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异国论道
记得我奋战在“游击战”与“阵地战”中的那段日子里，整体感觉比之前办公司时四处都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时轻松多了，心中迎来了一份久违的安定感。这个时候，从心情上来说，也不是那么疲惫了，但是那种内心的落寞感与迷茫感，还是会时时产生。就在这时，日本国内著名的N H K 电视台不知道怎么得知了我现在身在匈牙利，竟然专程派了一个摄制组来到陶陶采访我。一番大和民族式的鞠躬与寒暄之后，他们问我此时内心的感受如何，心理状态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我略加思索，觉得回答眼前这群“日本友人”所提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讲个故事给他们听。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原来对武侠小说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看古龙的小说。古龙有一本作品叫《一剑震中州》，里面的一个主要情节，就是古代有一位来自扶桑的武士，他武功高强，但在初涉中土时败在了一位中原的武林高手手下。该武士十分不甘心，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打败中原所有的高手，就决心把孩子从小培养成武术奇才，于是他很早开始就对这个孩子进行严厉的训练。为了单纯地提高孩子技击技法的杀伤力，这位父亲的很多训练方式都显得过于极端。
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为一位武士后来到中原，果然所向披靡，很多高手都打不过他。但最后他还是败在了一位中原高手手下，败了这位武士就回去了。中原众人觉得这个人费了那么大周张，这次败了就该彻底死心了，再也不会来挑战了。也有些人不放心，继续关注这个武士回去之后的动向，后来这些人开心地说，武士已经意志消沉了，他竟然当街卖烧饼去了，再不用怕他了。但是呢，击败武士的那个中原高手一听，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说这个人太可怕了，将来一定会非常厉害，因为他卖烧饼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归人性的过程。他原来练武只为求胜，结果走上了偏执的道路，练得自己人性全无，而武功本质上是一种用来展示人性境界的技艺。一旦你的人性没了，哪怕你的武功再高，在达到一个单纯的技击技法的极限后，就很难再有突破了。然而他一旦回归正途，找到了自己人性之所在，他的武功一下子又会精进。因为人心的深度与广度是近乎无限的，想要并且能够不断挑战自己人性境界上新高度的人，才能够发掘出自身无限的潜力，不断达到武功上的新高峰。
这种通过多年修行与经历才能获得的真知灼见，果然是只有像他这样真正得道的武林高手才能够意识得到。果然，当这位武士再临中土时，中原大批自视甚高的所谓“高手”都被他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的人性境界，的确已经被武士在多年像卖烧饼那样的潜心修行中超越了。面对这场足以令中原武林颜面扫地的浩劫，一位最终领悟了前辈理念的年轻人挺身而出，再次击败了这位扶桑来的武士，印证了此中的真理。
我对这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感悟到：当你太执迷于一件事的提高时，不见得就能真有突破，只有冲出执迷以后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境界，实现新的突破。我对他们说，我觉得此时的“练摊”就像是书中的“卖烧饼”，两者是一样的过程。我如此用心地行动，获得了原来在中央电视台没有过的经历，也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感悟与新突破，因此不会再被前事所牵绊。
在北京，我住在胡同里，经常看到胡同里的老百姓们过着他们纯粹的生活。有时就在大热天儿的路灯下，几个人光着上身在那下中国象棋，要不就是弄张简易桌子打扑克牌。我感觉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心中那种状态，决不会像很多富人权贵在钩心斗角、争名夺利时所要面对的那样复杂。真正的平民生活其实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时候你用心去感觉，就会发现他们乐在其中、别有趣味。过去咱们说“老北京”，一般指的是老北京的皇城文化，而皇城文化更多指的是皇族文化，比如听京剧、赏字画、鉴金石什么的。而真正的“老北京”，我想应该是老百姓的“皇城根”文化。那种文化形态就像早年“泥人张”那样的老艺人用小面人塑造的那些各行各业的百姓形象、街头巷尾的人间百态，就好比大碗茶、老茶馆、斗蟋蟀，但是它们被提到的时候反而很少。要了解真正的北京百姓生活，你得深入民间去感觉才能感受得到。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胡同文化”就是其中的代表。此时，我在匈牙利练着摊，感受着异国的百姓心态，内心十分自在，并无什么不快。
