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特利尔城。
马克思的学生时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那时，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已取得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马克思的祖国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世纪初，全国只有极少数工厂；到40年代，仅普鲁士就拥有大小工场和工厂7.8万家，雇佣工人55万人；1837-1838年，蒸汽机的数目从419台增至1138台；1840-1850年，铁路长度增加10倍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工商业城市。
莱茵省是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由于靠近法国，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影响，农奴制度较早被废除；同时，由于有着丰富的煤铁矿资源，又有着莱茵河这条水路交通动脉，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初期，莱茵地区已经出现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30年代开始，金属加工、煤炭采掘、纺织印染等工业又有较大发展，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科伦、巴门、爱北斐特等工商业城市人口日益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同英、法等国比较起来，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当落后。1848年以前，在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农奴制度虽然名义上已经取消，但领主实际上仍拥有许多特权，农奴仍没有人身自由。在城市中，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占优势，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由于缺乏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发展非常缓慢。当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制度已遭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尖锐批判时，德国正在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努力，“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同时，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全国分为36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各个邦国都有自己的政府、法律、海关、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国内关卡林立，赋税苛重。1834年成立的“关税同盟”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的分裂，妨碍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束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2]。
在德国各邦中，封建贵族把持国家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书报刊物受到检查，集会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用反动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进行革命活动的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工人阶级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
随着有增无减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德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一触即发，“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推翻资产阶级”[3]。在这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夜，各个阶级都在制造舆论，争取群众，积聚力量，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十分剧烈。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自己的生活、学习和革命活动的。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7页。
[3]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4页。
二、亨利希·马克思一家
马克思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1]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犹太血统的律师，曾经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和特利尔律师公会会长，在社会上素有名望。他生长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莱茵省，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的学说，十分熟悉他们的著作，能够背诵这些著作中最精彩的段落。马克思少年时候，父亲经常向他讲述这些著作的内容，使他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教育。
在政治上，亨利希具有进步倾向。他对普鲁士专制统治有所不满，曾经参加特利尔自由主义团体“文学俱乐部”的活动，希望在德国建立代议制政府，取消出版检查，实行民主改革。但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普鲁士国王抱着幻想，认为国王是“善良的”、“公正的”、“高尚的”人，能够倾听臣民的意见，把自由幸福赐给臣民。因此，他不主张推翻霍亨索伦王朝，更不同意采取革命手段反对封建统治。
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亨利希学识渊博，精通业务，“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2]。他的文学修养也很高，对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席勒和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精湛的研究，并经常向子女们介绍这些作家的著作。在马克思家里，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马克思特别喜爱莎士比亚，连莎士比亚剧本中最不引人注意的人物都十分熟悉。
亨利希非常喜爱仅次于长女的马克思，很早就发现马克思具有非凡的才能，深深为这个“头脑清晰、感情纯洁、品行端正”的儿子感到自豪。他十分关心儿子的前途，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和律师。他本能地预感到，这个情操高尚、学习勤奋的年轻人，不仅将为自己造福，“也将为全人类造福”[3]。晚年的时候，亨利希看到儿子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的革命倾向，内心甚感不安，经常告诫儿子要谨慎从事，无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不要引起风波。有一次，在谈到马克思的法学观点时，亨利希恳切地对儿子说：“你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把这些观点建立成体系，它们却可能引起一场风暴，而你还不知道，学术风暴是何等剧烈。”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堡，出身于荷兰一个犹太法学家家庭。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对儿女的生活体贴入微，对马克思更是关怀备至。她的一生整个儿贡献给了爱与忠诚。保存下来的罕丽达1836年2月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母亲得知儿子生病，感到十分忧伤。她在安慰儿子的同时，也希望儿子去掉一切有害健康的习惯：“不要急躁，不要喝过多的酒或咖啡，不要吃辣椒，不要食用过多的胡椒或香料，不要抽烟，不要迟睡，要早起。”[4]母亲对马克思的深情关怀，跃然纸上。但母亲并不了解马克思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和创作活动的意义，常常抱怨马克思不该为了写作《资本论》而弄得生活十分困难，认为马克思如果不去写作《资本论》而去弄点资本可能更为明智。
