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在武汉一家新材料厂工作，工厂位于武昌郊外的江夏区，虽然偏了点，但厂里有职工宿舍，里面空调热水器等设施一应俱全，还不收房租。我对工作很满意，老爸左玉明素来仰慕黄鹤楼，因此我一安顿下来，便请他来武汉玩。
从汨罗到武汉，并不远，火车很顺畅。但左玉明先坐车到长沙，在火宫殿里吃了臭豆腐，用手机拍下了毛主席为臭豆腐做的巨猛广告“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又跑到湖南电视台门口，想看看能否偶遇一位“超女”，希望破灭后，才跑到长沙火车站，来到了武汉。
从武昌火车站出来，他坐903公交车，售票员问清了他要到的地方后，说：“票价三块钱！”他惊讶地说：“啊？三块啊，长沙的公交车都是一块钱的。”售票员没理他，又继续收下一个乘客的票了。为此，左玉明对武汉的印象很不好，但等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武汉可真大，这三块钱票价不冤！”
当他来到我们工厂后，并无欣喜之情。他一个劲地说：“这地方太偏了，将来结婚生孩子了，小孩子上学是个问题！”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结婚生子对我来说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因此我说：“爸，你的眼光也忒远了，我结婚早着呢。”
“那也得考虑房子啊”左玉明很坚决地说，“无论如何，有所房子，就有根了；没有房子，人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随处飘荡！”
左玉明的意思，是让我尽快买房。而且，不能在郊区买，要买，就在交通便利的市里买，按他的说法，“最起码得三环以内”。我住着厂里的免费宿舍，正滋润着呢，从未想过自己要有房子，于是便说：“我没钱，不买！我可听说了，房奴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再说了，我想当房奴也当不上啊，我连首付钱也凑不够！”
左玉明眨眨眼睛说：“你有一万块钱没？我来时可看到广告了，‘首付一万八，拥有一个三居家’，我瞅了瞅，那地方不错，比你这里繁华多了，有商场有学校的……”
真没想到，左玉明坐公交的功夫，就浏览了一路的房地产广告。我觉得房价太贵，买房的话就沦为“啃老族”，左玉明反驳说：“‘啃老’怎么了？买了房子，我跟你妈妈以后就可以常来武汉住了，我们投资点也是应该点，再说，你现在不啃老，将来没房子，我跟你妈岂不是要为你担心……”
按左玉明的说法，如果我现在不啃老，那么他和妈妈就会因为我没房子而不敢来武汉，虽然宿舍是我一个人住的，可毕竟是厂里的房子，人家说出点什么，不管乐不乐意，咱都得听着。为了给爸妈一个安心的住处，“也为了好找媳妇，现在的女孩眼光都贼着呢，你没房子，鬼才嫁你！”。既然左玉明对“啃老”没什么意见，我也就不客气了，大大咧咧地说：“爸，那你把棺材本拿出来替我付首付吧，我以后有钱了再还你！”
“不用还！”左玉明很有豪气地说，“这房子算是我投资的，以后我跟你妈来了，你媳妇就没理由赶我们走了。”
左玉明说干就干，他随身带着银行卡，打电话给我妈：“光斗要买房，你把咱的存款存到我邮政卡里！”
妈在那里嘟囔：“存款是三年期的，还有仨月就到期了，这时候取多吃亏啊！”
我在一旁一听连忙说：“爸，不急，你跟我妈攒钱也不容易……”
左玉明很坚决地说：“取出来，利息能有几个钱？”
我能想象得到那边我妈的表情，她精打细算惯了，手里有一毛钱就就赶紧存银行里，她的理论是，钱在自己手里不能生仔，在银行里能生。所以，当说一不二的左玉明让她拿出定期存款时，她的反抗形式表现为嘟囔：“房子那么贵，一套几十万，在家三四万块钱就能盖所楼了……”
不管怎样，当我和左玉明选好房子交了首付后，我神奇地在武汉拥有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2005年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刚起步，房价还处于两千多一平米的时候，到了2007年，我买的房子房价已经升到了六千多一平米。我发现，原先被我视作梦魇的“房奴”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收入在增加，加上因为是“房奴”了就注意着节约，所以银行的钱还起来很快，最后发现那根本不是负担，反而是种甜蜜：毕竟，在这个大城市里，我有了一处栖身之所了。
房子的装修是左玉明一手操办的。其实，左玉明并不是个闲人，他在汨罗有自己的事业：粮油店。但是他声称自己有经验，所以跑来武汉给我装修房子。左玉明在装修房子方面的确很有热情，在汨罗县城中学做老师的大姐，在湘潭工作的二姐，两个人的房子装修都是左玉明监督施工的。异曲同工的是，她们买房子时，也是犹豫不决，左玉明帮她们买了房，理由和我的一样：“这房算是我投资的，以后我跟你妈住就有理由了”。
