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人阶级需要理论武装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通过50-60年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欧洲许多国家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871-1890年，英国煤产量从1.17亿吨增至2.25亿吨，铁产量从660万吨增至900万吨，钢产量从30万吨增至490万吨。德国的发展更为迅速。同一时期，它的煤产量从3790万吨增至1.49亿吨，铁产量从150万吨增至850万吨，钢产量从25万吨增至660万吨。从世界范围看，冶金工业、动力工业有了新的突破，贝塞麦、马丁、汤麦斯炼钢法开始广泛应用，效能更高的蒸汽涡轮机和内燃机代替了旧式蒸汽机，推动着机器工业的发展。新兴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出现，人造染料、炸药、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报等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面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工人阶级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
第一，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大批农民涌进工厂企业，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这批刚刚参加工人队伍的农民，由于长期闭塞的农村生活和狭小的生产条件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格格不入的。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
第二，巴黎公社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无产阶级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决战准备条件。东方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与1848-1871年革命风暴时期不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为了使工人阶级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了清除和反对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为了给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决战作好思想准备，也迫切需要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
第三，第一国际解散后，欧美各国面临建立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于1869年。从70年代开始，先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有荷兰（1870年）、丹麦（1871年）、美国（1877年）、捷克（1878年）、法国（1879年）以及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等，俄国和英国也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与此同时，职工会、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等群众性工人团体大量出现，工人报刊迅速增加。为了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使各国工人运动沿着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就必须在工人运动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四，在50-6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冒牌社会主义在欧美工人运动中仍有一定影响。在德国，一方面，拉萨尔的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还在工人中流传；另一方面，70年代出现的杜林主义又像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工人群众，是反对冒牌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迫切需要。
在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恩格斯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从70年代初期开始，他撰写了《论住宅问题》、《流亡者文献》、《论权威》、《给倍倍尔的信》等重要论著，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他于1876-1878年撰写和发表的《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主义谬论的同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二、工人阶级对待住宅问题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住宅缺乏现象，具有急性病的形式。报刊上登满了讨论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企图引诱无产阶级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些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上，而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去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为了反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种种谬论，阐述无产阶级关于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恩格斯于1872年6月至1873年2月，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三篇论文。1887年，恩格斯把上述三篇论文集为一册，以《论住宅问题》为书名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促使恩格斯撰写这组论文的直接原因，是《人民国家报》1872年2-3月间转载蒲鲁东主义者、医学博士阿尔希尔·米希柏格匿名发表的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当时，恩格斯看到党的机关报竟然刊登米希柏格露骨地宣扬蒲鲁东观点的奇文后，感到极为惊异，决定著文反驳。这些文章也是为了反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艾米尔·扎克斯博士在《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所散布的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论住宅问题》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住宅缺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解决住宅缺乏现象。
恩格斯指出，住宅缺乏是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现象。像德国这样古老的文明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加速过渡的时期，通常也是住宅缺乏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城市的需要。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住房严重缺乏，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房屋的住户更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资本主义制度是住宅缺乏现象的根源。只有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消除住宅缺乏现象。
必须指出，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祸害，而是从这个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资本主义的根本祸害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个根本祸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闭口不谈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力图保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关于消除祸害的方案，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因此，决不应该把解决住宅问题，消除住宅缺乏现象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决不能够轻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鼓吹的根本不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所谓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决不可以像蒲鲁东一样把经济问题变为法律问题，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把经济问题变为道德问题，用改善住宅条件代替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在资本主义社会弄到极端地步的城乡对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会凭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例如，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部分征用来住人，这就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的现象。从根本上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生产力，消灭城乡对立，改善城市布局，控制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新建大批合乎人们健康需要和舒适生活的住宅，从而彻底解决住宅缺乏现象。
第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鼓吹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是开历史倒车，维护资本家统治，使工人生活更加恶化。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五花八门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其核心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蒲鲁东主义者米希柏格装出一副同情无产者的面貌，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要求通过赎买出租住宅，使每个工人都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恩格斯指出，这种观点是反动的。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这是他们获得精神解放的首要条件。因为“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1]。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者所谓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把世界历史的时针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像他们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狭隘、唯命是从的奴隶。这既是空想，也是反动。
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主张工人应当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如果说，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是开历史的倒车，那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主张则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扎克斯说，只要工人能够获得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他就变成了有产阶级。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得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以慈善家面孔出现的扎克斯先生，其真实目的是“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仆”[2]。
工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不仅不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且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恶化。恩格斯指出，工人占有小块土地和小宅子，是德国家庭工业得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家庭工业使工资低到可耻的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勤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从压低工资中扣除了。由此可见，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农业与工业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而在大工业的统治下，它们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3]。
第三，把房屋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歪曲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用永恒公平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
蒲鲁东主义者米希柏格认为，“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房主有着“永恒的法权理由”，可以从承租人身上获得相当于建筑房屋实际费用“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这些观点完全不对。
恩格斯指出，住宅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是商品买卖关系，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工人是以劳动力出卖者的身份出现，而在住宅租赁交易中，工人是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进行活动；其次，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必须不仅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必须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加了现有价值的总量，而在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中，房主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取多少，不过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双方占有的价值总量不会变化；最后，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在承租人与房主之间，这种情况只是在房租超过住宅价值时才会出现。由此可见，“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这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4]蒲鲁东主义者米希柏格歪曲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混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为他的所谓小资产者的利益具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