马克思对父母都很尊敬。1836年父亲诞辰时，他献给父亲一首充满激情的诗：
我独个儿置身友侣丛中，
心底荡漾着无限的风光，
蓦地看见，缪斯走近身旁，
用美妙的旋律暖我心房。
我轻声说：“女神，送我支歌，
让我尽情讴唱，尽情吟哦；
唱我深情称他爸爸的人，
表达我热情奋发的心儿。
他的生涯就是一曲旋律，
黑暗势力感到惶恐畏惧，
一碰上他的勇敢与豪情，
罪恶在他面前低头卷曲。
我对他怀着万般感情，
可语难达意，笔不从心！”[5]
亨利希·马克思对儿子的成长影响颇大。马克思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学到了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继承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严谨作风。
但他并没有被父母的旧思想所束缚，从走向社会的最初时期开始，他就自觉地摆脱和抵制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旧影响，坚定不移地奔向革命的目标。
[1]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6页。
[2]亨·马克思：《致卡·马克思》（1838年1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9页。
[3]罕·马克思：《致卡·马克思》（1836年2-3月），《马克思家书集》，第10页。
[4]罕·马克思：《致卡·马克思》（1836年2-3月），《马克思家书集》，第10页。
[5]马克思：《父亲诞辰献诗（18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44页。
三、在特利尔中学
1830年秋天，12岁的马克思进入特利尔高级中学，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五年。
马克思入学前，莱茵地区学校的教学水平很低。学校里没有固定的教学计划，也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个学生愿意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愿意在什么钟点上课就在什么钟点上课，学年终了照例升级。马克思求学年代，情况有所好转。特利尔中学校长维登巴赫是一位进步学者，学识丰富，治学严谨。他聘请了一些优秀教师，建立了正规教学秩序，对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马克思非常关心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他进入中学那一年，法国爆发了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巴黎人民的胜利在欧洲引起强烈震动。德国境内许多地方先后发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人民起义，“证明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1]。
1832年5月，德国各地群众两万多人，齐集普法尔茨的汉巴哈宫，举行全德人民大会。许多革命民主人士在会上发表演说，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和国家统一。汉巴哈大会的革命呼声传遍全国。特利尔中学的学生们密切关注大会的活动，秘密传阅大会的文件，讨论大会的革命要求。这次活动，唤起了马克思对德国专制制度的痛恨。
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自觉地培养自己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不是照抄书本上的现成答案，而是进行独立思考，以便对问题有透彻的了解。有一次，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马克思认真地研究了古代罗马的历史，分析了奥古斯都元首统治时期与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做出了独立的结论。他指出，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独裁代替了民主，曾经存在于平民中的自由，甚至自由的外表都完全消失了。全部国家权力完全集中于元首一人手中，法律和制度完全根据元首的命令而改变。但是，如果与前两个时期比较，第一个时期文化水平低下，第二个时期又由于道德堕落和暴政统治，使国家力量大大削弱，而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人们在军事方面表现出崇高的美德，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因此，它是古代罗马历史上的最重要、最幸福的时期。他写道：在奥古斯都元首统治时期，在国家供职的都是些英勇和智谋卓著的人物。那时，国家疆土日益扩大，社会讲究文明风尚，艺术和文学繁荣，统治者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因此，“奥古斯都所确立的国家，我认为是最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2]。在这里，马克思初次显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才能。
又有一次，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按照圣经的说教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上帝是万物的主宰，具有超人的力量；人们信仰上帝，同基督结合，是为了赎清身上的罪孽，追求天国的幸福。这当然是荒谬的。虽然这时马克思还不可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批判圣经，也还没有摆脱社会、家庭和学校对他施加的宗教影响，但他对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并不盲从，而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在这篇作文中，他不是从宗教迷信的角度论述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而是从道德的角度探讨问题。他写道：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同基督的一致，是为了探索真理，追求正确的认识。使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坚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荣誉欲，而只是为了基督而献给了博爱和一切伟大和高尚万物的心。可见，和基督一致所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马克思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独特的。它说明马克思已经对宗教的神秘性质和上帝的超人力量产生怀疑。这篇作文也同其他许多作文一样，由于“思想丰富，叙述精彩有力”而得到教师的好评。[4]
马克思十分重视学习文化知识。他说：没有知识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他所以能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固然主要是因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但同时也是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自然、历史、吸取人类先进文明遗产的结果。正如梅林所说：“马克思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成为革命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