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赫鲁晓娃于1947年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她在那里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同学阿历克赛·阿朱别依，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印象里，阿朱别依的母亲是“莫斯科最好的化妆师”，“她给莫斯科‘最具权势的’十个家庭里的女性都化过妆。她真是个富于天赋的女性，她很多的艺术素养与精力都传承给了她心爱的唯一的儿子”[1]。
由于在高中时期的成绩一直是A，拉达的父母允许她住在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安全警察雇用了一名管家来照看这所房子，马林科夫的夫人就住在楼下，她在拉达母亲的请求下负责监视拉达的行动。马林科夫夫人“了解她监护对象的求婚者后并不是很支持，”阿朱别依回忆说：“她甚至想阻止我们继续恋爱下去。”她对拉达说，“你才20岁”，但是赫鲁晓夫的女儿没有让别人干涉她自己的事情。[2]
阿朱别依的母亲曾给贝利亚的夫人化过妆，贝利亚夫人不怀好意地问她，“为什么阿廖沙会和赫鲁晓夫家人搅到一起？”不过，阿朱别依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是继续与拉达来往。赫鲁晓夫第一次见阿朱别依是1949年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我说什么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他好像对这位想和他女儿牵手一生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样紧张，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说些什么。”
那年夏天，尼娜·彼得罗夫娜邀请阿朱别依到基辅去。他在梅日高里别墅里度过了一段田园般的时光，到附近去游泳、垂钓、晒日光浴。在他离开前的最后时刻，拉达的母亲宣布这一对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结婚成家。但是拉达的父母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参加结婚仪式这样的想法对赫鲁晓夫一家人来说肯定是难以想象的。”阿朱别依回忆说。赫鲁晓夫只是派了一名安全人员于1949年8月31日陪同这对新人去区登记处登记结婚，只有少数的几个朋友到阿巴拉曼谢夫去参加他们在森林里草地上举行的结婚宴会。
他们结婚后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公寓是严格按斯大林式的风格装修的，没有地毯或是其他的装饰品，显得特别“空旷”，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住在基辅，赫鲁晓夫也不经常来莫斯科，即使来的时候，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关注。
结婚后几个星期，这对新人正在复习准备考试，突然他们听到了敲门声。来的是赫鲁晓夫与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Aleksandr Korneichuk），以及他的夫人旺达·瓦西利斯卡（Wanda Wasilewska）。拉达到厨房里帮助女仆准备饭菜，其他的人坐下来喝茶。赫鲁晓夫是来看望斯大林的，在回去的路上将住在宾馆里的科尔奈丘克和瓦西利斯卡一道捎上。赫鲁晓夫宣布他将要被提名为莫斯科的党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瓦西利斯卡禁不住哭了起来。“乌克兰人民会深切地怀念你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科尔奈丘克和瓦西利斯卡在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得益颇多。[3]然而，在他1964年下台后，赫鲁晓夫家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科尔奈丘克的音讯（甚至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世时，科尔奈丘克也没有表达过丝毫的同情之意），如果瓦西利斯卡没有于1964年7月去世的话，她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的。在阿朱别依看来，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的方式。“你会和你用得上的人一起吃饭、喝酒，你会和他一起打猎、钓鱼，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帮助，但是风头一转，你就会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你的每根骨头都会发颤，生怕他会记得你是他的朋友。”不过，赫鲁晓夫渴望得到知识界的尊重使他特别容易受到攻击。阿朱别依记得，那天晚上，“赫鲁晓夫显然想找人说说话”，很显然，他的女儿女婿是不够格的。瓦西利斯卡听到他离开的消息就哭了起来，这让他感到多么满足啊！差不多20年后，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你怎么能走呢？你怎么会离开乌克兰呢？’瓦西利斯卡哭了起来。这是一个波兰女性对一个俄罗斯人离开乌克兰所感到的悲痛！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尊重她，她也回报我以尊重。对此，我并不隐瞒，因为即使这也许对我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这是值得我愉快回味的。”
