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书房文玩把玩艺术
15621800000009

第9章 墨用文玩(3)

第二节墨用清供

一、墨床

墨床是文房用具之一,其作用是把用后的墨块儿平放在墨床的最高处,墨湿的地方会自然风干,然后再把墨块儿放到盒子里保存,而放置墨块儿的底托,我们称之为墨床。

墨床,亦称墨架、墨台,是专门用来承搁墨锭的小案架。墨磨后湿润,乱放容易玷污他物,故制墨床以搁墨。墨床以墨定形,通常不会太大,宽不过二指,长不过三寸。造型多案架形、座托形、书卷形、博古架形,或曲折,或简练,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

墨床是何时出现的?按理说,有了墨就应该有搁墨的物架,作为文房专用的墨床,不会晚于宋朝,但史书的记载却很晚。墨床虽然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但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所述仅限笔、墨、纸、砚。南宋末年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品列为10项,无墨床。成书于明初的《格古要论》又将文房用具分为13类,也无墨床。到了明末屠隆的《考槃馀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到45种之多,且功能明确,已有了笔搁、笔床、笔船、墨匣、糊斗、腕枕,但也无墨床。直到清代墨床才始见于记载,并从乾隆朝开始广泛流行和大量使用。

明清以后墨床的制作材质,从古铜、玉器,发展到陶瓷、象牙、红木、漆器、玛瑙、翡翠、景泰蓝等。墨床一旦从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可供赏玩的艺术品,除具有精、巧、雅的鲜明特征外,其文化内涵在融入了文人个性化的追求后便更加丰富。遗憾的是墨床在文房用具的传世品中最为少见,收藏难度较大,不易形成系列。

事实上,墨床出现的年代很早。据玉器专家张广文叙述,目前能见到的早期的玉墨床,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到了明代,由于制墨业的繁荣,墨床也随之流行,它的外形常与墨形相吻合,表面纹饰极浅,呈平面化,有的干脆制成光面。清代是文房雅玩发展的鼎盛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也从古铜、玉器,发展到紫檀、陶瓷、漆器、琥珀、玛瑙、翡翠、景泰蓝。它从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既实用又可赏玩的艺术品。

从传世的墨床来看,玉质墨床最多,也最为精致。玉质墨床温雅圆润,置于书案之上,极有情趣。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大量制造玉质文具的记载,其中便有相当数量的玉墨床。

清代的玉墨床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形状扁薄,其下有木座,墨床上大多有平雕花纹;另一类则为立体形状,造型富于变化,有的取书卷式,有的仿家具式,古朴而精雅。另外,还有一种玉墨床,用旧件改制,如明代的素面玉带板与剑鞘上的玉,将它嵌在紫檀上,就成了一件雅致的墨床了。

二、墨盒

墨盒的前身是墨匣。墨匣的主要用途就是贮藏墨锭,多为漆匣,以远湿防潮。漆面上常作描金花纹,或用螺钿镶嵌。墨匣中,以套墨、集锦墨、彩墨所用的匣最为考究。古代墨匣多以紫檀、乌木、豆瓣楠木为材料,并镌有玉带、花枝或螭虎、人物等图言语,一般都很精美。

据说,清代道光年间,阮文达回到京城,“以旗匾银制墨盒,其制正圆,为天盖地式,旁有二柱系环内”,可说是出类拔萃。清末制墨匣最著名的当属京城“万礼斋”。

铜墨盒是盛墨汁的小物件,产生于清道光、同治时期,盛行于光绪、民国年间。铜墨盒比石砚轻巧灵便,并能保持墨色的滑润和黑亮,特别是其盒盖上独特的刻铜艺术被誉为“文房至宝”。其盒盖上,方寸之间往往镌刻出多种精美的诗、书、画、印,因此深受文人墨客和官府及民间礼尚往来者的喜欢。事实上琢砚艺术到了乾嘉之后便一无可观了,而刻铜艺术的异军突起,填补了文房工艺美术后继乏力的空白。

民国年间,有人曾把北京刻铜墨盒和南昌象眼竹细工、湖南刺绣并称为“中国之三大名物”。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墨水笔的日益普及,毛笔逐渐退出了一般百姓的书桌案头,墨盒也随之慢慢退出了市场。

墨盒主要是用来贮存墨汁的,一般在墨盒中会置以丝棉、海绵之类,让墨汁充盈其间;墨盒盖内往往有一石砚板,用于吸收潮气,又可作掭笔。由于贮存的是液体,所以对墨盒制作的密封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墨盒内胆大都为紫铜所制,外壳以白铜为多,也有黄铜、紫铜等。