房子装修好后，很漂亮。左玉明很得意，非让大姐二姐和妈妈来武汉，欣赏一下他的作品。妈妈关了粮油店，大姐二姐带着孩子，来到了武汉，一家人在武汉团聚了。在新房里，妈妈和二姐在厨房里做饭，大姐抱着孩子在阳台上玩，左玉明和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看着这一切，真切地感受到了“家”的味道。这一刻，我理解了左玉明为什么对房子感情如此之深了。
记得小时候，左玉明在农村学校做民办老师，后来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了县里，我们全家也跟着到了县里，学校给我们分了一间宿舍，不到二十平米，一家人挤得很，按说左玉明也算是生财有道，做教师有份稳定收入，他还动脑筋走了走关系，在学校门口开了个小卖部，赚学生的零花钱。即便如此，对付我们姐弟几个的学费，左玉明还是捉襟见肘。那时姐姐考上了一所大学，是自费，那时候大学还大多是公费，上学只需要很少的钱，而自费生则不一样了，学费很多。很多人劝大姐放弃，大姐也表示愿意放弃，并收拾好行李准备到广州打工，但左玉明则坚决让大姐去上学，并表示砸锅卖铁也要送她上学。
说起这段往事，左玉明笑笑说：“如果是你，我会让你去广州打工，但是你姐不行，她是女孩，女孩上上大学，将来有个体面的工作，能嫁个好人家……”
大姐上大学，二姐上高三，我也上了高一，左玉明一边忙生意，一边忙借钱。他借了很多人的钱，每次借钱，妈妈都恐惧得愁眉苦脸：塌下的窟窿这么多，啥时候能还上啊？左玉明则不在乎地说：“钱是王八蛋，花了才体现价值，现在咱借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愁啥？”
借的钱都有利息，比银行利息要高一点，当时我也不理解左玉明的行为，觉得大姐应该复读，后来才明白了，他对儿女们知根知底，他明白大姐的资质，就是复读也很难有所突破，而那个上大学的机会一旦失去，就会让大姐失去很多东西。
由于没钱，我们一家人在那个黑暗的小屋里住了很多年。我高三那年，左玉明和校长有了冲突，由于他是合同制教师，所以他被校长开了，被勒令搬离小屋。那个破败的小屋，也不属于我们，搬家那天，下着雨，我们一家人心情晦暗，左玉明恨恨地安慰哭泣的妈妈说：“别怕，我一定会买房子，以后谁也不会赶咱们走。”
被人驱赶的事情我早已忘记，但左玉明却记忆深刻。为了在县城买一所房子，他把小卖部让妈妈一个人照看，自己南下广州打工，后来几年，他的脚步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都停留过，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城市的房价如何腾飞。因此，他手里有了点钱后，就赶紧回到县城，买了一块地，自己找施工队，建了所楼房，然后用开了家粮油店，做起了生意。我大学四年，他只提供我学费，生活费则让我自己赚，我以为家里刚盖了房子没钱，现在才知道，这些钱都被左玉明用来投资了。
左玉明得意地跟我分析说：“三仔，你小时候记不记得，镇上的米粉多少钱一碗？”
“两毛”我说，“摊主还送个芝麻烧饼呢！”
左玉明又说，“现在，镇上的米粉最便宜的也都两块五了，味道还不怎么好吃，连肉都没有。当时的十块钱，能买50碗米粉，如果存到银行，到现在，就算有20块钱吧，却只能买10碗米粉。你看看，钱永远在贬值，我借别人的钱供儿女上学，你大姐大学毕业，在一中教书，现在是中教一级，工资每月三千块，半年的工资就抵得上所有费用了，我这笔投资划算不？你二姐和你也一样！还有这房子，我当初是吃够了房子的苦，所以你们一毕业，我就让你们买房，人有了房子，就不怕别人赶了。”
我笑起来，“我还以为你在房地产商有什么高明见解呢，我同学都说，你老爸真厉害，居然预测到房价飞涨，趁房价腾飞之际，火速买下了房……”
左玉明得意地笑了起来，“在我的投资中，教育投资是第一位的，最划算；其二就是资产投资，为儿女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你们工作生活都顺利了，我跟你妈才活得有滋味！”
说罢，左玉明起身，到阳台上，跟外甥逗玩。一会儿，家里的电话响了，大姐夫来电话，跟左玉明道歉，说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武汉；一会儿，二姐夫也来了的，说的也是同样道歉的话。他们两个对左玉明很尊重，我听着左玉明爽朗的笑声，看着妈妈一脸开心地和二姐说笑，竟情不自禁地哭了：左玉明的“前卫”理财，让我们一家人受益，但这一切的背后，他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啊……