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一个原因，对于我们温州人来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抄底。
尽管彼时的迪拜刚刚经历过债务危机，而且有一些债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由于政府新出台的政策，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被誉为“海湾明珠”的地区，并且拥有一系列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及奢华的大规模建设的海湾中心，迟早会由于其地理位置及优越的硬件设施再度受到人们的欢迎，重新繁荣起来。基于这个美好的明天，今天的投资也是值得的。
简言之，我认为，迪拜今天的经济虽然是萎靡的，但未来的明天注定是辉煌的，温州人宁愿在迪拜最不景气的时候投资迪拜，将来换取数倍的利润。
当然，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向来不畏风险的温州人早练就了一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除了投资迪拜楼，很多温州老板还试着投资迪拜的其他领域，如房产、电视台、按摩器，等等各个行业和领域，避免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众所周知，最美好的投资项目，莫过于一人独占，垄断市场。即使不能做到完全垄断，也要保证竞争者最少，自己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不容易出现，投资者很难拥有这样“一人独大”的机会，尤其是在法制健全、市场成熟的情况下，独占市场的几率非常小。但凡某个行业或领域被人发现存在丰厚的利润，投资者很快涌上去抢一杯羹，个人很难独占利润。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当市场出现缺口，或者经济出现某种漏洞，“一人独大”的机会就很容易抓住。
打比方说，由于2011年日本9.0级的大地震引发了核危机，人们为了防辐射偏听谣言将食盐抢购一空。如果国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件事，那么盐市就成了一个缺口。如果谁站出来说，我这里有几吨食盐卖。那么即使他卖20块钱一袋，我相信也会有市民出来抢购，卖食盐者就“一人独大”，控制了盐市。
而这个卖食盐者，肯定不是在盐断货的情况下购进的几吨食盐，而是在这场危机之前，在盐最不被众人看中的时候，与现在的盐价对比来说是“最底”的时候。他这种行为，说得高尚一些，就是一种“抄底”行为。
一边是价格的“最底”，另一边是独占市场一人独大，这其中的利润，显然是所有市场竞争中利润最大的一种投资。这种一口吞下大部分利润的投资方式，向来是温州人所追求的。
但像迪拜危机此类的投资行为，对温州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所以一旦看见此类机会，即使冒着巨大的危险，也要顶上去试一试。可是，抄底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向来视最大利润为生命的温州人，是怎样运用抄底思维的呢？
放眼全球！努力让自己成为市场的第一发现者！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跑下南方寻找机遇，温州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涌向北方、西北，于是今天的北京城里有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村”，西北有了温州的“炒油团”。
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慢慢尝试成为个体户、投资小生意时，温州人却大胆地杀向了还未，于是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始有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人开始有“中国犹太人”之称。
温州人这种异于国人的投资思维，其实都是“抄底”思维的巧妙运用。
对于北方，尤其是中国西北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战略位置没那么重要，因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看重，广东、深圳等地成为投资者抢夺的市场。温州却毫不在意西北的贫穷与落后，反而尝试着在宁夏投资小生意，不畏艰难地从事着最不起眼的小生意，如纽扣、电器、商标、小玩具等。不仅仅是宁夏，温州人对云、贵、川、桂、青、新、藏、宁、内蒙等战略位置不那么重要的小城市、边陲，都有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很不起眼，但到了2000年，国家一声令下，举国“西部大开发”，西部市场一时间抢手馍馍。早已经在这里“抄底”的温州老板们，作为市场的第一批发现者，自然比别人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在海外市场的投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温州人作为最早将中国文化、中国特产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自然比后到国外投资市场的中国人更了解市场，更明白国外市场的需求，自然也更容易被外国佬所看重。所以，今天的巴黎有一条街叫“温州街”，中国别的城市暂时缺没有这个“殊荣”。
这种首先走出去、首先放眼全球的温州式投资，虽然不像投资迪拜楼那样明显的“抄底”，但与后来者相比，由于抢先发现了市场，获利自然更多一些，因此也可以称作一种抄底。
在股市中，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才是“最便宜”、“最底”，很难做出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但对温州人来说，抄底思维确实一种可掌控的东西。温州式的抄底，我这样归纳：
大家不以为然的投资、暂时没有发现的投资，都属于“最便宜”、“最底”，第一个投资这种项目的人，就是在抄底，就是获取利润最大的那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解释了温州人为什么敢于冒险、敢于全世界到处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争当第一人，尽力实现“一人独大”。
钟情于品牌投资