赫鲁晓夫那天晚上显然很紧张。“在谈话中间，”阿朱别依回忆说：“他会突然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然后问道，‘我们在说什么来着？’他要求他的客人不要着急离开，即使已经是凌晨好几点了。他不想独自一人呆着。”赫鲁晓夫本人也证实了阿朱别依的回忆。他正在利沃夫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突然马林科夫打来电话，告诉他第二天早上赶飞机到莫斯科去。“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不知道当我再回到乌克兰时我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
但是斯大林热情地迎接了他：“你还想在乌克兰呆上多长时间？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乌克兰农学家了。现在是你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将重新担任他以前在莫斯科党组中的职位，成为斯大林身边四位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同时保留他的政治局成员资格。“当然，我对斯大林这种信任表示感谢，”赫鲁晓夫记得：“我说我很乐意回来，因为11年前我在首都的工作就很愉快。”
过去，赫鲁晓夫在这样的时刻总会觉得或是装出不敢相信的样子，现在他也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比以前更加喜欢猜忌与妄想了。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和阿历克赛·库兹涅佐夫（Aleksei Kuznetsov）是两位较为年轻的政治局成员，斯大林曾说过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接班人，他们于1949年遭到逮捕，一年后被枪决。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也处于危险之中。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看起来其地位好像没有得到巩固，但实际上，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基辅召回来的原因可能就是想平衡并限制他们的权力。不过，这给他们与他作对埋下了祸根，他后来宣称（并非完全实事求是）他对他们两人感到担心与憎恨。在赫鲁晓夫的记忆里，贝利亚是邪恶的化身，马林科夫属于那种坐办公室的典型，整天只会与文件打交道。这样的人如果被赋予权力可能就是最危险的。如果妨碍了其预先划定的界限，他们会将一切都加以阻拦与扼杀。
虽然克里姆林宫是阴谋家的天堂，但身处基辅的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有所造次。只要斯大林召唤他到莫斯科去，他当然没有别的选择，不过他也另有打算。避免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角逐里招致失败、惹来杀身之祸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这场角逐中赢得胜利，这种权力斗争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是克里姆林宫人的主要考虑，赢得胜利的地方就在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的召唤说明他会继续得到这位独裁者的支持。“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斯大林对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不信任我，他可以很容易地给我穿小鞋。……我甚至可以说他对我怀有一丝的尊重。正因为如此，在每次对我粗暴或怒骂后，他都会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里，贝利亚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弱点，现在赫鲁晓夫拥有重要的优势，特别是他的声望使得他潜在的对手想方设法地跟他过不去。在他们的眼里，赫鲁晓夫好像还是那个11年前到基辅的农民，一个小丑。事实上，现在的赫鲁晓夫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到斯大林去世时，他的信心更强了。那时，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可能的斯大林接班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在斯大林死后都想攀上权力的巅峰，这使赫鲁晓夫这匹黑马显得更加出乎人的意料。没有人意识到，在1949-1953年间，他已经开始将自己看成是斯大林的接班人了。[4]
斯大林的最后三年是最为黑暗的，不仅对他的国家是这样，而且对他本人和他的党羽们也是如此。在1950-1953年间，被消灭的人比30年代和战争期间要少得多，但是与痛苦相伴的人的希望也减弱了。到1950年，这场革命已经退化到了俄罗斯第一的沙文主义泥沼，同时领导精英内新一场流血斗争也开始了。
