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斯大林在昆士耶夫的别墅上又加盖了一层，不过只用过一次，是接待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他接待政治局同事和国际上的来访者都是在一间巨大的既做餐厅又做起居室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木板拼成的，里面有一张长长的桌子，几把沉重的椅子，还有一块巨大而柔软的地毯与一个火炉。阿里露耶娃说：“总之，有我父亲想要的所有的奢华的东西。”迪伊拉斯的描述是，这是一间“宽大、没有经过装饰的餐厅，不过还是蛮有情调的”，“长桌上的一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装在加热的银制浅盘里，此外还有各种饮料、盘子和其他器皿。每个人都是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拿什么，然后在桌子的另外一半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坐下来。斯大林从不坐首座，但是他总是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桌子左首的第一张。”
在餐厅外面，通过墙上一扇几乎分辨不出来的门就是斯大林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两个小的梳妆台和一个水池。但是他经常睡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面有很多书架和橱柜，放满了书籍与文件。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斯大林1953年3月躺在靠墙的沙发上，突发重病，最后不治而亡。就在他突发重病前的那天晚上，他招来一起吃饭的客人就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儿。赫鲁晓夫抱怨说，这些宴会“令人可怕，总是拖得很长，令人生厌”。由于斯大林担心有人在食物里下毒，每位客人（除了贝利亚，他自带食物）都要将食物先尝一下，然后斯大林才敢食用。斯大林会说：“看，这是鸡杂，尼基塔，你还没尝过吧？”忠诚的赫鲁晓夫会回答说：“噢，我忘了。”赫鲁晓夫“能看出他是自己想吃点，但又害怕。于是我就会先尝尝，然后他才开始吃”。
斯大林的女儿回忆说，在他的客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后，他们的“私人警卫就会走进来，每个‘保护者’拖走一个已经烂醉如泥的‘被保护者’”。莫洛托夫说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他不喜欢喝醉，但为了让他的主子高兴，有时也会喝醉）醉得特别厉害，赫鲁晓夫“后来”也是一样。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和其他的人要求女服务员给他们“倒上带色的水代替酒”，但是斯大林“如果发现有人作弊，就会特别生气，大发脾气”。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在喝醉后口无遮拦”，这样他好发现“谁在想什么”。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看到他周围的人发窘，甚至是大丢脸面时会很高兴，觉得很有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觉得捉弄别人很好玩”。赫鲁晓夫想象有一天这位独裁者会做得太过分，“会当众脱下裤子，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方便，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
以前主张禁酒的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碰到熟人时会特别尴尬：“在机场碰到什么人是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情，当你开口和他说话时，他会知道你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这真是太可耻了。”更不用说那些酒桌上开的玩笑了：有人将西红柿放在一个人的椅子上，“当那个倒霉蛋坐上去后，大家爆发出一阵轰笑”；有人在别人的酒杯里加上一勺盐，或是把伏特加与酒混在一起。在谢尔哥·贝利亚的眼里，斯大林的助手亚历山大·帕斯克雷比谢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是个“像猴子一样的窄肩膀侏儒”，他总是搞这样的恶作剧。阿里露耶娃写道，帕斯克雷比谢夫经常“是在浴室里躺上好一会儿后，还要别人将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他架回去”[6]。赫鲁晓夫也是他们喜欢捉弄的对象，特别是贝利亚。有一天晚上，贝利亚在纸上写了“笨蛋”两个字，然后别在赫鲁晓夫大衣的后背上。赫鲁晓夫没注意就穿上了大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众人爆发出一阵哄笑。他的一位助手说：“赫鲁晓夫是个自负而又爱发火的人，这件事让他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7]
吃完饭后就是跳舞。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各布·伯尔曼回忆曾在40年代末期与莫洛托夫跳过舞。有人曾问过伯尔曼，他是不是说的莫洛托夫夫人。“不，她不在那儿。她在劳改营里。我是与莫洛托夫跳舞的——我想那是一首华尔兹舞曲。……我对跳舞一窍不通，所以我只是跟着乐曲的节奏移动脚步。莫洛托夫带着我。”这是个“好机会”，伯尔曼补充说道：“可以让我们彼此低声说出一些不宜大声宣讲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不太愿意跳传统的乌克兰戈帕克舞：“我得蹲下身子，踢着鞋后跟，说实话，要我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跳了，并努力在脸上保持轻松的表情。就像我后来对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所说的那样，‘当斯大林说让你跳舞的时候，要是聪明人，你最好还是跳。’”