今天，温州在国际上已经拥有多个品牌美誉，如被誉为中国品牌城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小水电之乡、中国泵阀之乡、中国印刷城、中国电器城、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不锈钢无缝管生产基地、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锻造产业基地、中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等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上百个美誉，都足以说明温州品牌的成绩，说明品牌对温州企业的意义。
温州人不仅在国际上打响了自己的品牌，还试图通过收购国际知名企业的方式来快速地实现温州品牌的崛起。
2009年初，温州平阳人叶茂西以中国经贸代表的身份跟随温家宝总理访英，了解到英国的Propeller电视台因为金融危机不能再获得政府资助，急需战略投资人。Propeller电视台已经在欧洲数十个国家落地，2009年初还在意大利威尼斯获得“全欧洲最佳卫视电影频道”奖项。叶茂西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当时就以西京集团负责人的身份与该电视台达成初步收购意向。经过半年多的洽谈和磋商，他终于成功并收购了Propeller电视台，使之成为中国人首次收购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台。而且并购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凭着Propeller电视台原有的优势及叶茂西的经营，到2010年底的时候，Propeller电视台已经入户1000万英国家庭、覆盖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叶茂西还打算继续推广它，使之成为进入美国、进入中东和非洲，成为全世界性的电视台。
像叶茂西这样通过并购国际知名企业来打造自己品牌的温州商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潮流。2010年，温州的服装、鞋业等一些企业的老板，还特意前往意大利考察品牌，商谈洽购事宜。此外，温州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老板，对于国际一线二线品牌，也都纷纷表示出并购、收购的意向。
我认为，温州之所以走成为民资海外收购潮盛行的区域，与温州政府的积极鼓励是分不开的。温州政府明确规定：对于境外收购、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网点、专卖店等投资项目，温州政府会给予5000元至15万元不等的奖励。数额虽然不大，但却表明了态度，温州民企海外并购的步伐因此加快。
创建自己的品牌也好，收购国外知名品牌也好，实际上都是温州企业走出国门的一个过程，是温州人全球战略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对于温州商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新的突破，更是新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温州企业从此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然而，温州人现有的成绩并不是我要讲述的重点，重点是，温州人是怎样创造了这样成绩。不了解温州企业历史的人，很难想象温州人今天的成绩是从一片骂声中获得的。
20世纪80年代，温州鞋的质量很差，有些消费者投诉，温州鞋穿了不到一个月甚至不到一周，就无法再穿了。杭州市消协和新天龙商厦经常接到人们这样的投诉。于是1987年8月8日，新天龙商厦就将本大厦所有销售的温州鞋都拿到武林门广场，然后一把大火烧掉，引得杭州上千围观群众者的叫好。这就是温州企业史上臭名昭著的“武林门事件”。
“武林门事件”对温州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接着，全国各地的城市纷纷效仿，武汉、重庆、大连等地也跟着举行了烧毁温州鞋的“仪式”，深受其害的消费者莫不围观叫好。很快，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拒绝再进货温州鞋，各地的商场为了安抚消费者，干脆在自己大厦或店门上挂上一个牌子：“本大厦（店）无温州鞋”，有的人甚至直接表示：“本店无温州货”。也就是说，不仅仅温州鞋，温州的其他商品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由于“武林门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温州的私企一下子近乎经历了一场地震。不仅是温州鞋业，温州的其他产品，也都面临着被整顿、被销毁的局面，如温州的低压电器也遭遇了鞋业一样的命运，因为质量不合格被国家整顿、被销售者销毁。
这件事之后，温州市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温州老板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开始寻找一种长盛不衰的经营模式，温州人首次开始有了懵懵懂懂的品牌意识。
实际上，而在此之前，温州人没有一丁点的品牌意识，甚至没有自己的产业优势。以低压电器为例，温州的低压电器是这样造出来的：买来一个销路比较好的低压电器，拆开来研究，然后模仿者制造。制造工程非常简单，看到人家的电器中零件是什么形状的，就做出一个什么形状的零件；看到人家电器中的零件是什么材质的，就找来相同的材质来制造。至于这些材料、形状有什么参数，完全不顾，只是一种视力范围内的“依葫芦画瓢”。这样造出来的低压电器，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又怎么可能不被消费者拒绝、不被国家整顿呢？
“武林门事件”，一方面让温州人意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让温州人见识到名声对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关系。这件不光彩的经历让温州人意识到：若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提高自己企业的美誉度，让自己的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口碑。这既是销售市场的需要，更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保障。
温州人提高企业美誉度的方式有很多，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积极参与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