我向这群“日本友人”表达了这么一番返璞归真的感受，内心感觉非常好，心情舒畅极了。不过，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些别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但是听我这么谈了好久，发现并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于是就悻悻地走了。不知道N H K 台的这组日本电视同仁是否有那个心胸与气度，把我谈的对于“练摊修行”与百姓心态的感受做成电视节目，如实呈现给观众，反正之后我是没看到。
2.民族情，是条根
那场跟“日本友人”的畅谈，可能没能满足人家的需求，不过却让我获益匪浅。因为我的那番感想梳理了自己出国后的许多思绪，如若不是为了接受采访，我已经许久没有余暇与情致来认真地审视下自己的内心了。我开始思索人生的老问题——对于现在满意吗？对于将来做何打算？
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就算你挣了再多的钱，在异国有房有车、有家有业，连孩子也接受了异国的教育，但心中仍然会缺乏一种“根”的感觉。而他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中，总感觉心里一点儿也不踏实。对我来说，在国外，个人事业上也好、民族情感上也好，都找不到心灵的家园。后来，我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二战”中的日本士兵的事情，他们在哪里阵亡就埋骨在哪里。就算有条件，日军也仅仅会象征性地把阵亡者的些许骨灰送回亲属手中。从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到熊熊战火中的雁门关，再到后来太平洋上人间地狱般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与冲绳岛，莫不是如此，表现出了自古惯于征战四方的日本武者心里那种对故乡情感十分淡漠的“薄土”观念。
与之相反，我感到中国人身上有一种浓重的“厚土”观念，总忘不了自己的祖国与民族，也就是生命里的那条根。再富有的华人在国外也总会觉得不安，因为在别人的国土上、在异族的人群中生活，你物质上再充实，精神上都会有种被人作为另类看待的异样感。
这跟在国内很不同，在国内你总会觉得，只要在做好的事情，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哪怕贡献再小，也落到了一个有价值的方向上。而在国外，无论你干什么都会不会感觉像在国内那样踏实。在国外，你知道你有饭吃、有车开、有房住，也有钱花，而且很多东西在国内还没那么容易得到，可是你在心灵上却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越是像我们50后、60后这种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的海外华人，越是难以割舍那份民族情，在国外不安的感觉也就越深。我倒是觉得到了华人在海外定居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以上的后裔那儿，这方面感受就会比我们淡薄许多，他们毕竟就像在国外的土壤中生长的种子，“本土化”的色彩比较深，不会像我们这样“水土不服”。
与爱尔兰人、犹太人那些同样足迹遍及世界的民族相比，中国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虽然觉得闯荡外面的世界、创造更多的价值会更好一些，但是总是像我们在匈华人这样难舍对祖国的那份深深的厚土之情，总是无法舍弃对“仁义礼智信”那样的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认同。那祖国的味道，就像春节时锅里煮着的饺子、窗外响起的爆竹，令人一年又一年地魂牵梦绕、难以忘怀。最后我能够回到祖国，恐怕根源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当然，以上只是我一个人对出国的感受，纵观整个20世纪末的出国热潮，成千上万华人的“东欧开拓史”简直就像一幅五色斑斓的历史画卷。初期进入匈牙利的华人成分的确很复杂，最早借免签之机跑到那里的人，有很多在国内来说就是小混混、小流氓，其中还不乏这样一些人——用难听点的话说，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不得不逃到国外谋生的人”。一开始到匈牙利的是北京人最多，享誉国际的“温州帮”都是之后几年才去的，再后来中国人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大，连周边罗马尼亚、捷克这些东欧国家也遍布华人的足迹。
