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联合国大会的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发现对会议辩论“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在与麦克米伦的私下交谈中，他显得很沮丧，仍然对艾森豪威尔耿耿于怀，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表明“美国没有总统照样可以运转下去”。[28]在9月26日与美国商业界人士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些关于他自身的问题：他为什么到美国来？他的美国之行是否值得？“我认为是值得的。”他回答说。在10月7日的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严厉地指责说：“那些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在10月20日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回国欢迎”讲话的一开始就讲到：“如果有人问去纽约参加此次会议是否值得，那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不仅值得，而且我们是必须去的。”他还说：“我们努力以荣誉与尊严来代表苏联的利益。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去纽约不是去做客的，而是去工作的。［会场内一阵骚动。热烈的鼓掌。］”
工作、荣誉、尊严——是的，他们在那里工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纽约呆的时间越长，他就得反驳更多的对他的荣誉所提出的挑战。他对1956年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谴责以及无视他的裁军提议的回答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俄罗斯内战］中追击白军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想用这些分歧来吓倒我们。那好，先生们，你们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呢。”虽然大卫·索斯金德并非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没有从事电视节目时，他是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者），但他还是打断并迫使这位面露疲惫的客人说出了实话。“不要这么着急，”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尽管你年轻刚烈，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仍然可以与你一搏。……”当索斯金德称赫鲁晓夫是“在对着月亮吠叫”时，赫鲁晓夫回击说：“‘吠叫？’这是你们国家通常的礼貌的谈话方式吗？我们认为这是粗鲁的。毕竟，我的年纪已经大得可以做你的父亲，年轻人，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和我谈话。我自己也不会允许有人这么和我说话的。我不是来这里‘吠叫’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因此，你应该对向我表示尊重而感到高兴。……”[29]
纽约人对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是持续的关注，但并不能说是尊重。“不管是谁在集会上出现，”一位观察人士说：“除了赫鲁晓夫外，很少有人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会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身材矮胖，面带微笑，热切地搜寻着可以与之交流的目标，而他马上会被一群好奇的人所包围。”所有的情形都可能激怒并挑起他的脾气。在联合国会议的间隙，他在苏联代表团驻地也会变得十分狂躁。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能像平时那样散步，因此他“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只老虎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只能在小小的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上，他还得忍受警察摩托车“刺激神经的不停的吼声”，特别是当他们换班时。“开始的声音像人在拍手，然后像开枪，最后像炮弹爆炸——而这一切都恰好在我的窗子下面。我简直无法入睡。不管我多么疲倦，我只好睁着眼躺着，不是听见一班警察离去，就是等待另一班警察到达。”
豪华的格伦科夫别墅曾经为哈罗德·普拉特所拥有，后来被洛克菲勒家族购买，但这也没有让苏联人感到有什么舒心的地方。那个月里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温暖而晴朗，但是即使在别墅宽敞的草地上，也“总是有人大声喊叫、吹口哨以及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他们对我们来到美国的愤怒”。
赫鲁晓夫内心的紧张情绪有一些得以发泄了出来，但更多的还是闷在心里。在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他与赫鲁晓夫很熟悉）看来，赫鲁晓夫“在纽约好像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之中”。纳赛尔与赫鲁晓夫会谈过两次，一次是在曼哈顿，一次是在格伦科夫，但是“这两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对过去老问题的争辩之中”。
纳赛尔和其他中立国家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自然的支持者。虽然他对他们未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全力支持他感到不满，但他只得克制自己的愤怒。于是他就将怒气发泄到了他忠实的、一直以来任劳任怨的外交部长身上。一天，在苏联代表团驻地，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坐在葛罗米柯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巴伦里安·左林（Valerian Zorin）中间。“你们哪个是外交部长？”赫鲁晓夫质问道。“当然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了。”一脸疑惑的左林回答说。“不，他不是，”赫鲁晓夫嚷道：“他不是外交部长，他是堆狗屎。”[30]
葛罗米柯的犬马之劳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评价。他得到的，至少从那天来看，就是赫鲁晓夫向他的外交部长发泄他的轻蔑与傲慢。
[1]关于U-2飞机越界飞行前的简要历史以及在苏联领土附近执行的但并没有得到越界飞行授权的空中侦察飞行情况（在1946-1991年间，美国共损失了170名空军与海军机组人员），请参阅霍尔的《越界飞行真相》，第25-39页。
[2]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谈起过事后的掩饰与误导的宣传。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了U-2间谍飞机飞行后的几天，一位美国使馆武官在乘坐火车时从一位苏联空军军官那里得知，一枚瞄准U-2飞机的导弹将一架苏联飞机击落了。
[3]在他们接下来的谈话中，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与训练的人，因此特别敏感”。戴高乐回答说：“当然，赫鲁晓夫先生过去的生活很悲惨。他总是受到羞辱与不公正的对待，因此直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尊与自信。”
[4]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诺的“奇思妙想”使得他将这个盛大的集会做得有点过了头，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对此的欣赏。
[5]飞机上的滑稽剧源自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给作者的家庭影片。赫鲁晓夫的儿子坚持认为给主席团同事们送去臭味水果并非是想开玩笑，因为他父亲在水果送出之前也没有尝过。
[6]这是1960年4月5日（星期二）下午6时以及4月6日上午9时45分戴高乐总统与麦克米伦首相在白金汉宫会谈的内容。