聪明人还要耐心地听斯大林说他那拖沓冗长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大革命前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打猎的故事。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不过他可能对斯大林本身已经夸大的事实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斯大林声称滑雪滑了8英里到达一个树林里，看见一棵树上有24只鹌鹑，他开了12枪打下了12只，然后再回到镇上取弹药（当时剩下的鹌鹑就在那棵树上友好地等他回来），又将剩下的鸟打下，一起拿回家。“吃完饭后，”赫鲁晓夫后来说：“当临走前洗漱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洗漱间里对他讲的故事大不以为然。贝利亚说：‘你们听听，一个来自高加索地区从来没有什么机会滑雪的人怎么可能滑那么长的距离呢？他是在撒谎！’当然，他是在撒谎。我们所有人对此都没有丝毫的疑义。”
尽管这样的场合让人觉得很难受，但在那儿总比不在那儿好，受到羞辱总比被杀头要好。陪伴斯大林度假也是一样。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正在黑海边度假，突然他们都被召到了伯尔灼米（Borzuomi），因为斯大林正在那儿。由于这座大房子以前是个博物馆，“那里没有卧室，我们只好经常挤在一起睡觉。简直太糟糕了！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得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安排，但我们的作息时间和他完全不同。早上我们喜欢早起散散步，而斯大林却仍在睡觉。等到他起来后，这一天才算是正式开始了”。晚上主要是用于像捉弄残暴的匈牙利共产党独裁者马蒂亚斯·拉科什（Matyas Rakosi）这样的事情。拉科什打搅了斯大林的假期，罪加一等的是他对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表示不满。作为回应，斯大林给这位匈牙利人灌了太多的酒，赫鲁晓夫甚至担心他当时就可能喝死。在拉科什第二天早上离开后，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一整天情绪都很好，开玩笑地说：‘你们看看我把他灌成了什么样子？’”
赫鲁晓夫认为，比集体度假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给他的“崇高荣誉”，就是拉着他一道单独度假。“很显然，我是不愿意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但是要这样说是绝对是欠考虑的。我总是答应他的邀请，跟着受煎熬。我有一次曾和他一起单独度过了一整个月的时间。他把我安排在他的隔壁房间里，这让我特别受不了。我得整天陪着他，没完没了地吃饭。每当我去充当这种牺牲品时，贝利亚总会打趣我说：‘你得这么想，总要有人受苦，还是你去比较好一点。’”
如果贝利亚真能这么想的话，他就不是贝利亚了。对于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是比能和一次数天数周与国王呆在一起更好的机会呢！赫鲁晓夫承认“忍受这种折磨也有其好处与回报。你总是能从斯大林的谈话中找到对你有用的信息，从中你可以得出对自己有用的结论”。
虽然知道斯大林残忍的禀性，但赫鲁晓夫还是很钦佩斯大林的意志与思维，从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大有裨益。“我们不再像刚开始清洗‘人民的敌人’运动时那样看待他了，当时他好像能看穿铁石。……但是在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后，他周围仍然好像笼罩着一种荣耀与天才的光环。”斯大林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有时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可憎的，但“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尽了他的所能。……我必须得给他这种客观的评价。”赫鲁晓夫说：“直到他去世时，他都能很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思维仍然敏捷而清晰。他的讲话简洁、易于理解。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天赋，这赋予他非凡的力量。你不能贬低他这一点，或是加以否认。每个结识过斯大林的人都羡慕他的这种天赋，因此对能与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特别是在他头脑清楚、思维正常的时候，他能对周围的人提供很好的建议与指导。坦率地说，我对他评价很高，也很尊重他。”
作为对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的评价，这体现了赫鲁晓夫道德上的滑稽，不过这也帮助赫鲁晓夫在更为危险的权力斗争中能够左右逢源。斯大林的疑心与日俱增，但是他日益下降的记忆力使他们有一定的机动空间。就在斯大林最需要联盟与朋友的时候，这些联盟与朋友往往是特别不被信任的，而他却不得不给消灭不了的敌人以得逞的机会。[8]
