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忏悔书》与“革命者”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在各国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成为公认的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为了破坏国际的组织和威望，各国反动政府对它进行残酷镇压，反动报刊对它大肆造谣诽谤。他们还在国际内部物色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和破坏。巴枯宁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颠覆和破坏国际的工具，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而由于它打着“革命”的招牌、唱着“革命”的高调，因而比公开的敌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巴枯宁主义的创始人米哈依尔·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1848年革命时期，他曾参加奥地利和德累斯顿起义。革命失败后，被德国政府逮捕，不久被引渡给俄国政府。
巴枯宁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在被捕后立即背叛革命，向沙皇呈献《忏悔书》，无耻地请求沙皇宽恕。他在1857年2月14日的《忏悔书》中写道：“我将要用什么名词来称呼我的过去的生活呢？开始于空洞和无效的努力，结束于罪恶……我诅咒我的错误、我的荒唐和我的罪恶。”[1]
1857年，巴枯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时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勋爵是巴枯宁的亲戚。由于这种关系和他对政府的效劳，他在那里处于特殊地位，受到特别的优待。他结交官吏、接受贿赂、包揽诉讼、打击流放的革命者。他不仅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自由活动，而且还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观察东部国境。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一个港口奔赴日本，经由美洲抵达英国，从而“实现了一次神奇的逃亡”。
巴枯宁重回欧洲后，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革命者”，钻进工人运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大搞阴谋活动，妄图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系统地宣扬无政府主义理论，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
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2]。但他却以一个宗教天才的姿态出现，拼凑了一个混乱而荒谬的“理论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巴枯宁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它的任务都是对内以强者欺压弱者，对外从事征服。因此，不管这个国家是剥削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都是坏的东西，都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根源，都必须加以彻底地反对。他说：“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形式。”[3]他鼓吹以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代替国家和一切组织，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人们自由地组成小型公社，各公社组成自由联邦；这样，“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诞生出来”[4]。但是，正是这个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却是反动透顶的俄国沙皇的狂热崇拜者，无耻地吹捧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俄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最爱慕、最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5]。
第二，破坏一切阶级政治斗争。巴枯宁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宣扬仇恨一切，破坏一切，毁灭一切，打倒一切，“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的世界的信念”，“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主张革命者应该拒绝研究任何科学，“他们主张的革命，乃是无组织的盲动，无准备的冒险，脱离群众的个人恐怖和密谋暴动”。在他看来，任何革命运动，都既不需要根据客观的形势，也不必进行组织和计划，只要由少数几个亡命分子的自发暴动，就会使整个制度毁灭。
第三，把流氓无产阶级当做革命的主力军，反对产业无产阶级。巴枯宁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优秀革命品质，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靠抢为生的盗贼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只有强盗才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的”。这是极端错误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流氓无产阶级是反动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的手段和工具，在革命过程中起着破坏作用。恩格斯明确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6]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时俄国唯一的革命形式，是被资本家们商业化了的盗马活动，而所谓“不说空话的革命者”——强盗，则“不过是资本家手中的简单工具和牺牲品而已”[7]。
第四，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巴枯宁从否定国家的理论出发，反对工人阶级从事任何政治斗争。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下，进行争取民主、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斗争，就是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因而也就是延缓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灭亡。这些统统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立即“破坏一切”、“一切的一切”。
第五，主张废除继承权。巴枯宁及其信徒从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中抄来了废除继承权的教条，并把它作为消灭私有财产、改造整个社会的万灵丹药。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有了继承权。继承权使财产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使少数人拥有大量土地和社会财富，成为私有财产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从而可以消灭社会不平等，以至于消灭国家。因此，他们把废除继承权作为改革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可笑的是，巴枯宁关于放弃斗争的谬论，束缚了工人阶级的手脚。1873年，当西班牙发生革命时，巴枯宁束手无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只好对群众说：“国际这个团体决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由于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活动，加入他们所愿意的任何政党。”[8]尽管巴枯宁憎恶继承制度，但是，他却为了取得赫尔空的遗产——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一笔宣传费，而不惜背弃自己的政治信仰，甚至与他的“亲密伙伴”、“国际兄弟”大动干戈，最终决裂。