[7]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赫鲁晓夫的两位门徒（基里钦科与贝利亚耶夫）被挤出主席团，还有三位（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与伊格纳捷夫）被免除书记处职务，取代他们的人中包括更为独立的阿历克赛·柯西金与弗罗尔·科兹洛夫。一些人认为赫鲁晓夫的批评者已经开始利用U-2飞机事件反对他了。不过，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自己的门生感到不满：基里钦科甚至比赫鲁晓夫本人还要粗鲁，而且还没有赫鲁晓夫那么精明；当赫鲁晓夫想谈正事时，阿里斯托夫总是不停地将话题转移到钓鱼上面；伊格纳捷夫和福尔采娃缺乏足够的分量，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的斗争并非是与他的反对派，而是和他自己。……”
[8]赫鲁晓夫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种矛盾：“一些同志”也许会问：“我们真的应该如此着急地取消税收并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吗？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国家的防卫能力？”
[9]普里斯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在1994年12月布朗大学的赫鲁晓夫百年纪念会议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于1960年5月6日的《真理报》第5版上。然而，赫鲁晓夫还有一个感到不平的事情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他最多只能在巴黎的首脑会晤期间呆上一个星期，赫鲁晓夫的儿子说，他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声明看作对他个人的“侮辱与羞辱”，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说他在此前还要在葡萄牙与反对共产主义的独裁者萨拉查进行会晤。
[10]赫鲁晓夫“特别生气，心情很糟”，不过起初在命令将马里克解职并开除出党后，他还在外交部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里让马里克进行公开的申诉，这位深感后悔的罪人喊道：“同志们，我以前从来没有泄露过国家机密”，他的同事们想努力控制住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11]汤普森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披露了他与苏联军方的这一联系。苏联军方暗示的本意是想让汤普森冷静下来，因此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反应。
[12]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评论是否会增加苏联与美国的紧张局势感到十分担忧，记者与他们西方报社的电话联系被苏联审查人员取消了24小时，苏联接着公布了记者招待会的正式记录，其中赫鲁晓夫的评论是他对美国总统批准U-2飞机飞行感到“震惊”，并由此改变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
[13]毫不奇怪，美国人对赫鲁晓夫是否想继续举行巴黎首脑会晤也不敢确定。中央情报局的动态情报科认为他想继续举行，而汤普森大使认为他不想。
[14]这些内容来自5月15日下午4点30分在英国大使馆英国首相与赫鲁晓夫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以及1960年5月14-1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英国、苏联和美国政府首脑会晤以及其他相关会谈的记录。
[15]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所有各方都能接受侦察卫星作为一种具有与间谍飞行同样情报搜集功能的事实。这不仅可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间谍飞行丑闻，而且它还可以为东西方提供信息，使双方对各自的军事能力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16]赫鲁晓夫揣测与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让人不敢恭维。他对麦克米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完全误解了戴高乐的想法，他认为这位法国总统“对会谈的破裂比麦克米伦要失望得多。这可能是由于他原来抱有更大的希望和期待。我并不能肯定。我只是根据观察他们面部表情所得到的印象而得出这样的判断的”。
[17]“如果赫鲁晓夫干脆没有来巴黎，”吉耶夫斯基回忆说：“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当他来到巴黎，投下他的“重磅炸弹”后，“与我的外交同事们一样，我也感到很困惑”。
[18]虽然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对某些问题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但他仍然显得会致力于签署德国和平协议。
[19]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回顾了更多更不礼貌的用词。
[20]源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2月29日给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信件。
[21]德柳辛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22]在准备11月会议期间，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未直接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攻击，对此邓小平进行了反击，他指责说赫鲁晓夫很显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就像他一贯表现的那样”。邓小平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轻蔑地发表看法说，要想保持和平，共产党人就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阵营，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23]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
[24]1960年9月9日至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表现作了生动的描述。
[25]根据1960年10月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O.威尔考克斯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脱下了他的鞋子，但没有在桌子上敲打。
[26]在为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Polyansky）称联合国大会上的皮鞋事件是“有失体面的，而他仍然认为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27]作者对乔治·科尔年科的采访。数年后，赫鲁晓夫回忆了当时对他的提议唱反调的人以及他对他们的反应：“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试图说服我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些对我们友好的人也坚持说联合国有三位领导人就会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但是我确信我是对的，并热心地促使这个想法为人们所接受。”
[28]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之间的会谈发生于1960年9月29日与10月4日。
[29]这段对话请参照《赫鲁晓夫在纽约》，第165-184页。作者曾在纽约市的电视广播博物馆看到一本关于这一电视节目的带子。赫鲁晓夫机敏的翻译维克多·苏哈德耶夫事先认为他应该将索斯金德在赫鲁晓夫作了一番例行的宣传后所说的话翻译成“多此一举”，但是迫于现场直播的压力，他照字面意思翻译了，结果惹得赫鲁晓夫大发脾气。索斯金德当时表示了歉意，赫鲁晓夫在节目的最后也表示了歉意，他希望他没有“冒犯”这位东道主。
[30]亲耳聆听过这段对话，并向作者提供素材来源的苏联人不希望披露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