有报道说斯大林在1945年突发过一次不太严重的心脏病，1947年又发过一次。在1947-1951年间，他每年到黑海边的度假从8月底延长到了12月初。1953年夺去他性命的动脉硬化此时已经对他有了影响。“在他越来越苍老时，”斯维特兰娜·阿里露耶娃记得：“我的父亲已经开始觉得孤单了。他此时与所有人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简直与世隔绝，他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他找不到可以倾吐心思的人。……他觉得很苦闷，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作对似的。他觉得到处都是敌人。他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成了迫害狂，这都是孤单与苦闷的结果。”
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了党的正式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虽然按照党的章程，党代会应该是每隔数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很少，政治局成员们难得碰头。[5]大量的政策都是由六七个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的（称为六人或七人集团），不过他们也不开会。斯大林是将他的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集到克里姆林宫里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们就一起驱车到斯大林的别墅里，吃饭喝酒，谈论问题直到凌晨。
电影都是斯大林挑选的，其中很多是美国电影，但放映机却是老掉牙的苏联产品。“他特别喜欢牛仔电影，”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常常是对这些电影大加鞭挞，发表思想性的评论意见，然后立即命令更换新的影片。”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从西方偷过来的“缴获战利品”，上面缺少俄文字幕。电影总局局长伊凡·波尔沙科夫（Ivan Bolshakov）就将它们大声“翻译”出来，其实很多语言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事先已经熟悉了剧情，”赫鲁晓夫解释说：“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将剧情背下来。……在很多时候，波尔沙科夫只是解释那些所有人从画面上都能看得懂的内容：‘现在他正离开房间……现在他正穿过大街。’贝利亚此时就会插话，故意奚落波尔沙科夫：‘看哪！他开始跑了！现在他正在跑！’”
贝利亚的插话对波尔沙科夫产生的影响是否像斯大林在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在场的情况下观看他拍摄的影片时的表现一样，历史上并无记载。斯大林的想法是给这位导演直接而重要的评论。“这对电影导演和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斯大林如此解释他的举动。但是当这位导演听到秘书在呈送文件给斯大林时他所发出的窃窃私语“垃圾”时，他担心那个“垃圾”就是他的电影，他吓得尿湿了裤子，人也瘫倒在地上。
有时电影被剪辑得太短了，只剩下干巴巴的主要剧情。其中一个关于被囚海盗船长的历史剧更是如此。这位船长将他的船员一个一个都杀死了，他将要被杀死的船员照片挂在他的舱室里，只要谁的照片被挂在那里，那么此人第二天就该命丧黄泉了，最后这位船长也被杀死了。然而，赫鲁晓夫认为，更为糟糕的是看完电影后的聚餐。“好了，”斯大林会建议：“让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根据赫鲁晓夫的描述，“我们其他人都不饿。那时通常是凌晨一两点钟，应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还要工作。”不仅如此，而且“你还可能会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你中午的时候不打个盹的话，你就可能会在晚上的餐桌上犯困；那些在斯大林的餐桌上打瞌睡的人下场是不会好的”。但是“每个人都会说，是的，我也饿了”。
这时，这帮已经身心很疲惫的人就钻进几辆汽车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坐斯大林的防弹汽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坐另外一辆），穿过黑暗空旷的大街，前往斯大林位于昆士耶夫（Kuntsevo）的别墅里，他的别墅就在通往莫日柴斯克（Mozhaisk）的高速公路外面。斯大林每次都会选择不同的路线，以防有人暗杀他，而且总是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才告诉他的司机与警卫人员。他的别墅被涂成深绿色，周围有大片开阔的沥青地，以增强对入侵者的监控，别墅周围的树林里埋设了很多地雷，有精锐的安全部队巡逻，而且还有高高的围墙与路障。这里的主建筑是1934年建造的，以取代斯大林以前在朱巴洛夫的别墅。自从他妻子自杀后，斯大林就将那里的别墅废弃了。斯大林的女儿说，新别墅“很漂亮，通风性很好，也很现代化，这座一层的建筑掩映在由树林和鲜花组成的花园中间”。但是这位烦躁不安的独裁者，他很少能在开会期间安静地坐在那儿，而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抽着他的烟斗，他“将他的别墅不时地进行修整”。阿里露耶娃说：“他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他总是到南方的度假胜地去休息，当第二年夏天他再来的时候，他所去的地方必须彻底重新翻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