万事开头难。坦率地说，初期进入匈牙利这帮人，包括北京人、福建人、浙江人等，为了赚钱暴富，有很多时候都显得不择手段，闹得华人圈中可谓乱象丛生。当然，这跟匈牙利开放与转型的初期，法律与体制还不够健全也有很大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形成了多个不同的帮派，各个帮派必然带有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同派的人诸事好说，而一派的事务一旦涉及另外一派就会变得很难办。而且，这些帮派普遍带有一定的黑社会性质，帮派之间因为生意、债务等事务上的各种分歧，存着在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激化，往往会升级成暴力冲突。据说早年华人之间连枪战都爆发了好几场，交战火力强到当地赶往处置的警方都压制不住。
当年在布达佩斯，有座叫“欧亚宾馆”的大型宾馆，多数刚到那儿的中国人都住进了这里。欧亚宾馆成为了一个华人聚集地之后，竟然也成了当地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地。最初那么几年，报纸上总会频繁地报道，这个华人在这里被谋杀了，那个华人又在这里被绑架了。所以，匈牙利对华封关也有这方面因素。少部分华人过于胆大妄为，把该国的社会秩序搅乱了。比如说，很多华人视规则如无物、不守法经营，走私行贿、偷税漏税等不良现象多发，再加上欺诈、谋杀、绑架、抢劫这些恶性案件，着实给匈牙利人留下了很多负面印象。我曾经认识一个布达佩斯的华人朋友，感觉他是挺好的一个人，脾气好、讲信誉。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被人谋杀在浴缸里了，案子一直没破，但很可能也是因为债务。
后来我做纪录片时发现，这种可怕的事件在华人群体刚到一个国家立足的最初几年很容易出现，而且有时一出现就不止一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海外华人华侨在异国他乡谋生发展的不易。当初我的内弟应该就是出于对此的顾虑，才决定远离布达佩斯的华人圈，选择独占陶陶的市场。但是总体来说，时至今日，反观华人入匈创业的整个过程，勤劳致富、合法经营的做法依然是主流，初期的乱象只能说是局部的、暂时的。对于转型时期百废待兴的匈牙利，华人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是要远远大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3年秋，从欧洲旅行回来之后，我又去了趟美国，在旅程中我品味到，与旅美华人的情况相比，似乎是20世纪末出国旅欧这拨华人间的感情相对深厚，而旅美华人间的关系就相对疏远与淡漠一点。我想，这是因为旅欧华人把国内人与人之间那种充满中国式热情与善意的关系带到欧洲去了，而且他们出国的时间大多距今也只有二十来年，同祖国分离的时间并不多么久远。而在美国的华人则有很多是从几代人之前就开始在当地立足了，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本土化”进程，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氛围就的确要更加“美国化”一点。
记得这次重返匈牙利时，早年的一位朋友一听我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从我下飞机就开始热情地接待，用车住宿都是他给安排的，就仿佛从国内来了他多年不见的亲人。不光我旅行中要办的事情他热情地帮忙，连与我同行的旅友的需要，他都会积极地照顾到。我在匈牙利的其他几个朋友，一听说我来了，马上在布达佩斯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豪华饭店摆了满满好几桌，宴请我和旅友。席间，有经营服装生意的朋友，一看我们旅途中穿的服装不合适，马上就说欧洲天气比中国冷得早，你们穿这种衣服绝对不行，专门把他最好的旅行装送给了我们。还有一位搞旅游的朋友，一听我们这次是来欧洲旅游的，连夜把我们旅游的最佳行程规划好后用微信发给了我。
反观之后的美国之旅，很多事情就显得窘迫得多。我原计划于8月30日回国之后去美国大使馆办理此次赴美的签证，不然就来不及了。但是2013年的9月2号恰好是美国劳工节，那天是周一，连上之前那个周末，美国人是一连三天不工作，而且签证申请30日他们就不收了。美国人一放假，那是连政府部门都要正儿八经地关门休息的，多数机构没有值班这一说，所以不管你要办的事儿是打官司，还是出入境，都得老老实实地等着顺延到假期结束再说。要命的是，这些事儿当时我那个在美国的朋友是一点也不知道，而在美国也根本没人留心到这一点，也就没人及时告诉我一声。后来，还是我们要一起去美国的一位朋友突然发现大事不妙，但此时我还在欧洲，由于我走得仓促，随身携带的两部手机都没有办理国际漫游业务，因而他们在国内根本无法联系到我。
万般无奈之下，他运用了最后一招——发了条微博，运用网络的力量，调动所有能够追踪到我行踪的人找我。那条微博上说他“跪求好人，请帮忙联系在欧洲的薛飞”。幸运的是，一个认识我的网友看到了这条微博，他马上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有人在国内发了微博，跪求好人帮忙找到你，让你赶紧跟他联系。我这才匆匆联系上了国内的朋友，提前一天飞回国内，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好不容易完成了这趟十万火急的“狂奔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