第六，宣扬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是沙皇俄国为了实现对外扩张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种族主义理论，其目无非是要把俄国疆界向各方面挺进。巴枯宁是一个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早在1848年，他就大肆从事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60年代继续宣扬这种谬论，鼓吹发动种族战争。他写道：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人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即大俄帝国”[9]。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扩张主义的“理想”，他公开鼓吹对土耳其人、日耳曼人进行种族斗争；为了这个反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
马克思指出：对于巴枯宁来说，学说完全是次要的东西，仅仅作为提高他个人身份的手段，“他在理论方面虽然只等于零，但作为阴谋家却是很内行的”。第一，他招降纳叛，组织秘密阴谋集团“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国大肆活动，分裂、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第二，他用欺骗手段钻进国际工人协会，大肆反对和攻击国际的领导机构——总委员会，攻击革命导师马克思，攻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把他的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国际工人运动，夺取国际的领导权。第三，他伙同堕落分子，盗用国际名义，在俄国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行凶杀人，陷害无辜群众，败坏国际安全，充当沙皇政府迫害革命人士的帮凶，给革命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巴枯宁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第一，巴枯宁反映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19世纪中叶，欧洲一些资本主义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等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破产农民。这些人曾经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又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产。他们对当前的一切满怀不满和仇恨，对前途又感到悲观和绝望。巴枯宁主义正是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绝望的情绪，从而在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滋生和发展。
第二，巴枯宁主义也是适应各国反动派消灭国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国际成立后，在工人运动中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旧世界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在对国际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收买工贼、派遣特务、千方百计地从国际内部进行破坏。巴枯宁阴谋集团，基本上就是由叛徒特务、工贼和各种堕落分子组成的反动小宗派。
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与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严厉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理论，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从国际工人协会中清洗出去。在这场斗争中，纯洁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培养了工人运动的骨干，为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政党提供了条件。
[1]巴枯宁：《忏悔书》，转引自《巴枯宁言论》。
[2]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6页。
[3]巴枯宁：《给莫拉的信》（1872年4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4页。
[4]巴枯宁：《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沙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5页。
[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2-453页。
[7]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46页。
[8]巴枯宁：《忏悔书》，转引自《巴枯宁言论》。
[9]同上。
二、粉碎巴枯宁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
第一国际成立不久，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同时，就开始进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1864年，巴枯宁在伦敦会见马克思，要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表示将不断地为协会工作。马克思接受他的要求，发给他一些有关协会的文件。
巴枯宁对马克思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这个时期，他给马克思写了许多“热情的”信件，表示拥护马克思的学说，说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1868年12月22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光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而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20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这就是我认为必须说的一切。”[1]但是，在此同时，他却在给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信中，诬蔑了马克思是控制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人阴谋集团”。不久之后，更是对马克思造谣诽谤。离开伦敦以后，巴枯宁违背自己的诺言，不仅没有为国际工人协会做任何事情，而且于1867年在瑞士参加为反对国际而建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充当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领导成员。
“和平与自由同盟”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在群众中毫无影响，参加这个团体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浮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这样的组织，当然不能满足巴枯宁的政治野心。与此同时，国际的事业却蒸蒸日上，不断发展，于是，巴枯宁便在1868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搞了一次“政变”。他向代表大会提出一系列决议草案，什么“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其目的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怖，而使自己能够大叫大嚷地宣布“与资产阶级决裂”而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加入国际。就在这时，巴枯宁才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
巴枯宁加入国际的目的是企图用他的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纲领代替协会的共同章程，用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总委员会，把国际变成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参加国际不到几天，就背着国际的领导机构——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由他自己直接控制的秘密阴谋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同盟有着自己的纲领、章程、领导机构和地方组织，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2]，“完全融化在国际工人协会之中”，要求国际总委员会承认同盟的章程，承认同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裂的”组成部分。预谋改变国际的性质，夺取国际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