去一身过往，将所有鲜活都化作了淡黄旧事，只余下了浅浅的蛛丝马迹，隔着百年的雨幡然醒来，窗外碧草如织，乌燕呢喃，这一切，都宛如一场春梦，了无痕迹。
静默·把时光结成一个谎言
泉水深深，浮动着一点一滴的眷恋，日光恰好，温柔得像是初恋的味道。在开满鲜花的深处，有一条青石小径，天还早，青石上微微晨露，宛如一抹通透粉色。在这小径旁，她隐约记得有人在自己耳畔轻轻叹息：看来，我这一生不会再有幸福了。那入骨的忧伤，像宿命的符号，深切纠缠。她那时是怎么回答的，她已记不清晰，无非是安慰，无非是劝他淡忘，向前看。可是等她回头，身旁的人影却如露水一样，消散在空气里。她彷徨而急切地穿梭在花径里，寻觅着那个身影，然而不管她呼唤或者悲伤，那个人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喉咙里宛如堵上了棉花，她在噩梦中醒来，惶惶然里只发出一个单调音节。酣睡在一旁的思成也因此惊醒，他了然地看着妻子，叹了口气，给她一个温暖怀抱。终于，她无法抑制地泪如雨下，虽然她没有呼唤出口，可他们都知道，她想要呼唤的那个名字，是志摩。这一生，她已无法辨认，究竟是谁欠谁更多，可她到底还是失去了他，永远地失去了他。他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也不带走一丝爱恨。
她望着挂在墙上的飞机残骸——或许，此生此世，她唯有用这种方式来忏悔和思念那个以飞翔的方式离开人间的诗人。
徐志摩去世后，社会各界对这位早逝的诗人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新月社余下的朋友为他新出了一期纪念专号，在这一期刊物上，刊登了胡適的《追悼志摩》、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方令儒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韩湘眉的《志摩的最后一夜》等追悼文章，还有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哭摩》。半个月后，北平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悼志摩》。在他去世半个多月里，林徽因始终不敢提笔回忆关于他的一分一毫，每当拿起笔，想要写一点儿纪念他的文字，却在充满他音容笑貌的回忆里终于泣不成声。直至此时，她才有勇气去回忆。
她在文章中说：“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在最后，她这样写道：“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只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一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只是，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悲伤来纪念这位诗人。徐志摩一生追求爱和自由，许多事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活着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已经不轻，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过往被有心人翻出来，很是令人难堪。林徽因和凌叔华的矛盾，亦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有的起因，都要归结到一只小箱子上。
凌叔华是民国年间十分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也是徐志摩的好友之一。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坠入爱河，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无可奈何之下，徐志摩只好远走海外，暂时避开风头。在离开前，他把一个小箱子交给凌叔华，让她帮忙保管，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在外出了什么事情，那么小箱子里的资料，说不定凌叔华还可以用得上。箱子里是一些徐志摩的文稿，还有和陆小曼、林徽因的往来信件。徐志摩去世之后，他的朋友都将徐志摩的文稿或信件送到了胡適那里，由胡適来安排。凌叔华也将手中的小箱子交到了胡適手中，然而，箱子中的文稿已缺少了一部分。
一开始，胡適和林徽因都没有发现他们手中的志摩文稿是不完全的。后来，经过林徽因的细心整理，发现在残存的文稿中，没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或者说，他们手中的《康桥日记》缺少了一部分，而那一部分，正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相遇时期诗人写下的日记。对于整理徐志摩的人生，那本日记是最重要的部分。林徽因深知，徐志摩是不会故意遗漏或毁去那段时期的日记的。那么，那些日记究竟在何处呢？未久，她听说凌叔华手中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凌叔华还邀请叶公超一起为徐志摩作传。显然，凌叔华截取了箱子中的部分手稿，留了下来。林徽因和凌叔华并没有深交，只是徐志摩在世的时候，曾经评价过凌叔华为人“小气”，而她不过劝慰了几句。起初，她并不想去讨要手稿，然而深思熟虑之后，她觉得身为当事人的自己，为何没有索要手稿的权利呢？凌叔华是局外人，这件事说起来，和她并没有什么干系。
其实心里，也未尝没有一点儿小小私心。在康桥的时光，是她一生里最纯澈美丽的时光，想必对于徐志摩亦是如此。她也很想知道，那时的志摩会怎么评价她？在他的笔下，她是一副怎样的脸孔？可还没等到她去索要文稿，凌叔华却来登门拜访了。
拜访的目的，是想要从林徽因手中拿一些她和徐志摩的往来信件。她想要将徐志摩的信件整理成《志摩信札》之类的书。听闻对方如此的要求，林徽因虽然没有流露出不悦，心底却是十分不欢喜的。且不说故人刚去，她还沉浸在悲伤之中，情绪一直低迷，何况凌叔华还“占着”两本《康桥日记》不还，这难免要令她不喜。
林徽因告诉凌叔华，自己和思成居无定所，时而在国外，时而在东北，现在住在北平，许多信件都还在天津。何况她和徐志摩的往来信件，都是用英文写的，就算是翻译出来，也需要一定时间。她回答了之后，斟酌了片刻，委婉地向凌叔华问起那两本《康桥日记》的下落，请求她借给自己看看。凌叔华冷冷地说“可以”，显然亦是不快。林徽因强忍着情绪，询问她自己是否能够下午去她家拿来借阅，凌叔华却推说自己下午有事不在家中。其实林徽因可以立即同凌叔华去取，但是生性柔婉的她并不想将事情弄僵，便约好后天她派听差过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