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觉察了巴枯宁的阴谋。1868年12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种既在国际之内又在国际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这种做法而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手中的玩物。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会议决定：“（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3]总委员会的决定，是对巴枯宁的沉重打击。他妄图瓦解国际的第一个阴谋破产了。
但是，巴枯宁并不死心。不久，他以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写信给伦敦总委员会，表示愿意解散同盟，加入国际；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须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巴枯宁的唯一目的是，利用国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这门科学的顶点是“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4]。
总委员会识破了巴枯宁的诡计。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中，严厉地批判了关于“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5]。国际工人协会只接受为工人阶级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工人团体，决不接受以“劳资调和”为纲领的资产阶级团体，因此，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如果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必须：（1）抛弃所谓“阶级平等”的“激进”原则；（2）解放同盟组织；（3）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巴枯宁则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他宣布接受总委员会指示，解散同盟，加入国际；实际上，他继续保持同盟组织，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的里昂、瑞士的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当中都存在着同盟组织。与此同时，巴枯宁还拒绝向总委员会提供每个支部的所在地和人数，继续牢牢地把这个秘密组织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它作为反对国际的工具。
[1]梅林：《马克思传》，第50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页。
[3]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3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5页。
[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4页。
三、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斗争
在国际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大会召开以前，巴枯宁为了在大会上取得多数，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采取了种种的卑鄙手段。巴枯宁告诉他的一个同伙说：“我向各地写信，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写信，建议他们在9月份见面。你们应当力争人多势众。”[1]
巴枯宁的目的是：强迫代表大会通过他的谬论：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至少派了10名代表混进大会。他还大造谣言，任意诬蔑总委员会，说什么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资产阶级分子”。“看样子，这个俄国人将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独裁者。”[2]
为了粉碎巴枯宁的阴谋，马克思为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起草了《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在总委员会上详细阐述了将在大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普及教育问题，并为代表大会准备了这些问题的专题报告；选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和领导大会。
1869年5-6月，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正式举行。出席大会的78人，分别代表英、法、德、比、奥、瑞、意、西、美九个国家。
这次大会是在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国际工人协会威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召开的。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年，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震撼欧洲大陆的罢工运动——劳动与资本的游击战，此伏彼起，声势浩大。在瑞士、比利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妄图镇压罢工运动的同时，摧毁国际的阴谋可耻地破产了。罢工斗争把工人阶级推向国际。国际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国际的队伍由于许多工人团体的加入而发展壮大了。
国际的事业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获得重大的成就。虽然这些国家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但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士的德国工人，于1868年建立了以国际章程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团结在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在英国，国际的活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国际工人协会是保卫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战争组织。1869年8月30日在此明确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积极支持协会的活动，加入协会的组织。
美国工人阶级热烈响应总委员会关于制止英、美两国资产阶级挑动战争的呼吁。他们庄严宣布：“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贫富之间正在进行着战争。劳动到处都同样地受到压迫，而资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同样是暴君。……我们已向它宣战，并且打算战胜它。”[3]
马克思欢呼道：国际工人协会正在胜利前进。在国际的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终于懂得，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行使这种权利”[4]。
继承权问题是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废除继承权，是巴枯宁主义的得意“杰作”。巴枯宁一贯坚持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巴枯宁控制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坚决要求总委员会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企图迫使大会通过巴枯宁主义的纲领，这是巴枯宁发动的对国际进行公开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的矛头不仅针对总委员会，而且针对一切拒绝继承这个宗派集团纲领的国际支部。
在巴塞尔大会上，由巴枯宁分子控制的继承权问题分组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报告说，继承权，使土地所有权和社会财富转入少数人手中，促进个人所有制的发展，损害多数人的利益。阻碍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制，无论继承权怎样受限制，总是妨碍每个人在精神和物质获得同等发展的可能，从而构成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废除继承权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基本条件和出发点。巴枯宁也亲自出面，重弹有关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出发点的老调，硬说不废除继承权就不能废除私有制，不能实现公有制。
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个问题会成为巴塞尔大会上斗争的焦点，决定在这个问题上“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5]。因此，提议总委员会事先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7月20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作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彻底驳斥了巴枯宁的谬论，透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对于继承权的态度。马克思指出，继承权是私有财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则。
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其他剥削分子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剥削成果遗留给别人，只是由于他们在生前借助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了剥削；继承权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使继承人能够继承死者的剥削权利，用死者遗留给自己的财产继续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继承权是一种法律，它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其他法律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反映，而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正如继承奴隶主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一样，继承权不是私有财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恰恰相反，私有财产的存在才是继承权存在的原因。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使剥削阶级能够借助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6]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也就必然会自行消亡。当一个人在没有享受剥削的权利时，死后就不可能遗留给别人剥削的成果，更不可能遗留给别人剥削的权利。没有奴隶制度，当然不可能存在奴隶继承权。因此，继承权的消灭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必然结果。
所谓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这是因为，首先，放弃继承权，就是以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继续存在为前提。从而使得工人阶级违背了剥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其次，由于所有的剥削阶级分子不可能同时死亡，他们也可以在生前把财产转移给别人。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废除继承权，剥削制度、剥削权利也会继续保持，这会产生新的剥削分子。再次，废除继承权，直接损害广大小私有者的利益，有可能把他们推向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增加了革命的阻力。因此，“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7]。
在无产阶级有了足够力量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时候，可以考虑通过提高遗产税、限制遗嘱继承权等办法，作为消灭私有财产的许多过渡措施之一，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创造条件。但是，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方向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离开这个方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粉碎了巴枯宁主义的谬论。从此，巴枯宁分子不敢再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了。
组织问题是代表大会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国际工人协会队伍日益扩大，任务日益艰巨，各国反动派对国际的迫害和破坏日益加剧，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为各国反动政府效劳的工贼和特务，不断乔装打扮，妄图混进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加强集中领导，严格党的纪律，才可能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实现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此，大会决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拒绝新的团体加入国际；有权在下一代表大会以前将违背国际原则的支部暂时开除；有权解决国际所属的各全国性组织之间的纠纷。大会关于扩大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是巩固国际组织的十分重要的措施，在后来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巴枯宁分子不仅在会上拥护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而且还以极左面目出现，为实现把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的目的，企图通过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办法，招降纳叛，排除异己，把一切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的组织开除出去，把国际完全变成他们阴谋活动的工具。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大会否决了巴枯宁分子把总委员会迁往日内瓦的提案，决定总委员会继续设在伦敦。马克思和拥护马克思的先进工人代表继续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巴枯宁分子夺取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权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土地所有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斗争的焦点。这个问题本来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已经解决了，但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仍不死心，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取消土地私有制就是消灭个人自由。私人占有土地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用抽象的权利为土地私有制辩护，是极其荒谬的。抽象的权利曾经被用来为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辩护。无产阶级应该坚决抵制这种论调。如果把土地私有作为天然权利，那么动物对土地也有天然权利，因为动物离开土地就不能生存。而且，土地最初到处都是公有财产，土地私有是剥削阶级通过各种暴力和欺诈手段掠夺和瓜分公有土地的结果。现在，取消土地私有制已经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继续保持土地私有，就是听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小农进行残酷剥削，阻挠农民与城市无产者结成联盟，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蒲鲁东主义者为了阻挠大会通过土地公有化决议，还提出这个问题必须由农民来解决。农民没有出席，因此大会不应做出结论。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反驳道：“小农没有出席历次代表大会，但在历次大会上都有它自己的思想家参加。蒲鲁东主义者十分顽强地坚持个体小所有制的要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