有一种白铜因熔合了锡、银等成分,感觉特别银亮,俗称银白铜。器盖除了白铜外,还会镶嵌黄铜、紫铜构成别致图案,俗称二镶、三镶,较为少见。铜墨盒大小不一,有直径过二十多厘米的,也有仅两三厘米的,一般都在10厘米左右,有的还有二至三层叠盒。器形以方、圆为主,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如椭圆形、心形、鼓形、琴形、三角形、六角形、八角形、菱形、双钱形、书卷形、扇形等。一般来说,器形越是奇巧,制作难度相对来说就越大。铜墨盒随着时代变迁,其反映的题材也充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举凡家事国事天下事、亲情友情世间情都有反映,当时墨盒还被文人学士、官僚要员作为馈赠佳品(有的是专门定制的),从其上下款的称谓、落款年代考察,则不难发现时代风云的流变轨迹。有的系出名人,更弥足珍贵。

铜墨盒除了是文人自娱自乐的清玩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曾以纪念品的面目出现过。这些墨盒往往刻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等。冯玉祥将军还专门制过一批墨盒,上刻其手书“吾辈当共习勤劳,先之以愧励,继之以痛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制作了一批“开国纪念”墨盒,它的正中是毛泽东主席像,左右分别为“生产建设全国”、“劳动创造世界”,不但是有感而发,而且富有现实意义。

近代史学家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一书中曾记载此事,并详述:“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推万礼斋最先;刻字则始于陈寅生秀才……时同治初元也。”由此可见,铜墨盒刻铜艺术始于同治,最负盛名的是陈寅生。他能在两寸见方的盒面上刻出《兰亭序》全篇,且运刀如笔,行云流水,因此有人把他刻的铜墨盒与陈曼生的紫砂壶称为“二美”。继陈寅生之后,刻铜艺术名家辈出,如濮又翎、白玉楼、张樾臣等。许多墨盒的底部多留有制作店家的戳记。当时许多著名书画家都乐意为墨盒制作提供画稿(画铜,即直接书画于素面墨盒之上),如陈师曾、陈半丁、姚茫父、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等等,更多的则是直接借用画家的作品,这也使得刻铜与名家绘画艺术结缘。除了名家绘画外,书法作品也是刻铜墨盒主要反映的题材,其中尤以蝇头小楷的微刻最为典型,举凡《兰亭集序》《桃花源记》等古文名篇,洋洋洒洒数百字一挥而就,浓缩在方寸之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如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陈列有一件老人家生前喜用的铜墨盒,盒面刻的是清代状元王寿彭恭录的蝇头小楷朱柏庐家训,现已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铜墨盒的由来还有个香艳的传说。相传,清代乾隆年间,当时有位屡试不第的士子,与一才女结为夫妻,两人感情甚笃。那年恰逢士子进京赶考,才女心疼丈夫,怕他携砚不便,临行前给他研了许多墨,然后将墨汁装入她那盛胭脂的粉奁里,又将墨汁浸入棉花,以防奁中墨汁洒漏。这一招果然不错,这位士子有了那装有墨汁的粉奁,答卷极为顺利。于是考生们纷纷效仿。不久,市面上出现了用铁铸造的墨盒,后改用铜做,盒中吸墨的棉花也换成了蚕丝。此说极香艳,却颇受世人认可。而如今这一传统的文房用具俨然走入了收藏者的视线,成为了一门新兴的收藏种类。由于铜墨盒上所刻多系书画篆印,又常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故具备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收藏价值。

20世纪70年代,旧铜墨盒还在被人们当作破铜烂铁,送到废品收购站论斤卖,80年代,开始被收藏界注意,有人开始陆续集存清代和民国的铜墨盒。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整个艺术品收藏形势的好转,以及藏家对铜墨盒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的看重,旧铜墨盒已经成为了收藏界的新宠。

在购入铜墨盒时,要掌握一些窍门:盒盖上有名家画稿并经名工匠镌刻的,如制盒名家陈寅生、姚茫父等人的作品价值就高;另外特殊规格也值得一藏,铜墨盒以12厘米以上的超大型圆盒,或小于3厘米的袖珍盒为上品,而那些“大路货”与“垃圾货”,则收藏价值不高。

铜墨盒收藏的增温也带来了铜墨盒的作伪。现在市场上的作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老盒新工。即在老的铜墨盒上刻上山水或书法,刻工极为拙劣,一望即知;或在有工艺的老铜墨盒上补刻名家款识,但刀法与原刻不一致。从2005年开始,也有用机器将古代绘画或书法缩小刻于老铜墨盒之上再作旧的,初看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仔细辨认,刀法缺乏神韵,没有虚实轻重的变化。

二是新盒新工。这类作伪方法大多是在新墨盒上以模具压制书法,如某杂志上曾有人得意扬扬地介绍其收藏的一方桃花源记铜墨盒,然其书法乃是从电脑中提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任政的书法,成为藏界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