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租赁关系作为一种商品买卖关系，必须遵循调节一般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房租的数量，首先要估计到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要估计到依住宅所处的位置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是当时住宅的供求关系。针对米希柏格以房租收入超过房屋建筑费用为依据，提出所谓“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谬论，恩格斯指出：这里完全暴露了蒲鲁东主义者对经济规律一窍不通。忽略了房租不仅应该每年抵消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的相当部分，而且应该补偿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房屋修缮费用、滥账和欠账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等等；他忽略了房租还应该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他也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谈到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使用权。对于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他不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而是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5]恩格斯关于确定房租数量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房租问题仍有指导意义。
第四，米希柏格关于住宅问题的观点，是蒲鲁东主义反动特性的表现。
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信徒米希柏格哀叹工人被逐出家园，主张每个工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实际是要从资本主义倒退到小生产者的时代。这正是厌恶工业革命、反对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希望抛弃全部现代工业、主张回到旧日手工劳动状态的蒲鲁东主义反动特性的充分暴露。但是，如果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旦真能实现，“我们就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就会陷于极可怕的奴隶劳动状态，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6]
革命的无产阶级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说是恶化了，但旧日那种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野蛮人”的生活绝对不值得眷恋。事情十分清楚，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甚至有自己家园的农村织工，难道能够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只有资本主义大工业，才能造就摆脱一切枷锁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同样十分清楚，只有工业革命，才能使人的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消灭阶级差别、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提供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蒲鲁东主义已经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障碍。
蒲鲁东主义者口头上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米希柏格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产生、不能消灭的观点，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作辩护。既然在他看来城乡对立是自然的，历史上产生的，消灭城乡对立是空想，那么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同样也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同样是“自然的”、“历史上产生的”。但是恩格斯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7]大量事实证明，无论消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还是消灭城乡的对立，都具有极其实际的基础。
第五，必须彻底揭穿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米希柏格竭力宣扬社会上“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鼓吹不实行“阶级政策”，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妄图把无产阶级运动引上邪路。针对米希柏格的谬论，恩格斯明确指出：每个工人政党，都必须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工人政党也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即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终目的。”[8]
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论文，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把住宅问题与推翻资本主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废除阶级联系起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论文在《人民国家报》发表后，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1873年3月25日，威·李卜克内西写信对恩格斯说：“每个明智的同志——这是大多数——肯定都会为你替《人民国家报》辛勤撰稿而向你深表谢意；你的文章在帮助我们克服危机和澄清思想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
三、评《哥达纲领》
恩格斯在著文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蒲鲁东主义者的同时，还不得不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反对李卜克内西等人“拿原则做交易”的错误，批判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为实现合并而拟定的、后来由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哥达纲领》。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两派在理论、路线和政策上存在根本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在国内坚决反对俾斯麦反动统治，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因而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国际上声誉卓著；以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特耳克等人为代表的拉萨尔派，执行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暗中投靠俾斯麦反动政府，分裂工人运动，遭到广大群众唾弃。为了欺骗工人群众，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宗派组织，拉萨尔派首领们于1874年秋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李卜克内西轻信了他们的“团结”诺言，热衷于一时的“成功”，把统一看得高于一切。1875年2月中旬，在拉萨尔派的压力下，他不惜牺牲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与拉萨尔派首领哈赛尔曼共同炮制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党纲草案（《哥达纲领草案》）。3月7日，纲领同时在两派机关报上发表。李卜克内西明知这个纲领违背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但他拒绝倍倍尔、白拉克等人的正确批评，并且劝说倍倍尔不要把分歧宣扬出去，以免影响合并。他还压制广大党员和工人对草案的不满情绪，不让在党内进行充分的讨论。1875年5月，这个草案在两派合并的哥达代表大会上稍加修改后被通过，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哥达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任务，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为了表面的团结而牺牲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早在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暂时分裂，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10]恩格斯警告说：决不要让拉萨尔分子“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口头上喊“团结”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的家伙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任何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恩格斯针对李卜克内西等人把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出，决不应该目光短浅，贪求一时的成功而牺牲根本原则；相反，在政治斗争中，有时候“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11]恩格斯建议，爱森纳赫派工作的重点，不应该放在争取拉萨尔派的首领上，而应该积极去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要知道，“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12]
可惜，恩格斯这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并没有受到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重视。在合并和党纲这些关系全党命运和德国工人运动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李卜克内西竟然对马克思、恩格斯封锁消息。从两派正式谈判到发表《哥达纲领草案》这段时间，他给马克思、恩格斯写过三封信，竟然一字不谈合并和纲领的问题。当倍倍尔于1875年2月23日写信问恩格斯对合并采取什么态度时，恩格斯对此事毫无所知。当恩格斯大约于3月10日从报上看到纲领草案时，对这份纲领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非常吃惊，十分愤慨。爱森纳赫派另一位领导人白拉克对纲领也十分不满，认为它是“荒谬和糟糕的东西”，绝对不能接受。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在进行斗争之前，“我很希望知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意见如何。你们的经验比我成熟，你们看得比我清楚。”[13]
为了揭穿拉萨尔派通过所谓合并来维护其宗派组织的阴谋，批判浸透着拉萨尔观点的《哥达纲领》，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恩格斯于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详尽阐述了他与马克思对待合并与纲领的态度。
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派主动谋求和解，说明他们已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在此以前，李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曾经多次向拉萨尔派主动建议消除分歧，实现统一。例如，1872年党的美因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不断作新试探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得原则上的合作”；同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发表声明，“准备支持召开两派的共同代表大会来商谈如何统一分歧点的建议。即使统一以至合并还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并规定共同行动（在选举、鼓动等的时候）的活动方式。”[14]所有这些都遭到拉萨尔派头目的无礼拒绝。他们傲慢地宣称：因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绝对较好的组织，所以合并是不可考虑的。但是，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拉萨尔派的处境日益不妙。从1874年5月至1875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从21600人减至13300人，约减了40％；在1874年秋季的议会选举中，他们又遭到失败。正是在这种困境下，他们才被迫一反过去的傲慢态度，主动要求合并。
两个根本对立派别的合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恩格斯指出，两派的合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放弃拉萨尔的宗派口号及其荒谬理论，基本接受爱森纳赫纲领。也就是说，合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才是有意义的。决不应该以牺牲原则为代价，追求表面的团结和统一。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沓纲领更重要，但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人们正是根据它来判定党的水平，因此党的纲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哥达纲领草案》十分糟糕，如果接受这个机会主义纲领，那就是倒退，就是向拉萨尔派投降。于是，恩格斯对《哥达纲领草案》作了详尽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纲领接受了拉萨尔“反动的一帮”这个荒谬的说法，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粗暴歪曲。如果对工人阶级来说，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中间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都成了“反动的一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长期携手合作呢？党的《人民国家报》又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哥达纲领》又怎么能列入整整七项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符合的政治要求呢？其实，所谓“反动的一帮”，不过是拉萨尔为了粉饰自己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的遁词，其目的是要搅乱阶级阵线，转移革命目标，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阶级一边，使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