莫洛托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过他对斯大林的忠诚。[9]他处理困难工作的无休止的能力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他不仅对“人民的敌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死刑命令，而且数十年后他仍然为逮捕他们的妻儿老小作辩护：“他们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隔离。否则，他们肯定会散布各种不满与蛊惑人心的谣言。”[10]然而，1949年3月，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一职由清洗运动中的审判公诉人安德烈·维辛斯基所取代，这发生在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日曼丘日娜（Polina Zhemchuzhina）被逮捕后一个月。日曼丘日娜从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到渔业人民委员，最后担任国家化妆品集团的负责人。根据斯维特兰娜·阿里露耶娃的说法，她是“莫斯科的第一夫人，她在自己的别墅和其他官方场所里主持外交招待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老旧的办公室不能和莫洛托夫的豪宅相提并论”。
莫洛托夫夫人受到的指控有盗窃文件、生活放荡、乱交（她部里的两位官员“供认”和她发生过性关系）以及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她被判处到西伯利亚劳改营里服刑5年。日曼丘日娜是犹太人，但除了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姐妹和在美国有一个兄弟外，她与犹太复国主义唯一的瓜葛就是来自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命令：作为战时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1948年被派去结识犹太第一位驻莫斯科大使高尔达·梅尔。莫洛托夫后来说，并不是他受到了他夫人的牵连，而是她受到了他的连累。“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搞掉我，因此就从她那里开刀。”[11]
“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赫鲁晓夫记得：“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好像乘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去过。斯大林推测如果莫洛托夫是乘火车去的，那么他肯定会有他的私人包厢。如果他有自己的私人包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因此，莫洛托夫肯定把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人。”
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的军事生涯从来也没有从他在芬兰战争与列宁保卫战的错误中恢复过来。他把自己作为艺术家们的保护人，但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得出的印象是伏罗希洛夫对艺术并非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精通。“我觉得自己正在一天天变老，变得愚蠢起来。”他向罗姆坦陈。但就连像伏罗希洛夫这样自命不凡的傻瓜（他穿着下属送给他的白色法兰绒服装，骑着马在他别墅周围转悠，并坚持在私人的家庭聚会上发表政治言论）也让斯大林觉得是西方间谍。“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混入政治局里来的？”一天晚上在他的别墅聚餐中，他突然这样问道。[12]
卡冈诺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被解除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并因为宣称与纳粹有联系而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后来他自杀身亡。自从米哈伊尔自杀后，卡冈诺维奇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拒绝保护他的哥哥并没有保证给卡冈诺维奇带来安全。作为斯大林在其最高委员会内可以用得上的一个超一流的拍马能手、一个犹太人，卡冈诺维奇还是有用的。但是到1952年，他已经被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了。
米高扬是个更值得同情的人。阿里露耶娃说米高扬和他的夫人阿什坎（Ashken）（“一个安静而动人的女性，一个绝好的家庭主妇”）在他们的家庭里培养一种“民主的态度与简洁的关系”。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米高扬也得执行斯大林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命令，而他的生命在1952年也是悬于一线的。在10月份召开的第十九届党代会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根据当时在场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说法，斯大林“猛烈攻击莫洛托夫，指责他是个懦夫，一个失败主义者。……然后他又转向米高扬，他的话变得更加愤怒与粗鲁。大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脸上都露出严肃而害怕的表情。他们在想谁会是他的下一个攻击对象。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脸色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