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封锁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谢尔盖·赫鲁晓夫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路易斯，透露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克格勃将别墅上了锁，在门口安排了一个警卫，不让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去。他们还在赫鲁晓夫的房间贴上了封条，在门口安排了另一个警卫。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派来两人，将赫鲁晓夫的个人物品清理了一遍。在检查完房间里的保险柜后，他们将赫鲁晓夫所有的录音带都装进一个公文袋里，不仅包括关于回忆录的材料，而且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想保留下来的关于做体操的磁带，开头几句是“早上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睡得怎么样？”
收集赫鲁晓夫的“文件”并没有用多长时间，因为他所有的正式文件都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回忆录此前已经被没收了。于是检查人员就转向书籍和磁带，并检查了他的衣柜和壁橱。看到了一首打印的奥斯普·曼德尔日塔姆（Osip Mandelshtam）关于斯大林的诗歌，就是这首诗在30年代给这位伟大的诗人带来了厄运，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也将其没收了。这首诗是一位核物理学家送给赫鲁晓夫的礼物。叶勒娜·赫鲁晓娃十分震怒，她对这些闯入者尖声喊叫，然后冲出了房间。但他们还是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确保找到1964年在赫鲁晓夫70岁生日宴会上主席团成员们写给他的肉麻的贺信，以及三四十年代由当时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卡利宁签发的授勋证书。
终于，葬礼安排确定下来了：当然不会在红场举行葬礼，只是在星期一中午在新德维奇（这座公墓得名于附近一座16世纪的女修道院，这里是很多俄罗斯著名人物最后的安息地）举行一个秘密的葬礼。在葬礼前，会在当天上午10时在昆特塞沃（Kuntsevo）的郊区太平间举行一个守灵仪式。他们还宣布赫鲁晓夫的去世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10时，这样除了他们家人已经通知的人外，其他人就不会有时间来参加守灵或是葬礼仪式了。
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期望他以前的同事们可能会打来慰问电话，但是他们没有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当天晚上向国外公布后，外国人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了慰问，从国家元首到共产党领导人，对此苏联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最后，其中一些慰问信装在污秽破烂的信封里送到了赫鲁晓夫家，但还不是全部。
9月13日，星期一，赫鲁晓夫一家很早就起来了，为的是能在10点钟赶到昆特塞沃。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从莫斯科以外赶来的亲戚当天晚上就住在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的公寓里，或是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帆布床与沙发上。当天早上的《真理报》上没有讣告，只是在第一版的下边有一个小小的通告，“遗憾地”宣布了“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委员会主席、个人养老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享年78岁”的死讯。
守灵仪式是在一间外表毫不起眼的阴暗的小房间里举行的。外面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还有围墙后面的树林里，卡车上载着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指挥官手拿报话机相互保持联络。尽管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大胆地前来参加了守灵仪式。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Lakshin）被警察拦了下来，质问他到哪里去，但很显然他的命令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最后还是让拉克辛和他的夫人过去了。在赫鲁晓夫的棺木周围是亲戚和朋友们送来的花圈，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也送来了一个小花圈。破旧的扬声器里响起了肖邦和贝多芬的哀乐。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有几位来自顿巴斯的老朋友，站在遗体周围。几位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在外面等候着。在启程前往公墓前，直系亲属单独与赫鲁晓夫呆了一会儿：“大小尤莉娅泪流不止，拉达面无表情，妈妈则几乎崩溃了。”
前往公墓的灵车就像昆特塞沃的灵堂一样破旧。赫鲁晓夫的棺材放在一辆破旧汽车上，家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在灵车和装着花圈的卡车后面是一辆坐着护士的汽车，后面还有几辆汽车，再后面是外国记者的车队。队伍行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走过的道路两旁几乎空无一人。新德维奇公墓也被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和上面蒙着迷彩网的卡车所包围。在最外围的士兵里面是五圈警察，其中四圈都穿着制服，第五圈穿着便衣，中间有几位戴着肩章的克格勃军官。
当灵车开进墓地时（这违反了机动车规则，为的是尽可能让公众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葬礼），墓地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墓地今天关闭，打扫卫生。”讲话人的木头台子已经被移走。赫鲁晓夫的墓穴在公墓远处的墙脚处，要走进去并不容易。没有和赫鲁晓夫家人一起来的哀悼者受到了当局严厉的盘查。旅客们不允许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当天通过新德维奇的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也中止了。只有一小部分最勇敢的人冲破了最外面的封锁，他们坚持说自己是故去人的亲戚或是亲密的朋友，他们在冲破封锁时被拍了照。
虽然当局不想发表什么讲话，但尼娜·彼得罗夫娜不敢想象在安葬这个国家的前领导人时会没有任何仪式。于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昆特塞沃的灵堂里召集了一些致悼词的人。他自己爬上了墓穴旁边的土堆，讲述了赫鲁晓夫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往事。纳德日达·迪曼什坦（Nadezhda Dimenshtein），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苍白的妇女，她从20年代起就认识赫鲁晓夫，30年代她被逮捕囚禁，她代表数以百万计从劳改营里被释放或被平反昭雪的人对赫鲁晓夫表示了感谢。第三位发言者是谢尔盖的同事，他与赫鲁晓夫并不熟悉，但他父亲死在劳改营里。他感谢赫鲁晓夫为他父亲恢复了名誉，使孩子们可以为他感到自豪。
当致词结束后，便衣警察试图阻止大约200名围观者进入墓地，但赫鲁晓夫家人叫他们冷静一些。在人群退去后，亲戚们在棺材放入墓穴中后开始填土。填墓者又加上一些土，还有一层鲜花，这时一个人跑过来又送上了一个花圈：“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阿纳斯塔斯·伊瓦诺维奇·米高扬敬挽。”米高扬是苏联最高层中唯一的祝福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入了苏联最高层，死后留下了如此一笔毁誉难辨的遗产。
[1]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亲是他们家中唯一一直在他们的别墅里居住的。他们的孩子在莫斯科市里都有自己的公寓，只是偶尔去与他们团聚，他们的孩子辈通常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2]谢尔盖·赫鲁晓夫描述了他是如何得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
[3]安德罗波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建议“限制”赫鲁晓夫“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4]尽管阿朱别依与谢列平和塞米恰斯特尼这些主要的反赫鲁晓夫阴谋者关系密切，但他不大可能参与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阴谋。
[5]谢尔盖根据事后他父亲向他描述的情况叙述了赫鲁晓夫与帕尔谢之间的接触。
[6]读者可以从第3章中了解到，赫鲁晓夫告诉萨特罗夫，第二件令其感到遗憾的事就是接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